被遗忘的天才儿子：翻译家金晓宇故事的另一个真相

编者按：2022年1月，一位八十多岁父亲的自述文《我们的天才儿子》刷屏。此后连着多日，距离西湖四公里远的一个老旧小区里来了许多人。久别的人、陌生的人，亲戚、同学、老师、记者，还有领导和作家。

他们冒着大雪前来。一些人激动地得知，二十多年前自己曾为之惋惜、震惊、悲痛于其自戕的少年金晓宇，原来还活着，甚至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许多。

他停在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1990年代。这个家庭与社会隔绝多年了。

多年来，一对知识分子父母许多次试图从命运的深渊里打捞起儿子，希望他能过上某种社会化的生活，又一次次失败。他们不得不把儿子“养在家里”，又恐惧他被世界遗忘。直到生命的尽头，故事被和盘讲出，救赎得以完成。

在关于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故事里，常见的叙事是父母的某种特质加剧了孩子的不幸，譬如遗传，譬如严苛。而关于金晓宇故事的追溯能让人看清另一个真相，一些坚强的父母，究其一生都在默默承受命运的反噬。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那个叫金晓宇的学生已经死了。在1990年代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用安眠药和白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初中班主任陈丽清最后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大约是在2000年。那次，学生们把老师请到西湖边一个私人会所里，屋外绿柳低垂。上菜前夕，学生们闲聊说起，那个颇有天赋、右眼球偏斜、常年穿一件花色T恤的男孩，已在上个世纪陨灭。

金晓宇自杀的消息，就这样在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友中流传近三十年，直到2022年1月17日。一篇《杭州日报》的自述文章，让金晓宇“复活”。这篇自述的最早版本，出自其父金性勇之手。

事实上，金晓宇自杀过几次，分别被父母救下。第一次，母亲曹美藻发现儿子服用安眠药后及时送医。最后一次，他试图用皮带上吊，皮带中途裂开，金性勇听到声响。那之后，金晓宇决定像大多数人一样，不再迫切地迎接死亡。

但在父母眼中，儿子显然在经历另一种形式的消逝。在同学们对他的死亡惋惜的那些年，金晓宇辗转于工厂、书店，将大把的闲暇时光花在湖墅南路上的一家茶楼。

被世界遗忘才是一个孩子最残酷的命运。2021年冬天，86岁的金性勇刚在殡仪馆处理完太太曹美藻的遗体。在一个忽感命运终究不由自己掌握的时刻，他担心当自己也离去，那他年近五十、掌握多门外语、已翻译17部著作，却受双相障碍疾病侵扰的天才儿子，终将被世界遗忘。这位老人决定说出自己的故事，向世人宣告金晓宇的存在。

1960年代，金性勇和曹美藻分别毕业于名校，随后进入科研院所。这样的中国父母对所处的时代一清二楚，他们拥有成功的机遇，知道如何出人头地，也懂得在低谷期隐忍不发。这样的父母真正无法直视的是，孩子们，那些由自己赋予生命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跌入生活的深渊，而自己健在，且不知疲倦地见证一切。

40年来，夫妻俩一次次试图从深渊中打捞起儿子。随着妻子去世，这位父亲更加孤勇了。公开儿子的故事后，金性勇接纳所有的拜访，在老人机上敲出所有问候短信的回复，并靠服用速效救心丸来支撑媒体高强度的提问。

作为父亲的他，或许是最后一次打捞可怜又聪明的儿子了。近四十年时间里，金性勇都被某种不安萦绕——为儿子所做的事，究竟会让儿子的病情变好，还是变坏。

1984年秋天，杭州高级中学初一开学过去了一两个月，一对穿着得体的夫妇把自己的儿子带到了英语老师陈丽清面前。这所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五年的中学，曾是徐志摩、丰子恺、李兰娟的母校。

丈夫英气十足，穿着干练，茂密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左边。妻子留着端庄的卷发，架着一副无边框眼镜，说话轻柔。“典型的知识分子”，聊天中陈丽清得知，二人是民生药厂的工程师，刚从天津调回杭州。

男孩在天津读的也是重点中学。“文文静静，话不多，还有个哥哥，转到了高中部”，唯一有点奇怪的是，“小孩看人时，右眼有点斜视”。

这是一对体面的知识分子夫妇。他们在浙江桐乡共同度过了少年时光，金性勇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曹美藻的父母分别是中小学老师。1957年，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曹美藻进入南京大学化学系，金性勇则考入上海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毕业后，妻子跟随丈夫到了天津，进入原化工部直属的天津化工研究院。

丈夫的工作是收集国外药品信息，用于生产仿制药。那个年代的中国医药工业薄弱，这样的工作体面且荣耀。1988年，他曾在北京参加一个关于儿童营养的研讨会，会后，与会者还得以参观了中南海的一隅。

回到浙江，在金性勇的自述中是无奈之举——在天津，小儿子承受了“无尽的痛苦”，一只眼睛受伤，从此失去视力。

但在杭州，金性勇的事业进入鼎盛期。一条1987年刊载于《铁道医学》杂志的医药信息记录了民生药厂的辉煌，拥有2300多名员工，年产700吨原料药，70%以上出口，销至欧美亚非拉。几年后，他又作为一个海外项目的副主任被派驻泰国。

在一些人眼中，有着江南大家闺秀气质的曹美藻，比丈夫更加优秀。

1989年向民盟提交入会申请时，这个来自书香门第的女人，已经掌握了英语和日语两门外语，发表了三篇论文，出版一本著作。她和丈夫为出版社合译过关于催化剂的书籍；参与的氧化锶载体研究，获得原化工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这样的人无疑对孩子的教育尤为关注。老年的金性勇仍能说出，妻子的密友刘蕊晶拥有一个怎样聪明的女儿，“别人在旁边说话，吵吵闹闹，小女孩定力很好，能一个人好好看书。”

后来，那个女孩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后的职位。

而那个身材清瘦、一口儿化音的男孩，进入杭高后不算显眼，即便看起来有些斜视。初中同学们从不知道金晓宇有一只失明的右眼，同学钟辉直到看到金性勇的自述文，才怀疑当年的体检，学校做了保密工作。

他们最记得的是，金晓宇入学后不久，一位在课上看大学微积分教材的“第一名”被老师灭了威风。“班里有了金晓宇，这下‘第一名’可有对手了。”

若干年后，“第一名”已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

那个文静的男孩，在踢球、打趣和解出最难的数学题时颇具自信。尽管右眼受伤，初中的金晓宇成绩始终拔尖，夫妇两人像所有知识分子父母一样，仍然希望“他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金晓宇没能如父母所愿。准确地说，高二的某天，他忽然决定不上学了。接着出现暴力行为，砸坏了家里的冰箱。

金性勇人在国外，曹美藻叫来同事张景辉帮忙，一起把儿子送去医院精神科。

这一幕在金晓宇日后的讲述中并不存在，他记得自己高中还没犯病，也没到精神病院。

金性勇记忆中，金晓宇第一次去杭州七院，就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根据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这个疾病的终身患病率为2.4%，病因与遗传、生物和心理因素相关。在某些研究中，哪怕睡眠周期中断也会产生影响。

张景辉后来很多次被喊到金家，“做思想工作”——用金晓宇姑妈的话说，这是“思想毛病”。被喊来的人有同事，还有高中班主任吴思杰。这可能是当时金晓宇最反感的事情，他说母亲“能量大得很，絮絮叨叨很烦”。

1989年，高三时，金晓宇回到学校，陈丽清又成了他的班主任。

没人知道他此前经历了什么。金晓宇旷课之后，关系要好的同学林默然（化名）渐渐与这位昔日好友失去联系，“那时候小孩子太单纯，同学不来上课，联系就少了。”再度在校园里碰面，对方的体型仿佛一下子膨胀开了，“脸看着很浮肿。”林默然三十多年后如梦方醒，“或许是药物的副作用。”

经历了没有异动的高三后，陈丽清还记得，金晓宇“在1990年毕业，听说考杭州大学人家不要”。

在金晓宇的自述中，他复读了一次。在此过程中，父亲托同事，在风扇厂为他谋得一份给塑料机壳打孔的工作。“让他多接触社会”。

看到一个工友的手套被卷进去，手指差点断成两截，金晓宇吓坏了。

高三毕业后的一个暑假，金晓宇找过陈丽清。

金晓宇称，自己的档案中记载了高二时曾旷课，这导致分数达标的他，被杭州大学拒绝，父亲让他找陈丽清，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金性勇否认。多年前就接受命运的金性勇，面对儿子无学可上的困境，显得颇为淡然。“旷课是事实啊，老师写的没有错。只是说，水平高一点的，可能会把这件事说得委婉一些。”

但关于金晓宇来的那天，陈丽清记得，完全没聊到档案的事。“那次来找我，我也很吃惊。晓宇聊了聊自己的生活，我也问了一下他的近况。”

师生二人的记忆只在一个细节上保持了一致。陈丽清记得太清楚了，这个自己教过四年的学生，那天带来了一条牙膏。

金晓宇解释，那条牙膏是他刮奖抽中的，“顺便拿给了老师”。

陈丽清并不知道牙膏对于金晓宇的意义，近乎一个神圣仪式的祭品。50岁的金晓宇至今保持着饭后刷牙的习惯，在那几分钟里，他盯着眼前发黄的墙壁，整个屋子静默不语，偶尔，水流撞击由水泥、白石子浇灌而成的洗手台，发出清脆的声音。那时，任何人搭话，都无法得到回应。

1990年代最后几年，听说金晓宇已经自杀，陈丽清惊愕且悲痛。从时间上推算，金晓宇自杀的时间，在那次拜访之后一两年。

她想，如果早一点看出金晓宇心理的问题，有及时的干预，他的生活还会这么苦吗？

一切都是因为眼睛。金性勇坚信，当那个充满胶状物质的球体被一根铅笔穿破，厄运就穴居于此了。

1978年，金晓宇六岁，一家人挤在天津化工研究院15平方米的宿舍里。一天，邻居小孩掏出了玩具枪，金晓宇并不畏惧，当枪里射出的不是纸团而是铅笔时，他甚至没有躲开。他的哥哥、九岁的金晓天就在附近，金晓宇被一种难以描述的安全感保护着。

铅笔刺碎了右眼的晶体，很疼，没有流血。哥哥嘱咐他：“不要告诉爸爸妈妈，过一夜就好了。”金晓宇听从了。

第二天一早，曹美藻发现儿子受伤。六岁的金晓宇，先做了晶体摘除手术，后来“怕做得不干净”，又转到北京友谊医院。

刘蕊晶当时也在天津，两个家庭关系亲密。刘蕊晶的丈夫记得，“晓宇的眼睛受伤后，金家人没找邻居闹过，静悄悄的。”

儿子受伤，失去右眼视力。这个父亲相信命运了。

相信命运能让人从悲痛中解脱，但生活从此多了一丝听之任之的无奈。“闹又能如何呢？”在天津工作时，金性勇最尊敬一位同事，“教会学校出来的，英语好，提携后辈，任何不懂的问题，都可以找那位史先生。”史先生比他年长二十来岁，在特殊时期，即便遭受了痛苦，“从来不说，一直到老，他从来都是微笑的、沉默的。”

金性勇坚信，儿子命运的改变源于这次受伤。

他记得，受伤前，金晓宇深受天津浓厚的曲艺文化影响，有股幽默劲，乐观又顽皮。上课时，他举手发言，公然宣告“前面的同学放屁太臭了”，金性勇因此被老师叫到学校。自述中，金性勇回忆，眼睛受伤后，儿子反过来安慰父母“没事”。

实际上，在那个六岁男孩的头脑中，一个锐利、冰冷却无法准确表达的概念缓缓形成。此后至今，但凡有人显露“邻居小孩”的某些特质，金晓宇都要远远躲开。

日后在从事翻译工作时，他从一本生物学小说中找到了这个概念——天敌。

自精神病学诞生以来，与大脑生物学相对立的另一派，关注的是经历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流派被多伦多大学教授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称为“浪漫主义的精神病学”。但谈到金晓宇的右眼，几位中学同学都不相信，那是致命原因。甚至，没人发觉他右眼失明。

林默然多年后回忆起来，会意识到高一时的金晓宇已经有些“把握不了度”。譬如，他踢球技术一般，却很猛，有时还会做出一些莫名的行为，“球场上同学打闹，他第一时间冲过去，把人拉开。但随后又把队友紧紧抱住，让对方的人来打。”

如今的林默然，是杭州某高校博导，看到自述文后，他搜集了能买到的所有金晓宇的译著，他相信，只有先知道好朋友在翻译什么，再度重逢时才有话可说。

与右眼相比，同学们记忆中的金晓宇对另一样东西充满执念——1988年，高一的金晓宇，曾立志成为“第二个聂卫平”。

那几年，中国社会掀起“围棋热”。聂卫平与日本“终身棋圣”藤泽秀行长达七个多小时的决战结束，据《国家人文历史》的一篇文章记载，聂卫平获胜后，“体育馆外有人放起了鞭炮”“北京多所高校的大学生涌上街头，彻夜狂欢”。

1988年，聂卫平被授予“棋圣”称号。

胜负恐怕是少年心中最执著的事。林默然记得清楚，33年前的金晓宇赢遍了学校的各大高手，然后终于碰上一位“天敌”。

那位同学在校园中尤为醒目，他走路是歪的，有时头也是歪的。林默然隐约记得，那次对弈，金晓宇落败。

金晓宇旷课时，班主任吴思杰骑着单车来到金家，“一问才知道，是迷上了围棋”。

17岁的青春期大部分都被消磨在西湖边。彼时，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前身还是西湖东边的一间棋室。挤在棋室里的中青年，下“带彩”的围棋——通常以一两块钱为赌资，金晓宇抱怨过，“交了不少学费。”

父母也曾为他找到一个围棋老师，而对方回答，“现在开始练太晚了。”

很快，金晓宇便表示对围棋失去兴趣了，“不管怎样都达不到职业棋手的水平。”

一切又似乎早有预兆。

1983年，哈佛大学教授凯蒂（Seymour Kety）着手了一个在精神病学史中赫赫有名的研究项目：丹麦领养子女研究。这位教授对哥本哈根5483个领养家庭调查后发现，“遗传因素在传播精神分裂症方面非常重要。”

金晓宇从未见过的外公死于自杀。“美藻的父亲最后一段时间里，变得郁郁寡欢。”有一个场景在金性勇脑海中飘浮多年：自杀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曹美藻的父亲在月色下弹奏凤凰琴，幽怨地唱起了《满江红》。这首悲壮之词，被认为出自宋代将领岳飞之手。

在金晓宇口中，自己小学时就“有些抑郁，不想上学”。金性勇后来认为，大儿子金晓天“也可能有一些抑郁”。这位父亲的语气充满悔意，“当时没有特别注意”。

在一些有病孩的富足家庭里，父母的关注集中于病孩身上，健康的孩子往往被忽视。至少在金家这个60平方米的老旧公寓里，金晓宇拥有了光线最好的卧室，而母亲常说，“哥哥要照顾弟弟”。

金晓宇自称一直沉浸在被哥哥保护的安全感中，这成了同学们的疑问，“在校园里，没有人见到两兄弟走在一起”。哥哥的同学也知道他有一个弟弟，但“不知道确切是谁”。

哥哥的关爱最起码持续到1998年。那时，复旦大学毕业的金晓天辞去国内稳定的工作，到了澳洲，一边做清洁工，一边念MBA。在一封当年的信里，金晓天对自己在国外工作受的苦一笔带过：“不管什么工作，都得保留一份……又没有人依靠，如果稍有不如意辞职的话，还混不混了？”这位独自打拼的哥哥用更长的段落向弟弟说起他学英语的心得、澳洲海边的美景，以及如何给电脑杀毒。

从信件中无法判断，哥哥是否知道，生活在体面家庭里的弟弟，已经经历过数次自杀，成为校友中流传的“死掉的学生”。

兄弟俩的关系渐渐疏远。弟弟被父母“养在家里”后，金晓天让他用电脑下载软件，转发广告，获取佣金。金晓宇不愿，在哥哥曾经的卧室门上写下“挺不情愿的”五个字。哥哥又让弟弟把一些PDF文章转化为WORD，“一篇可以赚500元”。金晓宇曾说，“钱再多也没这个时间。”

金性勇很少讲述大儿子的故事。这位远在国外的大儿子也许希望自己被遗忘，他最后一次出现，大约是在2015年。此后，便与自己的高中同学，以及家庭基本失去了联系。

在金晓宇被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年代，精神病学的研究发生着转向。

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以康复部主任助理的身份进入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启了他的参与式观察。

戈夫曼从公共秩序的角度理解精神病的本质，在他看来，精神病即“无法遵守面对面互动的行为规范”，而所谓的疯癫行为，是“由于宣称者与病人所处情境之间的社会距离导致的，而并不主要是精神疾病本身的产物”。换言之，精神病学认为精神病是生理性的，可以通过病人的行为判断，戈夫曼则觉得，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可以确知哪些情境不当的行为是疾病症状，哪些不是。

在这一前提下，戈夫曼对精神病机构的治疗意图提出挑战。他真正担心的，是那些“门外汉”医生经过辨别后对个体的污名化及一系列剥夺权利的影响。

戈夫曼的著作《收容所》出版后，美国启动了一场精神病院的去机构化运动。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家费恩（Gary Alan Fine）的数据，从1955年到1985年，公立精神病医院的住院人数从56万缩减至不到11万。

1980年，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为中国的精神病学带来新的视角。

当年，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来到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这曾是耶鲁的在华医学院，他希望能从文化层面审视神经衰弱和抑郁。

研究开始前，这位医学人类学翘楚就把抑郁性疾患看做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

凯博文考察了就诊的环境，并访谈了多名患者。他发现，那时的精神科，医生与病人的对话方式是家长式的、纯医学性的，并且，包括电疗、注射等治疗手段，都在屋子里公开进行，“高度公开的背景对谈论个人和社会问题有很大的限制”。

金晓宇记得自己高中没犯病，只是“心理上的问题”。但那时的治疗，充斥着强制、捆绑、电，以及“天敌”般的医院保安。

没有尝试过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干预，“完全没想到过这种治疗方式”，是金性勇的遗憾。

1980到1990年代多次带儿子到精神科治疗的金性勇，或许也被高度公开的氛围影响了。2022年1月底，在采访最为集中的那段时间，即便金晓宇就坐在身边，他仍然毫不避讳地谈论儿子的病情，仿佛儿子并不能理解眼下的谈话。

在中国的研究结束后，凯博文曾呼吁，“预防干预必须在那些出现严重问题、高危个体和家庭的学校、工作单位、邻里和社区展开。”

当年，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杨德森并不认同凯博文关于神经衰弱成因的看法，在凯博文的理解中，神经衰弱和社会环境关系密切。

不过，随着精神病学研究发展，研究者们更加重视后天因素了。

杨德森的弟子、现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亚松，近年尤为关注教养方式与病发之间的关系。

2017年4月到2019年11月，杜亚松等人抽样了某医院收治的62例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为对照组，在与35例上海市健康青少年的数据对比后发现，父亲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母亲偏爱等均为影响因素。

杜亚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的孩子父母，往往“人格也不太稳定”，“有过度的控制欲，在青春期，父母和孩子会有权力的争夺，并且，这样的父母容易对孩子做的事情进行非‘好’即‘坏’的判断。”

但，究竟是父母的某些特质诱发了双相情感障碍，还是因为孩子患病，导致父母表现出某种特质，杜亚松承认“并不是一个直线的因果关系”。“这次研究，只能呈现一个复杂的相关关系。而疾病对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又将涉及病耻感和污名化的问题。”

如今，在杜亚松的精神病诊疗中，对诱发因素的考量，已成为一个重要环节，“不再像以前，直接给病人开药。诱发因素对于后期的社会康复意义重大。”

时隔多年去追溯金晓宇的病因，只是在费力地填补一个时代的局限。但这样的追溯能让人看清另一个真相，当人们试图责备父母的某个特质加剧了孩子的不幸时，一些坚强的父母，究其一生都在默默承受命运的反噬。

“小车不倒只管推着走。”

金晓宇至今反复说起母亲这句话，以概括起自己的前半生，就这样被母亲“推”着走，免于成为二流子的风险。母亲去世后，金晓宇写下回忆文章，称她“像扳动火车轨道一样”规划着自己的人生，比如大学时坚决不让他学历史，而是填报国际贸易，不久，又催促他去离西湖不远的浙江图书馆排队借书。

这位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大学时光断断续续，从1991年9月持续到1993年7月。直到有一天，他爬上一辆车的车顶，把车顶踩凹。

终其一生，这位母亲想方设法，希望金晓宇能过上和其他孩子一样的人生。

在天津，托关系把金晓宇转到重点中学；没考上杭州大学，托人帮忙上浙江树人大学；辍学后，找校友，找老乡在书店为他谋得一职；最终让金晓宇才华尽显的翻译工作，也是曹美藻托人帮的忙。

母亲是个严厉的人。金晓宇印象中，父母刚到杭州时争吵不断。曹美藻常对丈夫说的话是：“孩子你到底要不要管？”她从同事那里学到一个管教孩子的方法，“小孩不上心，不肯学，就掐大腿”，金晓宇很无助，“后来我老实了，也被掐”。

在一些描述中，这位母亲似乎有极强的控制欲，“像只老虎”。只有熟悉曹美藻的人才会意识到，母子更多的是相似而非不同。

在南大上学时，曹美藻个头小，话少，从不与人争执，常常跟在同学们后头，被人用江淮官话取了个昵称“小把戏”。“有人说她，她只是默默地听。”同学陆婉芳并不知道那些反对意见是否被采纳，“最后在行动上，美藻还是会坚持主见”。正如人们“来做思想工作”时，低头沉默的金晓宇。

“天下的母亲，不都是这样吗？”陈丽清教了一辈子书，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家长，曹美藻不是特例。

相较于母亲，父亲的说教粗犷且现实。在一封1991年12月9日从曼谷寄出的明信片上，金性勇先是谈起在大街上买了两条便宜的牛仔裤。随后提及曼谷的广告牌：“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才广告，你有才就用你，没才是没有人会来养你的，所以富的富，穷的穷，有才才有钱，于是有房有车生活过得很好，无才穷一辈子。记着我的话，去奋斗。”

金晓宇奋斗了，也许未必如父母年轻时期盼的那样。在浙江图书馆，他泡在外文区，“基本上都看过一遍。”成名之后，浙江本地一位知名作家专门上门和他谈心。当知道这位作家的小说被翻拍为热门电视剧后，他迫不及待地希望接受引导，“你给我布置一个题目，我来写，写完你来批改。”

很多人以为在金晓宇平静、稚嫩，没有感情起伏的外表下，有一颗浑浑噩噩的内心。事实却是，金晓宇曾让几位来访者翻译几页他刚接到的外文书，发觉这些来访者都打开了翻译软件时，他朝卧室方向走了几步，用嘲笑的语气轻轻地说：“来我这儿走捷径，我自己还不是会。”

曹美藻和金性勇渐渐不再出席同学聚会。

“感觉她的老同学，都有一点傲气。”金性勇自己的同学之中，也不乏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家人越发隔绝。民盟一位干事从不知道曹美藻还有个小儿子，“每次去找曹工，都没看到过小儿子。”如果有人来做客，金晓宇大多待在卧室。而在金家所在小区，除了个别人，了解金晓宇的，唯有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

2010年，曹美藻参加了在横店影视城举行的南大同学会。

陆婉芳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曹美藻，两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陆婉芳这时才听说金晓宇的事，“有时会在家里做做翻译”。那时，曹美藻会找化工方面的材料让儿子翻译。

陆婉芳便托女婿帮忙，辗转推荐金晓宇去接南大出版社翻译的活儿。

没过多久，金晓宇的第一本译作《船热》，一本关于19世纪诸多知名生物学家的爱、智慧以及遗憾的小说出版了。曹美藻提出要给陆婉芳包个红包，被陆婉芳拒绝。“最后，美藻亲手做了几双布鞋，其中一双我现在还在穿。”

在漫长的家庭生活中，曹美藻购置了一台缝纫机，缝补家人的大部分衣服。这台至今立在金家客厅中心的缝纫机，是少有的、没被躁狂状态下的金晓宇破坏过的物件。

2015年，陆婉芳邀约曹美藻去北京看望一位共同的好友。

“美藻那时的状态，太让我吃惊了。”陆婉芳注意到，这位南大毕业的高材生，“不会买机票，不会坐地铁”。

曹美藻说，自己多年来所有心思都扑在小儿子身上，很久没出门了——最近，为给小儿子多留下一些钱，她开始学着去炒股。

这位曾获得科研奖励的工程师继续说，她早上去证券营业厅，中午回去给小儿子做饭。她还在用着一个老年机，只能打20个字节。而且，这位老同学还不会打字。

陆婉芳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妇女，是多年前独当一面的化工研究者。内心的震惊被愤怒冲散，陆婉芳放下矜持，严厉地嚷道：“曹美藻，你在南大念书的时候，英文多好？现在发个短信只需要懂拼音，你连拼音都不会了吗？英文那么好，不会打字，真丢人！”

如同大学时一样，曹美藻沉默听着，搪塞过去。

陆婉芳转而放缓语气，“现在的智能机打字，我一开始也不会，这两年我是在广场上做操，边做边学。你也一定要学会。”

陆婉芳不知道一个患病的儿子到底能占据一位母亲多少心思，也无法察觉到，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已经自我边缘化多年。

正式接到翻译工作前，金晓宇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茶楼里。花一块钱，点一杯毛峰，就能消磨一天。据金晓宇称，2000年之后，茶室的客人中有各色社会人士，他们喊着对方的代号，赌钱，拉皮条，讨论女人，说着危险的事情。

金性勇那段时间常常接到茶楼老板的投诉：“快让你的儿子别来了，一来就打架。”那时，金性勇工资几百块钱，有一次因为金晓宇打人，“赔给人家五百多块钱”。金晓宇觉得，这些人“是干过一些大事的”，观察他们，有助于自己认识“社会的本质”。

直到从事翻译工作之后，尽管金晓宇从不承认，但类似的经历让他对一些词有着私密且直观的感受。2022年1月，他正在翻译本雅明的《拱廊计划》，一本本雅明从1927年开始，对19世纪哲学家、评论家论著的摘抄，章节“O”便是关于卖淫和赌博。金晓宇曾快速地提到，里面写的是“高级妓女”，“高级妓女和普通的，是有区别的”。

无法得知曹美藻是否知晓金晓宇认识社会的方法。身体还健壮时，她曾从灵隐寺带回过一本经书。在儿子翻译到小说中某些性爱描写时，她也曾表达不满。

随着金晓宇翻译事业开启，一切艰难地回到曹美藻扳动的轨道上。北京之行结束后，她学着用上了短信，每周给陆婉芳发一个信息。“美藻说，大儿子许诺了，会把弟弟管好的。”

2017年，又一次同学聚会，曹美藻没有出现。她发短信告诉陆婉芳，自己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牙齿也掉光了。在父子的讲述中，大约在这前后，曹美藻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

又过了几个月，陆婉芳再试着给曹美藻打电话，电话已经没人接听。

西湖的冬天，游人稀少，水汽迷蒙，像是被一层宣纸罩住。鸦青的瓦、牙白的桥、栗色的残荷败柳，融在这团宣纸之中。

2022年1月27日傍晚，金性勇察觉到儿子的状态“不太对”。他小声把记者叫到一边，“明天早上七点，你过来，陪着我和晓宇，去西湖边走走。”

不久前，一次人群环绕时，金晓宇突然出现打人的冲动。社区工作人员见识过这个冲动的译者，“站在路边，先给路过的人一拳。把人打倒后，右手伸直，指到谁，就打谁。”

1月27日早上，金晓宇要求父亲和他出去走走。“走着走着，忽然就杵在马路中央，我拉不动啊。”金性勇体力大不如前，又有腿疾，走路只能先迈左脚，再拖着右脚走。等到金晓宇走到一条运河边，看到一个老头吐痰，“他上去就要给老头一拳，我只能给人家赔不是，说‘这孩子有病’。”

跟在儿子后面给人道歉，金性勇再熟悉不过。如同夫妻之间的一场接力，太太生病后，照顾儿子的重担移交到年迈的他肩上。

几年来，金性勇承担着照顾太太的工作。“每天晚上，金师傅每过两个小时，就要给他老伴翻个身，自己就在沙发上打盹。”社区黄书记眼眶湿润，“八十多岁的老人啊，谁扛得住？”

2021年11月11日，曹美藻离开了人世。

那个倔强、温柔，一心扑在小儿子身上的知识女性，最后几年活在一张中间塌陷、被褥褪色的床上，去世前几天，屁股上长出拳头大小的黑色褥疮。

在她生命的尽头，金晓宇始终陪在身边，从没发过脾气，还时常去哑巴弄的菜市场给妈妈买来河虾。可惜，这位母亲每天都在遗忘熟悉的一切。

母亲离世后，金晓宇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问我爸爸。”他似乎不敢从自我的角度，揣摩一下生活。

这个50岁的男孩，或许曾有机会自信、善言、用幽默与命运搏斗，但他宁可把这个“我”隐藏到灵魂深处。

如今的金晓宇有张白净的脸，由于药物或情绪的原因，始终没有表情。他生命中最繁盛、最精壮的时光，都是和父母度过。这个60平方米的屋子里，大部分物件来自过去：哥哥单位1990年代发的卫生纸；爸爸单位2000年发的一次性纸杯；上世纪的洗手台、桌子、衣柜和木板床。金晓宇，这个被视为天才翻译家的男人，生活在一个父母为其打造的、古老的拟态世界中。乃至于金性勇计划翻新装修，都遭到拒绝。

母亲生病后，那个被藏起多年的自己，开始显露踪迹。随着年华逝去，金性勇意识到，儿子很难自己生活。洗菜、做饭、把锅烧糊后刷锅，86岁的金性勇撸起袖子默默地做。

宠溺最终变成了恐惧，预料到儿子躁狂的一面可能即将显现，金性勇只能表情痛苦地叹气。

1月28日7点，金晓宇早早穿上了棕色的外衣，套上皮靴，这是他出门的装扮。想出去走走，是发病的前兆。他要求父亲必须陪同。

乘坐188路公交，到湖滨站下车。

1月底的西湖寒冷萧瑟，金晓宇的前半生与这个湖泊缠绕在一起，上学、秋游、逃课下棋。

走到湖边，金晓宇看到了一只小鸳鸯。灰色的绒毛看起来柔软厚实，这只在岸边游走的落单鸳鸯用头轻轻点了点湖水。涟漪散开。

它盯着水面迟疑了一会儿，突然一个猛子，扎进水草丰茂的湖底。

刹那间，金晓宇爆发出畅快、毫无保留的笑。这个男人踱着碎步，沉睡的五官扭动起来，尘封的快乐之盒似乎被打开了。

被哥哥保护的快乐、考高分的快乐、下棋所向披靡的快乐，都回来了。

“多有趣啊，看啊，多有趣啊！”

金性勇在一旁默默地走，回头笑了笑，没有停下脚步。他知道，儿子要走的路很长很长。有时两个小时，有时四个小时，他必须一直走着，才能跟得住儿子。

走了一会儿，金性勇差点要倒，他的气息越来越粗。眼前是一座石桥。他回头问儿子：“还走不走？”

“必须走，我扶右边，让记者扶左边。不能往回走的。”多年之后，父亲的权威陷落，孩子成了发出命令的人。

壮年时，这位知识分子对儿子有过无限的期待，在那封1991年发自曼谷的明信片中，这个父亲总结道：“安静时反思我的一生，机遇不错，而且把握住了，但是努力奋斗不够，无大成。”他希望儿子能审视妻子和自己走过的路，然后“明察自己的路”。

几天前，金性勇签署了遗体捐赠志愿书。在人生的尾声，他让无数人知道了金晓宇——他那沉默的、聪明的、可怜的儿子，名字印在17本书上的译者，成了浙江省翻译协会理事的金晓宇。

妻子没完成的使命，他完成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默然为化名。蒋敏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