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博物馆：神庙，论坛或方法》2021年第十四期纪要

本次读书会由刘秋阳分享卡梅伦（Duncan Cameron）的《博物馆，神庙或论坛》（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由郭岚分享托马斯（Nicholas Thomas）的《博物馆作为方法》（The Museum as Method）两篇文章。

邓肯·卡梅伦（1930-2006）是加拿大著名的博物馆学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先驱者之一、新博物馆学的创始人之一。1956年，他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Royal Ontario Museum）开启了博物馆职业生涯，后来又参与重建加拿大艺术协会，担任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馆长。1977年，他开始担任加拿大卡尔加里市葛伦柏博物馆（Glenbow Museum）馆长，1988年退休后继续担任名誉馆长。

▲ 加拿大博物馆学者卡梅伦

卡梅伦以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两篇文章而闻名于博物馆学界，一篇是《作为沟通系统的博物馆》（A Viewpoint: The Museum as a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Implications for Museum Education, Curator, 1968(1):33-40），另一篇则是本文《博物馆，神庙或论坛》（Museum，a Temple or the Forum, Curator, 1971(1):11-24）。

20世纪60、70年代，不论是外部世界，还是博物馆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外部社会的诸如前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种族平等运动和学生运动，内部的对既有展陈和教育方式的批判、科学中心的兴起都冲击着博物馆世界。因此，卡梅伦在开篇就写道，博物馆产生了身份危机，博物馆和美术馆似乎不知道他们是谁。博物馆无法解决角色定位的问题。

例如20世纪60年代新建的安大略科学中心（Ontario Science Centre），在开始的时候被设计为一个博物馆，但在之后的发展中却成为混杂着科学展品、企业赞助的工业和技术展品，动手装置间穿插着热狗摊和冰淇淋摊贩的科学中心。而安大略美术馆（The Art Gallery of Ontario）作为一个艺术史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展览场所，在60年代也面临着容纳新的当代艺术形式的问题。同样，美国的安纳考斯提亚邻里博物馆（The 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也是一个通过展览技术解释该社区的直接环境和文化遗产、但没有永久收藏和研究功能的社区中心，人们也会疑问博物馆这个名字是否适合安纳考斯提亚的运作？

因此，当时的博物馆学者就对于这些博物馆/科学中心是否可以被称为博物馆，博物馆是否具有这样的兼容性等问题产生了疑问。作者认为，在确定什么是博物馆之前，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

收藏（collecting）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在收集东西，把物件聚集在自己周围，并把它们排列又重组，试图与他们所感知的现实达成一致。

这种普遍的收藏行为，不仅是有历史记载的，而且还有个人的基础。例如一个男孩或女孩第一次被从城市带到乡村度假时，就会在新环境中收集不同寻常的物品带回房间。他试图用他的样本构建一个模型来帮助理解新的环境，当别人扰乱他对藏品的排列时，他会感到低落，这不是因为他的物件被破坏了，而是因为他在标本之间建立的有意义的关系被破坏了。如果一个孩子继续在那种环境中待着，在对环境更加熟悉后，他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收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常见的行为，是我们通过建立模型，想要保持对曾经感知过但业已消逝的现实的信念。

一个世纪或者至多两个世纪以前，藏品都是私人收藏。这些藏品是封闭的，反映了一些个体对现实和自我形象的个人感知。这些藏品可能宣称着，“看我是多么的好奇，多么的细致和彻底。这是我的科学收藏，它们证明了我对宇宙和自然规律的信念。”藏品可能传达着，“看我多有钱”，或者“看我是如何被美丽的事物包围的。看我有多么有品位，多么文明，多么有教养。”

在西方社会，开始建造公共博物馆不过是一个世纪或稍早以前的事情。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藏品，并向公众阐释，以促进教育，启蒙和娱乐。在宣称这些藏品为公有的意义上，它不再说这是别人的藏品，而是说，这是你——观众——的藏品，因此，它应该对你有意义。公共博物馆可以看作是个人收藏行为的制度化。公众有权要求所呈现和阐释的藏品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和对环境的集体认知，或者符合其对现实的认知。

但是在创造这样的公共收藏时还存在有两个问题，这些问题至今在大多数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尚未解决。一个是收藏者和负责组织和构建藏品的人是学术和研究精英，他们最熟悉和最喜爱他们的学科所特有的模式。公共收藏被构建成只对那些受过科学分类系统、流行的历史理论或艺术史学术方法教育的人才有意义的模式。几乎可以说，私人收藏家已经被一个排他的私人研究员俱乐部所取代。第二个问题是博物馆的价值体系更倾向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创建的伟大的艺术博物馆，反映了资产阶级和贵族文化的遗产，而排除了大众和民间文化。

在此意义上，博物馆被创建成为一种神庙，在里面珍藏着中上层阶级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东西。公众也普遍认为，如果它在博物馆里，它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代表了卓越的标准；如果博物馆说这是事实，那就是事实。因此作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博物馆在功能上更接近于教堂，而不是学校；尽管与许多人共享，它还是一个私人体验的地方。

在这一方面，本文是对传统博物馆的辩护，作者认为博物馆作为一个神庙是合理的，而且这样的博物馆在任何自称文明的社会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变革中，作为神庙的博物馆也需要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博物馆改革，并不是要把博物馆改造成社交俱乐部或游乐场，而是在博物馆作为神庙的意义上使它们变得更好、更有效。第一步是重建博物馆的角色，或者重建它的社会功能。博物馆一方面必须坚持公认的卓越性，在选择、组织和阐释方面尽可能的客观，同时也要愿意承认未知和不理解的事物，并为那些被认为是真实的事物和经过时间检验的事物进行自信的辩论。

学术性的分类系统对大多数博物馆观众来说都难以理解，因此要在观众的认知基础上，为藏品进行补充阐释。那些过去原本作为资产阶级、贵族气质代表的藏品，也需放到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及藏品所源自的农民或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背景下。社会史和人类学家的见解也要被用来改进阐释的技巧，以期将藏品特别是博物馆的“珍宝”放到一个更现实的位置。对于那些关注外来、异域的历史文化的博物馆，也需要变革阐释方式，将这些藏品与当代生活和社会联系起来。

这些改革的建议并不是全新的，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述和文章，但大多数的大型博物馆还没有对此做很多工作。博物馆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就会灭亡。1971年春，美国博物馆协会举办的会议被一个主要由纽约感到幻灭的艺术家组成的抗议团体打断。和欧洲的艺术家、激进分子和学生的抗议类似，他们反对保留那些仅仅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统治社会的证据的大型公共博物馆，反对把以卢浮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强加于大众的艺术教育。

从这些抗议活动中可以发现，当今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世界里缺少了一些东西，这些缺失的东西不能通过作为神庙的博物馆的改革来找回。我们迫切需要将论坛重建为一个社会机构，当博物馆的需求与社会相关、保持它们作为神庙的角色时，必须同时创建对抗、实验和辩论的论坛。

对于希望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即使他的结果可能会扰乱既定的科学理论，我们仍为他提供实验室，他的工作发表了，我们给他拨补助金。而且，我们乐于就节育、水的氟化反应、试管婴儿或太空探索的优缺点进行辩论。但在艺术和人文领域却并非如此。作者认为，当权派必须为革命提供资金，为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创造机会，让他们创作、被听到、被看到，并对抗现有的价值观和制度。他们的言论必须接受公众的评判和时间的考验。这些是适用于艺术和人文领域的实验和新思想的论坛的职能。而在实际和具体的方面，不仅要向所有人开放展厅和会议场所，而且也应该为他们提供项目和资金，这些项目和资金毫无保留地接受艺术形式中最激进的创新，接受对历史、社会、人的本质以及对我们世界的本质的最具争议的解释。

本文开篇提出，博物馆世界里存在着认同危机，许多机构无法决定他们是希望成为作为神庙的博物馆，还是希望成为公共论坛。一些机构试图把论坛带进神庙，但这会抑制和阉割了论坛原有的功能，那些试图整合论坛和神庙这两种具有独立的社会学功能的博物馆是错误的。这部分是由于这会剥夺论坛的活力和自主权，以及更严重的方面是，博物馆接受未经尝试和实验的东西往往会贬低那些博物馆里本来就有的东西的价值。当物件不在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是赞成还是反对，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一旦它进入博物馆，它就会被敬畏、被供奉起来。论坛是战斗进行的地方，神庙是胜利者休息的地方。前者是过程，后者是产品。

因此，它们应该有各自的行政和管理机构。理想情况下，建立这些论坛的表现形式需要一个与博物馆不同的物理结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仅可以共享一些共同的服务，而且可以共享观众。当这两种功能必须在一个结构中共存时，就有必要使用颜色、标志和室内建筑改造来创造两者在视觉上的分离和心理上的区别。

无论我们关注的是论坛还是博物馆，都必须考虑到潜在观众和传播效果的问题。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博物馆的观众人数有了惊人的增长，但大多数人还并不是博物馆或美术馆的观众。我们应该关注非博物馆观众群体，而不是因为现在的观众来得更频繁而兴奋。

一项在多伦多的关于休闲利用的研究显示，博物馆参观和观看比赛非常相似，特征是利用休闲的时间。有些人在休闲时并不会移动，他们倾向于依赖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唱片和磁带。还有一些人的流动性很高，似乎什么地方都要去看，什么都要做。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水平与艺术博物馆和更传统的表演艺术的使用之间存在关联。那些在音乐，文学和视觉艺术有涵养的人，可能不是博物馆的参观者，因为他们不爱动，而似乎那些没有相关素养的人却表现出了高参观率。

因此，无论关注的是神庙还是论坛，如果要触及所有潜在的观众，博物馆必须使用大众媒体。博物馆展览应该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使其成为电视节目、电影、杂志专题文章和设计良好、可读性强的博物馆出版物的基础。还必须有扩展或“推广”计划，把博物馆的资料带进社区，带进大城市集中的内城区和学校。同样，论坛中相对未经安排和往往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必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博物馆必须去找它们的观众，电视广播或每周报纸专栏都可以以更少的钱让更多观众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经验。

博物馆和美术馆，像大多数其他已建立的文化机构一样，必须进行改革，创造平等的文化机会。社会将不再容忍那些服务于少数精英群体的机构。对于博物馆和美术馆来说，这是一个困难和不稳定的时期，而博物馆从业者肩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责任。

博物馆必须考虑到自身作为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它们必须满足社会对这种独特机构的需求，这种机构实现了一种永恒和普遍的功能——构建现实样本，作为一个客观的模型，用以比较个人的感知。与此同时，必须带着紧迫感建立论坛，不受传统和既定价值观的束缚。目标既不是要消除也不是要遏制那些对既定秩序提出质疑的东西。这是为了确保所有人都能看到和听到对现实的新的和具有挑战性的看法——新的价值观及其表达。忽视、压制创新或变革的提议，和因为新颖而接受新事物一样愚蠢。

在没有论坛的情况下，博物馆作为神庙单独存在，成为变革的阻碍。神庙被摧毁了，摧毁它的武器在明天的神庙中受到敬仰——但是昨天却消失了。在论坛的存在下，博物馆就像一座神庙，接受和融合变化的形式。从今天论坛的混乱和冲突中，博物馆必须建立藏品，告诉我们明天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到达那里。毕竟，这就是博物馆的意义所在。

本文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是题目，神庙用的是“a”，而论坛用的是“the”，这种用法有没有什么意义？能否从文章中去解释一下？是指的一个神庙和一种特定的论坛吗？第二点是文章的背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实际上处于一个三岔路口，一个是以收藏为导向的传统，一个是论坛式的理念，这类似于史蒂芬·威尔（Stephen E. Weil）所说的庆祝型和多元型博物馆的区别，第三个是在加拿大存在的娱乐导向，这种娱乐导向，包括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科学中心，实际上它们都带有一点大众或者庸俗的内容。第三点是本文和它同时期的《交流体系》那篇文章有没有联系？和加拿大当时的媒介理论有没有联系？

第四点是本文交代了作为一个神庙的博物馆的形成过程，就是私人收藏的制度化，它实际上代表着博物馆把社会上某一些群体或某一些人的价值观或者认识，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的、权威的内容呈现，每个参观的观众似乎都要去接受这些内容。但在此之前，还有一条线索是个体的、个人的收藏行为，这一部分内容作者讲述的特别鲜活，这会不会是论坛的原型？论坛和神庙大概是没有一个时间先后顺序的，这种个人、私人的收藏及其极具情感性的内容是不是就具有了后来的论坛的形态？

第五点就是作为论坛的博物馆是如何出现的，以及论坛和博物馆二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文章当中出现了两种说法，首先是说把论坛的形式纳入博物馆中好像是不行的，因为论坛的改革性会被压制和阉割。然后又说，它们可以在一个结构中共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有没有说论坛的形式一定比神庙好？或是它们之间有更辩证的关系？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了作为神庙的博物馆，但是好像很少提及作为论坛的博物馆，更多的是对作为神庙的博物馆进行改革，然后重建论坛，创立独立的论坛。因此论坛和博物馆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独立的机构。在没有看这篇文章之前，我可能会觉得，博物馆具有神庙和论坛两种面向，之前是神庙，未来是论坛，要从神庙走向论坛。但文章中并不是这种意思，博物馆作为神庙是必要的，同时还要创立论坛，所以博物馆可以有论坛的属性吗？

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博物馆政治权利的讨论中，也有关于“作为论坛的博物馆存在吗？”这样的主题，比如一些博物馆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讨论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就被认为是“博物馆作为论坛”的形式。在读文章时，我的看法也是，作为论坛，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应该区别于博物馆。在文章中，作者也提到应该在心理和视觉上区分于博物馆。

网站链接：

https://museumspoliticsandpower.org/2014/05/14/the-museum-as-forum-does-it-exist

当作为神庙的博物馆无法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时，就需要有另外的一种模式——一些论坛属性的机构——去解决这种问题，然后博物馆可以被涵盖在里面。它们之间并没有更替的关系。

博物馆是可以有论坛的属性的，但一个博物馆不可能同时既是神庙又是论坛、将二者的功能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文中所说的不能将论坛引入神庙当中；在同一个结构和空间中，博物馆和论坛可以同时存在，但它们之间应该进行明确区分。神庙式博物馆类似于威尔所说的庆祝型博物馆，而论坛式博物馆则是反思和争论的场所，20世纪后半叶新建的很多博物馆都可以看作是论坛式博物馆，例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参见《博物馆与公众》一文）；而那些传统的博物馆也可以开辟一些新的空间作为论坛，例如英国国家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达纳中心（参见《博物馆变迁》第96页，此案例由刘秋阳提供）。

作为个体的博物馆，某家博物馆可能没法将论坛和神庙这两种属性统一。但是作为集体的博物馆，或许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的设置，达成两者的统一。

尼古拉斯·托马斯（1960-）是英国人类学家，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他是近50本有影响力的书籍和展览目录的作者或编辑，其内容广泛涉及大洋洲的艺术、欧洲旅行、殖民历史、博物馆学和收藏史。

▲ 英国人类学家尼古拉斯·托马斯

今天，博物馆和人类学之间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博物馆不能脱离与过去时代的联系，它们天然地带有殖民主义的阴影。另一方面，在21世纪初，它们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成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在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资金和资源也比以往更为充沛。

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曾经深刻地根植于民族志博物馆，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视角的兴起，人类学与民族志博物馆相行渐远。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有关艺术和物质文化的讨论逐渐复苏，但主流的人类学仍然远离作为研究资源或分析场所的博物馆。60、7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还深受大众的喜爱，但在今天，人类学书籍通常只被人类学家所阅读；而博物馆几乎成为公众了解人类学的唯一方式，专门到博物馆中去看人类学收藏和展览的观众数量急剧上升。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在二十年前更偏向于是大学的一个机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博物馆，但现在每年也能吸引将近30万观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博物馆更少地嵌入于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更多地置身于公共参与的领域，那么博物馆中的人类学家（例如民族志收藏的研究员）如何感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从理论研究到公共参与，21世纪早期的人类学藏品应当如何被展示和阐释？

这些问题与最近几年博物馆研究文献中热点议题相关但又有不同。这类文献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技术性的研究，二是囊括了更为批判性、历史性和理论性的话语研究。那些使用批判话语的学者已经追踪（和抨击）了那些与殖民主义相关的收藏项目，将博物馆视为规训的机器，审视展览中原始主义的表征，并以其他方式探究机构和展览的政治性。

即使批判话语分析的学者确认的问题依然存在，但现在情况变得不同了。包括原住民激进分子在内的批评家已经成为策展人，而新一代的策展人又接受了批判思想的培训；大多数处理民族学材料和原住民艺术的人已经接受了对民族志博物馆的后殖民主义理解。因此，许多机构在展览或研究项目中会征求原住民社区的意见，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全面的合作者。如果这已经成为惯例，那么它可以表明，表征问题已不再是正确的出发点。

博物馆工作的活动和方法与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活动和方法有所不同。学术研究项目由理论和问题开始，通过专门的研究方法，对一个特定的案例进行分析。但博物馆工作者的实践性项目更倾向于以“物件”开始和结束。如果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一个机构或展览，还是一种方法，那么这种活动就拥有它自己的时刻（moments）。我们可以反思的是发现（discovery）、说明（caption）和并置（juxtaposition）的时刻。

研究员会选择或挑选物件进行展示，但作者在这里更倾向于使用“发现”，因为它通常指的是发现那些没有消失的事物，识别出他人已经知道的东西，或者揭开那些被遮蔽或压抑的事物。需要关心的并不是人工制品和艺术品的“挑选”，而是研究员与物件的相遇（encounter），以及这样的相遇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比方说，寻找一个“好的”或“有代表性的”物件可能会危及一个人对流派或地方的感知。从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完全不值得多加注意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反映了事件的偶然性，也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方法，因为它是不可预测的。

说明不仅是指可能伴随图片或物件的一行文字，也包括对任何博物馆物件的描述工作。写标签或说明本身就像是发现，包括了一种特殊的研究，转向简单的问题，比如说“这是什么”：某个物件是一个被装饰的树皮布或一幅画吗？这个盾牌是一个武器吗？这些问题的提出，仅仅是偶然地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样，博物馆就在物件的探究中成为一种方法，这些分类和区别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些物件来自哪里？它们可能被错误地导向了哪里？以及它们在哪里依旧是有用的或不可避免地被使用的？

并置时刻的出现是因为展品从来不是被单独展示的。不论物件可能是什么，我们总是需要去思考它与什么相搭配？它可能需要被放在哪一个序列之中，或者它不应该与哪些物件放在一起？这里比较重要的是其他可能性被呈现的时刻，以及“简单”的问题被呈现的过程。那些秘密的、深奥的、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物件，可以和日常的工具放置在一起吗？差异在哪里成为不可比拟的呢？把完全不一样的物件放在一起，什么时候是错误的，什么时候又可能是正确的呢？

如果学科创新发展的轨迹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理论化的过程，那么现在需要去思考一些不一样的方面，并且去重新评估哪些看起来是纯粹实践的、次理论化的，但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的实务工作。人们可以与不确定性并肩前行，与物件及艺术品的特殊性质和历史一起，挑战许多日常经验或学术上关于物件是什么，以及它们代表了什么的理解。

在“博物馆作为方法”的概念下，今天人类学展品如何在实务操作中被展示和被阐释呢？在英国，最普遍的回应是使用“世界文化”的标准。来自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物质将多元的文化并置在一起，代表和肯定来自移民、少数族群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这是最主要的范式，它可能会使一个藏品失去价值，不能利用其最丰富的联想及其对今天有关文化和历史的辩论的突出作用。人类学藏品是历史的物件，它们是纠缠的历史中的产物、证据，甚至是记忆。在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中，重要的收藏品是由诸如James Cook和George Vancouver这样的探险家及传教士等收集而来的。所有这些物质材料都与帝国、旅行和探险的历史有关，也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历史，以及随后的持续性的、有争议的暴力行动相关联。

▲ 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

这些藏品具有见证的功能，见证了诸如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过程，也见证了有影响力的思想和论点的出现。民族志的收藏可能会在无意中使观众去复原共生性（co-evalness）。在英国的语境中，人类学藏品不仅包括世界上各个偏远地区的文化，以及诸如西非和南亚移民的文化，它们还唤起了过去几百年间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其内部本身也是异质的）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所有好的展览应当在各个层面上使材料具有可及性，一种单一的、主导型的全球化历史阐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特定物件和收藏的历史，以及那些作为整体的机构可以成为审视跨文化和殖民历史相关的、更大的问题的透镜，这将意味着从机构的角度，提出必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可以唤起历史记忆的展览确实容易引起争议。那些给传教士的礼物，和新奇的、后基督教意义上的物件，比方说Niue hiapo （树皮布）或 Cook Islands and Tahitian tivaivai （一种波利尼西亚艺术形式），展现了由全球不同文化交流所激发的复杂创造性，这也改变了所谓“西方”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社会。博物馆应该向观众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法，这样的导向是值得赞赏的。可能还需要说明的是，当博物馆鼓励观众有新的发现，被卷入到意料之外的、也许是有争议性的故事时，博物馆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对过去的好奇也将生发趣味盎然的未来。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新博物馆学中，学者主要关注博物馆中的非西方收藏的展示和阐释等问题，批判其中暗含的殖民主义和对非西方文化的误解。但是在近些年来，当博物馆策展人受到了批判性学术训练，原住民社区参与到博物馆的策展中，这种殖民主义理解和对非西方文化的误解也就不存在或减少了。因此说，表征问题不再是一个正确或主要的关注点了。

还有一个解释是，因为博物馆与原住民社区的合作，以及社区的参与，使得新博物馆学者站在原住民的立场上对博物馆进行批判的革命性被削弱了。如果再通过表征的问题去审视博物馆的话，实际上那些尖锐的或者背后掩盖的内容就发现不了了。

这里的概念区分应该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选择”只是单方面地突出研究员他们的主动性，把物件当成纯物质性、被动的东西，这样会遮蔽一些可能性。但“发现”强调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相遇”，可能也是把物件当成一个能动者或行动者了，发现及相遇更多强调的是人与物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方面产生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首先看一下文章结构，最开始说的是21世纪的博物馆或民族志博物馆的定位问题，它大概要成为一个宣传人类学的场所。因为这一时期的书和电影都是被专业的或学术人类学家所观看，博物馆就成为沟通人类学和公众的一个媒介。如果是这样的话，学术人类学和博物馆物件的关系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反而应该是从实践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也就是通过博物馆工作的三种方法，发现、阐释（说明）和并置。这三种方法实际上都是探讨物件的可能性，它没有一个理论的预设，我们应该从物件本身出发去探讨物件的诸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然后在这种框架下，在以物件为出发点的一系列工作中，去挑战围绕着物件已经形成的一些理论框架，以及一些基本的常识性和学术性的理解。

然后文章接下来所讲述的都是一些例子，例如世界文化。作者想说的是，我们现在看世界文化这样的展览好像是没有问题、非常和谐的。但是回到历史的现场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物件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以及收藏者和国家的历史或过去是完全纠葛在一起的。这里还提到了探险家、传教士和那个时期的知识体系的关系。在接下来的案例中，讲述的也是我们如何能够从物件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中去重新发现它的多样性的魅力。如果以这样的一个逻辑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去年读的那篇《博物馆理论》的文章了，后者的一些用语、思路好像就是从这篇文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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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博物馆学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编辑｜杨逸尘

审核｜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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