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发布，结婚率跌至20年来最低意味着什么
3月28日，由梁建章、任泽平联合多位学术专家设立的育娲人口研究机构发布《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报告指出，我国近年来初婚人数连续下降预示了极低生育率，在适婚人数减少，结婚生育成本过高，性别比失衡、社会竞争压力大和婚育观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未来我国初婚人数仍将呈下降态势。
报告呼吁，针对超低结婚率、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等社会问题，急需出台相关政策。报告也提出“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建议促进婚育水平提升。
结婚率初婚人数下降近半 离婚率陡增近3倍
报告根据民政局公布数据分析，2021年全国结婚登记数相比2013年峰值数据减少583万对，为1986年以来最低。而与出生人口更密切相关的初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5.96万人峰值持续下降至2020年1228.6万人，下降幅度达48.5%。
报告显示，2000-2020年全国结婚率数据呈“先升后降”趋势。2020年结婚率5.8‰相比2013年最高点9.9‰下降了41.4%。与此同时，离婚率则从2000年0.96‰上升至2020年3.1‰，最高点2019年3.40‰相比最低点2002年0.9‰，飙升近3倍。
分地区来看，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结婚率3.8‰全国最低，其次是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离婚率方面，2020最高的地区是天津市，达到4.93‰，其次是重庆、贵州、吉林、黑龙江。
离婚率统计口径，专业统计一般采用一年内离婚对数或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携程此次报告采用的是专业计算口径。而离结比是指一年内的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民间更倾向于用离结比来表达离婚率。
据统计，2020年，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离婚登记为373.3万对。若以离婚登记与结婚登记数据之比作为离婚率统计办法进行计算，我国2020年离婚率已经达到45.84%，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这就更加触目惊心，当然，这种统计方法统计的是共时而非历时，只是民间的一种使用方法，尚不是官方统计口径。
年轻人减少 结婚生育成本过高等导致结婚人数下降
年轻人数量下降，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是结婚人数和结婚率下降的一个关键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近8年20岁-29岁对应出生人口总体下降11%。
结婚率严重下降已经是不争事实。但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到2013年的9.9‰，却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如何解释这13年的特殊增长案例？
针对亿欧的提问，梁建章表示，这主要是因为，2000年到2013年，以80后为主的适龄适婚人口的基数在增长。2013年之后，适婚人口以90后为主，但90后人口数下降得非常快，实际上90后中1990年出生人口最多，是1991年之后就已经在快速下降。
性别比长期失衡、“男高女低”的传统婚配观念，也导致结婚人数进一步降低。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20-40岁的男性较女性多1752万人。报告分析称，传统的婚配观念，一般倾向于“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如果按婚姻条件的高低把男性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女性也分为甲、乙、丙、丁4个等级；那么一般是甲男和乙女结婚，乙男和丙女结婚，丙男和丁女结婚，而剩下的甲女和丁男就会找不到对象了。所以，现在大城市有很多甲女是大龄未婚女性，而农村则有很多丁男是大龄未婚男性。这也是我国近年来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原因。
养育成本过高也让初婚年龄不断增长。虽然结婚的目的不仅仅是生孩子。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恋爱双方没有能力养育孩子，就没有迫切的动力结婚。数据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初婚年龄最近几年不断延后。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多地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多地区初婚年龄突破了30岁。如湖北襄阳，初婚年龄5年内推迟了5岁，2021年襄阳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33.96岁。
养育成本过高还导致同居率上升很快，而非婚生孩子还是非常少。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1985-1989年出生的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则为33.13%。而1980-1984出生队列中男性未婚同居率为30.33% 女性为26.79%。而根据2016年CFPS数据，中国的婚前生育和未婚生育（生育后始终未婚）的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这一水平原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
七大建议鼓励婚育
综合多项因素来看，未来我国结婚率和生育率仍会继续下降。对此，梁建章，任泽平为首的育娲人口研究相关专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梁建章称，“虽然有一部年轻人可以接受租房结婚，但买房依然是大部分人结婚的首要条件，降房价可以有效减轻年轻人的结婚生育压力。”对此，可以通过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而生育压力也是很多人不想进入婚姻的重要原因，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至关重要。
此外，报告还建议《民法典》修改相关收养条款，放宽收养范围和收养人限制条件，包括取消收养人子女数要求、降低收养人年龄要求等；报告表示当今世界主流法定婚龄男女均为18岁，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报告也关注了未婚人群的权益，提出了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等建议。
“社会各方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婚姻观，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比如社会舆论需要改变‘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包容婚配条件‘女高男低’的家庭，男性要多在育儿方面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梁建章表示。
改变仍有可能
在中国婚姻登记数量、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当下，对于人口的重要意义，人们仍然没有达到一个科学的认知水平。在一些社交平台以及资讯软件中，“反婚反育”等思想仍具有很大市场。梁建章鼓励婚育、希望降低婚育成本的政策建议，屡屡被误解为要“割韭菜”。
要知道，2021年，全中国人口净增长48万，总和生育率更是已经降低到1.1左右。人口减少可以提高人均财富、减少就业难度是很多人的一种误解，实际上，现实早已证明减少人口无法增加就业机会——以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达38.91%的如东为例，当地常住人口已经在逐渐减少，但当地并没有成为年轻人的就业高地。东北地区最近十年常住人口减少已经超过千万，但东北的年轻人反而更难在东北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
无论是从国家、社会的角度还是家庭、个人的角度，传统意义上的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具有莫大的意义。《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揭示了当前中国年轻人的婚育危机，但危机仍有机会得以改善。
报告数据显示，一方面结婚人数越来越低，初婚年龄越来越大：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但另一方面，在更长的年龄阶段，未婚比例仍较低：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也就是说，尽管中国青年结婚登记数量、初婚年龄不容乐观，但改善仍有一定社会基础，“反婚反育”尚不是主流，长期意义上，传统婚育模式仍是年轻人中的主流。这就需要社会各方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