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很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世界各国把目光逐渐投向了神秘的东方。
在所有关注中国的外国人中，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奥莉娅娜·法拉奇格外受人关注，她曾两次专访邓小平，而邓小平对她更是直言不讳。法拉奇的尖锐、犀利和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让她赢得了“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称号。
20世纪世界著名政治人物几乎都“领教”了法拉奇的厉害，她的采访总是有备而来，从不打无准备之战，其“逼问式”的提问方式让对方很难招架。比如大家熟悉的美国著名政治人物基辛格，他就是“受害者”之一。
基辛格在回忆录毫不客气地写道：“当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与新闻媒体最具灾难性的对话。”美国记者同行对法拉奇的采访风格有一番最好的总结：
“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是故意的让人不安。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闻采访这一行当的超群智慧。当然，生为一个娇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帮助。长长的中分的直发，抑郁的蓝灰色眼睛，长期烟熏的沙哑嗓音，以及说英语时的一口可爱的意大利口音，这一切让法拉奇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法拉奇这种采访风格，跟她的生平有莫大的关联。法拉奇，1929年6月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这是一个充满反抗情绪的家庭，她有两个妹妹。法拉奇的父亲是一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成员之一，曾因多次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被捕，母亲则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注定了法拉奇将深受父母影响。从10岁开始，法拉奇就给反抗者站岗防风，一度还掩护一名士兵。1943年9月，盟军派战机轰炸佛罗伦萨，法拉奇跟随父母躲入教堂。
因教堂遭到轰炸，法拉奇吓得大哭起来，结果父亲不但不安慰她，反而给了她一个耳光，“女孩子不要哭泣，也不许哭泣！”从此之后，法拉奇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她发誓要做一个坚强的女孩。
二战结束时，法拉奇父母一贫如洗，已经无法出钱送她上学。为了生活，法拉奇决定去做一名记者，而她的大伯也是一名记者。17岁那年，法拉奇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工作，拼了命跑新闻。
经过20多年的磨练，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法拉奇在世界新闻记者界如雷贯耳，她先后采访了30多名国际政坛著名政治人物，包括基辛格、阿拉法特、卡扎菲、侯赛因、西哈努克、甘地夫人、布托等人。1979年1月，邓小平因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这是轰动世界的一次访问，受到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各大记者都纷纷希望能单独采访邓小平，可都没有成功。如此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法拉奇自然不愿错过。然而，当时外国记者要获得去中国的签证无比艰难，更别提专访邓小平了。
法拉奇一直在等待机会。1980年9月，意大利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准备访华。法拉奇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自己父亲跟佩尔蒂尼很熟悉，加上自己跟他也有联系。法拉奇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成为意大利访华代表团之一。
当意大利方面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法拉奇的请求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立即向邓小平汇报。有人建议邓小平最好不好接受法拉奇的专访，邓小平却认为对方是有名记者，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通过她向西方传递中国声音更具有说服力。
邓小平还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需要向西方传递正确的政治信息，接受法拉奇专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邓小平果断接受了法拉奇的专访。这一点也得到中方人员的证实，外交部高级翻译施燕华担任两人的翻译，她清楚的记得法拉奇之前曾两次申请采访邓小平，都被拒绝。
施燕华回忆说：“1980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法拉奇敏锐地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核心……法拉奇得知，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9月要访问中国，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朋友，她跟佩尔蒂尼私交也很好，于是央求佩尔蒂尼向邓小平推荐，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118听接见了法拉奇。在这之前，邓小平并不知道法拉奇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她究竟都会问什么问题，只是知道一个大概提纲：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一般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接受采访，中国官方媒体都有“特权”，记者可以在场摄影、录音，还能将两人对话内容进行发表。但是，法拉奇却提出要独家报告，不允许中记者在场。这是一个“无理要求”，邓小平微微一笑，表示同意。
从各方提供的资料来看，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这次采访现场只有邓小平、法拉奇、钱其琛、翻译施燕华和一名记录员，中国摄影记者拍了几张照片就离场了。法拉奇果然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把录音机打开后，就祝邓小平生日快乐。
原来第二天是邓小平生日，邓小平顿时感觉眼前的记者跟其他人不同，明显对自己经历进行了充分了解。邓小平幽默地回答：“哦？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是从来不关心自己是什么时候的生日的。”
法拉奇则表示是从邓小平传记得知他的生日时间。双方一番寒暄后，一场激烈的交锋开始了。法拉奇第一个问题就非常尖锐：“以前到处都可以看到毛主席的画像，但今天我从饭店来这里，只看到了一幅，就是挂在紫禁城（北京故宫）入口处。你们以后还会保留毛主席的画像吗？”
法拉奇话语刚落，现场我方人员都吸了一口凉气，眼前这个记者果然提问尖锐。法拉奇问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目的是他希望从邓小平口中得到对毛主席的评价。那么，邓小平是如何回答如此尖锐的问题的？天安门又是从何时挂上毛主席画像的？
天安门挂毛主席画像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挂上。1949年2月12日，中共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北平和平解放。这天还是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参加庆祝活动的军民发现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主席、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的画像。
在天安门建成后的历史上，第一次挂上了这么多的人物画像，这也是毛主席的画像第一次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首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次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两人的画像中间还挂着一个巨大的五角星。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这是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决定重新绘制一幅毛主席画像，于开国大典当天挂在天安门。
为何要在天安门毛主席画像呢？据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同志的解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大典筹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毛主席像正是人们的愿望。”
重新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中央美术学院年轻教员周令钊，这幅毛主席画像是第三个版本，原型是根据延安时期毛主席戴着八角帽拍摄的照片，辨识度非常之高。周令钊当时年仅30岁，由他担任这项光荣任务，最重要原因是六国饭店国共谈判现场的一幅毛主席画像是他绘制的。
接到这项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不到20天时间，周令钊立即领着新婚妻子陈若菊和几名学生来到现场绘制。当时条件简陋，只能在天安门东侧临时搭建一个铁皮拼接的“画布”上绘画。
周令钊克服了很多困难，他回忆说：“（当时）在没有升降机，没有望远镜等设备的情况下，画这样的巨幅画像，我们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每天要上下好多次，近看、远看，然后再进行修改、修饰。”
这幅毛主席画像长6.4米，宽5米，总重量1.5吨，这几个数据一直保持至今。周令钊绘制毛主席画像快结束时，聂荣臻来到现场检查，他端详了很久后说：“像，真的非常像。”不过，聂荣臻也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画像中毛主席的风纪扣是开着的，他指示周令钊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典后天安门挂上毛主席画像是有时间段的，一般在重大节日前后一个星期。直到1966年8月，中央决定天安门毛主席画像天天挂，而且每年国庆节前更换一幅的。
如今大家看到的版本是第八个版本，原来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王国栋绘制，他退休后由徒弟葛小光来担任主笔，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版本的毛主席画像有一个特别之处，就在站在天安门前任何一个位置观看画像，总感觉主席眼神一直在注视着你。
出现这种现象并不神秘，这幅毛主席画像是一幅平面画，如果绘画者水平可以，能准备描述出眼神，就能出现这样的效果。在王国栋负责绘制天安门毛主席画像前，一般都是由一名主笔带着几名徒弟共同绘制，有时主笔在一旁指导徒弟绘制。
到了王国栋时，相关部门成立领袖肖像组，并在天安门后侧修建了专门的画棚。此后毛主席画像的都由王国栋一人完成，他对于绘制画像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绘制一幅新的毛主席画像需要花费近一个月时间，前后绘制三到四遍。
众所周知，有一段时期全国各地都能看到毛主席画像，最高峰时几乎人手一张毛主席画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公共场所毛主席画像数量有所减少，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法拉奇自然也观察到这一微妙变化，所以才有了前面的提问。邓小平则立即看穿了眼前女记者的企图，只见他严肃地回答：“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的回答出乎法拉奇的意料，她没想到回答得如此坚定。邓小平也看出这一点，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过去毛主席画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显然，邓小平的这番话就是向全世界宣布，毛主席画像将永远挂在中国北京地标性建筑天安门。或许是看到法拉奇没有真正弄懂天安门为何挂毛主席画像，邓小平进一步解释：
“……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邓小平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人的心声，也体现了毛主席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这一次采访持续了2个多小时，法拉奇问题没问完，邓小平似乎意犹未尽，他便主动提出：“现在吃饭时间到了，肚子要闹革命了。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看我们还是找一个时间再谈一次。”
法拉奇大喜过望，几乎跳了起来。8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受了法拉奇的专访。两次专访共4个多小时，法拉奇满意而归，两部分采访录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事后，邓小平对法拉奇有一句评价：“这个记者的问题很有意思，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反观法拉奇，她对邓小平的评价很高，她说：“（这次采访是）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
值得一提的是，天安门毛主席画像是油画，而油画在阳光照射下很容易褪色，这也是为何起初画像每年更换一幅新的最大原因。王国栋当时使用的颜料来自国产的高档颜料，可依旧无法延长褪色时间。
现在的颜料质量有了很大改善，可每年国庆节前夕天安门更换一幅新的毛主席画像已经成为规定。也有人对此疑问，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手绘画像，可以悬挂照片，为何还要手绘呢？王国栋的另一位徒弟邢秋成是这样解释的：
“我想这既是我们的国家形象，也是我们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延续下来的传统。这个传统正是经过多个年代、很多人、多位老艺术家的不断努力所形成的特有经验、标准和流程，更是早已形成的一门特殊的绘画技艺。再说，绘画和照片不是一回事，大型肖像与一般油画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