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和丈夫章医生于1961年相识、结婚,两人相差7岁。两人合影分别摄于1980年代(上图)和1990年代(下图)。(受访者供图/图)
杨本芬刚过了82岁生日。从2020年开始,她的作品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80岁成为一名作家,使她自喻为“露珠”的生命,在晚年闪烁出晶亮光芒。
2001年,杨本芬已从铜鼓县汽车运输公司退休,到南京帮二女儿章红带孩子。在女儿的书架上,她寻到一位男作家写母亲的书,连读三遍,生出创作冲动——“我也有个母亲,我也可以写我的母亲!”
八斤重的手稿,多是她在厨房里写下的。水池、灶台、冰箱填满四平方米的空间,青菜晾在篮子里沥水,灶头炖着肉,杨本芬坐在一张矮凳上,另一张略高的凳子成为她的书桌。
章红帮她把文字录入电脑,命名为《妈妈的回忆录》,贴在天涯社区,画家虫虫读后,将文章推荐给乐府文化总编辑涂志刚,对方只看了一个短章,就有了出版的想法。由此,十几年后,这些帖子变成了杨本芬的第一本书《秋园》。
她在序言中写道:“人到晚年,我却像一趟踏上征途的列车,一种前所未有的动力推着我轰隆轰隆向前赶去……我就像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秋园》书写母亲颠沛流离的一生,《浮木》补全《秋园》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并以大幅笔墨描绘乡邻的离合悲欢。两本书先后入选豆瓣年度读书榜单,《秋园》迄今印刷8.8万册。
2022年2月,杨本芬的第三本书《我本芬芳》出版。这次,她直面自己的婚姻。“我这一辈子走过来,有这么多困惑,就写出来。”杨本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现在的书名,杨本芬仍有些忐忑,认为有夸耀自己的成分在。她起初想的名字简单直接,就叫《惑》,“婚姻确实要运气,在婚姻里头这个惑,我迄今也没能解得了。”
“性格不合的夫妻,结了筋又和好”
这种困惑始于20岁。借助小说的叙事方式,杨本芬将过往人生经验赋予惠才与吕两位主人公。
惠才就读的中专学校解散后,她揣着兜里仅有的三块钱,从湖南只身前往江西寻求出路。异乡为客,她认识了在县城医院工作的吕。
惠才虽再次得到读书的机会,却在毕业前夕被下放。吕承诺未来供她继续读书,不过他希望先结婚。同是天涯沦落人,惠才自从得知吕和自己相似,出身也不好,便对其升起了惺惺相惜之情。他的相貌,也是她喜欢的,俩人可谓一见钟情。可她觉得自己太年轻,还不想结婚,何况他们刚认识两个多月。结婚那天,惠才低头坐在床沿上时,甚至不知吕的年纪多少、性情如何。
“我跑到江西来,就是想读书,再继续考学校,或至少找一份工作,送我弟弟上学,我的家庭就是那么缺钱嘛。刚结婚的时候,我辫子那么长,看到自己要结婚,我气得喽,把辫子都剪掉。我好恨结婚。”回望过早踏入婚姻,杨本芬仍能体会自己当时有多懊恼。
不甘于当“寄生虫”,结婚第二天,惠才就到生产队找了个落脚的地方,开始单独生活,吕则长时间待在单位,每周日晚饭后去看她,坐上一会儿,又回医院。“没有陪我吃过一餐饭,也没有到他食堂打过一份菜给我吃。”
章红推测父亲在结婚之初的心理,其中固然有时代因素,担忧自己下放,需要在医院里及时接收消息,但更多的是,过惯了单身生活的他,彼时的情感归属尚在单位。
婚姻生活徐徐展开,以一种不由分说的方式。用杨本芬的话形容,“性格不合的夫妻,结了筋又和好”。初遇时那双“顶有柔情”的眼睛、同病相怜的家世,织成了“他会对我好”的期待,在实际相处中,这期待屡屡落空。吕不懂得体贴,惠才需要帮助时,他的回应几乎总是,“不要搞得娇生惯养”。
新婚不久,惠才去乡下探望吕的生父母,吕父临走前抓了两只鸡让她带回去。这一对油光锃亮的白鸡,后来不翼而飞。惠才告诉吕,那日未锁大门,想必是遭了贼。吕两三个月对她爱搭不理。直至多年后,在一次争吵中,惠才发现,吕一直认为是她把白鸡卖了钱寄回家。这因误解而来的冷暴力令惠才深感受伤。现在看来,也是物资匮乏给婚姻笼罩上的阴影。
“文革”开始,吕经常下乡,留下已怀着二女儿的惠才在家。精心饲养的黑兔子深夜被人偷走,惠才听见了动静,却无能为力。吕得知后,没有安慰的话,连连逼问惠才“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怎么不出来打贼”,这令她无语。
杨本芬觉得自己对伴侣的要求并不高,“能够疼惜我,爱护我,给我一点温暖,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讲几句安慰话,就可以了。”她拥有十分和睦的原生家庭,家人之间几乎没有吵过架。“别人家为了一碗饭打得头破血流,我们就是大家都不吃,你让我吃,我让你吃。所以我根本不理解夫妻还有这样的情况。”
书房里,母亲的单人照与子女们的照片挂在两面墙上,静静相对。杨本芬起身从书柜里拿出哥哥生前的照片,“我哥哥很英俊,对老婆体贴入微。在乡下,洗个蚊帐,洗个被子,要去水塘洗,我哥哥就不让她去,太重了,怕她拿不动。他自己去洗。”
章红认为,如果用光谱来描述人们的性格,父母可能正好处于光谱的两极。母亲情感丰富,父亲则提供不了她所渴求的精神滋养和所谓的情绪价值。现实中,杨本芬的丈夫章医生在两岁多时被送到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当养子。土改时养父母被划成地主,在一个夜晚双双上吊自杀。其时他尚未成年,想回到亲生父母家,却被拒绝。这段经历成为他永久的创伤。
“没有‘应该’。你是你,他是他,你不能叫他按你的性格去维持这个家庭模式。”杨本芬尝试从原生家庭的角度去理解伴侣,找到内心的平衡,她叹了口气,“我实在没有太多要求,就是希望有一点点体贴。”
“为什么我也会对眼泪存在厌恶呢?”
《我本芬芳》中讲述的婚姻状况,引起了许多读者共鸣。豆瓣上有一条热评写道:“想起了父母辈和祖父母辈的婚姻,和家族中所有女性的一生。”
故事情节以惠才的视角展开,吕则没有剖析自己内心的机会,这使得个别读者在对惠才共情怜恤的同时,抛出了一些较为激烈的发言,看见有人将吕视作“渣男”,杨本芬有些难受,对章红说,“你爸爸不是渣男。”
“他可能不算一个好丈夫,但绝对是个很不错的父亲。他还是个称职的医生,给予过许多人帮助。这样的人,怎么能贴上一个简单粗暴‘渣’的标签?”章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品一旦写出来,解读权就不在作者手上而是在读者手中了。”当了多年编辑和作家,章红深知其中玄机。
主人公吕的称呼,也引来了一些揣测。只取一个姓,是不是有意为之?“当时没有想到什么中意的名字,仅以姓称呼好像也挺自然。”杨本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完全没有想到读者会有这种猜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控诉老爷子的想法,没有。”
针对第三本书,杨本芬原来不打算接受任何采访,担心会对伴侣不公平,因为现在只有她拥有讲述的权利。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请章红在场,有一个相对中立的声音,“这里面涉及家庭内部的关系,没有那么黑是黑,白是白,很纠结,也很复杂。”
站在妻子的位置上,面临的窘况是真实存在的。书中记叙了一件事:吕将一家人当月的肉票全买了肉,与过年留下的墨鱼一起炖汤给客人喝,未曾考虑家人接下来的生活。书外的杨本芬和书中的惠才一样,遇到这样的事,只能以泪水排解愤懑与委屈。
但眼泪没有得到正向回应,沟通被躲避与抗拒替代。章红一方面觉得这种做法对母亲很残酷,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也能够理解父亲的感受。她和一位朋友吃饭时,对方讲起伤心事,突然哭了。那一刻,章红僵住了,没做任何安慰的举动。她发现自己的反应和父亲太像了。“为什么我也会对眼泪存在厌恶呢?这其中也有厌女的成分,就是我会对软弱有偏见。”
第一个孙辈降生后,杨本芬一家请了个保姆帮助照看孩子。婴儿的尿片要换,丈夫绝不喊保姆,而是喊妻子去换。保姆把声音拖得老长说:“杨阿姨,亏得你唷,章叔叔也是亲外型的人,和我爸爸一样。只不过我爸爸还打我妈妈,章叔叔不打人。”
“所谓的亲外型,不是一种人格,是文化作为基因在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老婆是可以随便对待的。如果我对外人不好,是会有后果的;我若对别人好,则会得到赞许。对待外人时,人性中这种奖惩机制在正常地起作用。”章红分析道。
如同多数传统婚姻里的妻子一样,杨本芬为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付出了更多心力。天长日久,自然有因家庭分工而生的矛盾。
在饭桌上,杨本芬曾指责丈夫“不干活”,章医生不擅长为自己辩解,有一次轻微提出异议,说自己砍柴、劈柴、种菜,把这些“外面的事”都做了。“这是他的观点,他觉得家务事就应该是老婆做的,他既不爱做家务事,在观念上也认为他是可以不做家务事的。”章红这样理解父亲。
“灿烂就是一个人笑得很开心”
1984年,章红准备高考,为了给她筹备上大学的开销,家中买来两只小猪养着,到放榜时卖掉。也许是因为养猪过于劳累,章医生年轻时的肺结核复发了。在治疗过程中,用药过量,以致得了球后视神经炎,视力急剧减退。
章医生在长沙住院的26天里,杨本芬无法陪在他身边。中途她去探视过一次,他像个小孩般执拗地要和她一起回去。第二天早上,杨本芬刚坐上回程的单位班车,就看见丈夫出现在车边。“我要跟你回去。”那只没有蒙纱布的眼睛里浮现出泪光。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杨本芬的双眼也盈满泪水。
相伴大半生,杨本芬说不清丈夫对伴侣的需求,只知道在生活中他很依赖自己。家中电话铃响,一定由她来接。2008年搬进的这间三室两厅的房子,装修事宜也是她一手安排的。
“他的归属感还是在这个家庭,在我母亲身边。”章红记得,在他们三姐弟小时候,父亲只要一会儿不见母亲,就会问:“姆妈哩?姆妈哩(妈妈呢)?”
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在1980年代都考上了大学,优秀的子女成为两人最大的慰藉。“我也经常跟自己讲,我做得对,坚持下来还是好。如果我不坚持,肯定他们不可能成为三个大学生,我不愿意离婚的原因都在这里,没有孩子时,就是往好里过,慢慢会好的,也盼望有了孩子,会对我更好。等有了孩子以后,更不愿意离婚。”
“他真的老了,我现在还是对他特别好的。他也无力伤害我了。”时光逐渐磨平了相互碰擦的棱角,但没有改变两人的性情,杨本芬喜欢幽默,乐于制造一些生趣,章医生则不苟言笑。
“宝气”,在杨本芬的家乡方言里指的是喜欢谈笑、谈笑有时不得体的人。有时,这个词从章医生口中蹦出,化作对妻子的评价。她不以为意:“有朝一日,我不能宝气了,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没有第二个人像我一样哄着你。”
老来伴,老来伴,即便认清了其残酷的本质——“彼此被枷住了,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杨本芬仍不甘于只背负责任的沉重与苦涩,她对婚姻中温情的追求从未止歇。
2021年10月,杨本芬在电话里和章红讨论《我本芬芳》的封面,一旁的章医生问,“灿烂是什么意思?”章红听到妈妈转头对爸爸说,“灿烂就是一个人笑得很开心。”
如今,年近九十的章医生由老家来的一位中年男子照料起居,在请护工之前的十几年里,杨本芬一直担任着照护者的角色。章医生醒得早,凌晨四五点,“啪哒”把床头灯开亮,杨本芬便会立刻跟着醒来,担心他有什么需求,即便他只是翻了个身,她也会惦记着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采访进行到下午4点多时,章医生由护工搀扶着从房间走出,他的面容还依稀留着年轻时的痕迹,深眼窝,高颧骨。虽不大能说话,见到陌生晚辈向自己问好,一丝憨厚的笑意浮现在他脸上。
章医生看了一会儿电视,昏沉睡意再次笼罩住他。杨本芬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帮他把被子角掖好。
杨本芬的三个子女都考上了大学,章红定居南京,姐姐和弟弟留在了南昌。1970年代,章红(下图左一)和姐姐、弟弟站在包菜地里。1988年,杨本芬、章医生和他们的子女、大女婿拍摄了全家福(上图)。(受访者供图/图)
“耄耋之年,直面婚姻的真相”
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杨本芬上学的梦想再没有实现。一日,她抱着大女儿在马路上玩耍,望见远处一片茶园,采茶女人们的身影,穿梭于浓郁又飘渺的绿意之中。这幅景致将她迷住了。那天晚上,女儿睡了,她悄悄地爬起来,将脑海中的风景形诸文字。作品后来在本地杂志上发表了,她仍记得牵着女儿去县文化馆领取稿费的那天,阳光耀眼。
“我本身就是爱写、爱阅读的人,那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条件。”履行了世俗生活对自身的要求,卸去柴米油盐的重担,杨本芬晚年在写作中觅得了一份自由。她爱了一辈子文学,书架上五百多本藏书,暗示着她部分的创作来路。
在章红看来,母亲的写作是真正的“救赎”。从前两部对大时代下个体命运的书写转向更隐秘的精神剖析,“我妈妈说她觉得自己很勇敢,我也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当你过了一辈子之后,在耄耋之年,能够直面婚姻的真相。”
杨本芬也很清楚,并非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拥有书写的能力。“上了年纪的人呢,更加不被人家看见。认为他们也老了,根本不需要情感。但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怎么可能咧,一个活活的人。他们还是希望在婚姻里面得到温暖,得到体贴。”
“像我这种婚姻的比比皆是,跟别人聊起天来呀,都是差不多同类的,没有得到疼惜,那我也感同身受。”在杨本芬的记忆里,那个年代,恩爱夫妻有,但不好的婚姻要更多一点。
在铜鼓县汽车队时,隔壁高个子男人打老婆,“像抓鸡一样地把她从平房里丢出去”。杨本芬目睹过两次家暴,其中一次,男人抄起竹椅向女人砸去,女人毫发无损——椅子碰巧像头盔一样卡在了她头上。后来,女人“强悍了一次”,男人跑步回来,坐在一张矮凳子上,她将满满的痰盂兜头倒下,屎、尿、卫生巾都贴在他的脸上。
杨本芬把这样的故事也仔细记下。第三本书出版之后,她先后写了关于母亲和哥哥的文章,现在活跃于笔端的,都是在乡下生活时的邻居。“我喜欢写,因为放不下。”她在创作中没有感受过压力,想说的话、想写的事鲜活而磅礴,一气挥洒于纸上。
如今家中大小事务,皆已托人打点妥帖,唯一令杨本芬忧心的是她的膝盖,两三年前那场糟糕的微创手术,让疼痛加剧了。南昌高新区图书馆邀请她开讲座,本已答应,膝盖却疼起来,“远呀,要坐车”,最终是章红代她去的。一百多本新书被带回家,高高低低堆放在书房的桌子上,等待杨本芬签名。
几年前,章医生还很清醒的时候,杨本芬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他摇了摇头。
她觉得不可思议,心想,我这一生做得这么好,为你付出这么多,也培育了很好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她又跑到老伴身边。“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摇头不算,你亲口告诉我。”
“不愿意。”三个字说得清晰。
章红在其中看见两个同样受伤的人,“一个人婚姻不幸,而另一个人觉得幸福,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有的。一个女性的觉知提高,获得解放之后,也意味着一个男性获得了解放,得到幸福的可能性变大了。不要以为仅仅是男性在欺负女性,不是这样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互相伤害了。如果毫无觉知,这种相互的伤害会一代一代继续。”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