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条不起眼的里弄里，周恩来度过了少有的清闲时光｜海派城市考古

与博物馆一样，

上海里弄的存在，

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比起大名鼎鼎的渔阳里，

永安里或许知道的人不多，

更鲜为人知的是，

永安里承载了周恩来革命生涯中

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四川北路永安里有住宅155幢，39号-155号为1925年所建，1号-38号为1945年所建，建筑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砖木结构三层房屋，单开间连列式石库门，具有古典英国式和西班牙式等多种建筑风格。

据了解，永安里为当时永安公司老板郭氏出资为其公司中高级职员所建。郭氏为广东籍人，所用职员多为广东籍人，虹口当时为广东人在上海的主要聚集地，故郭氏挑选此地为职员宿舍，并取名为永安里。

△年轻时期的周恩来

永安里44号，是周恩来堂伯母的家。1931年5月一个宁静的深夜，一阵急促的叫门声打破安静，装作商人的周恩来与太太邓颖超在开门后速速入内，深深松了一口气。

当时开门的，是居住在此的堂弟周恩霔夫妇及其二岁幼子周尔鎏。由于党内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党的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周恩来及时销毁文件，转移党中央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此时全家人必须镇静如常，切勿示人以任何异常现象。因为顾顺章的背叛，周恩来夫妇经历了他们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那天之后，周恩来夫妇低调行事，在永安里44号内度过了一段少有的清闲日子。为了避风头，夫妇二人尽量避免外出，陪同堂侄周尔鎏玩耍，有时周恩来还亲自下厨，烹饪淮扬菜请一家人品尝。

周恩来以后多次对周尔鎏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周尔鎏是家族中他们最早见到的婴儿，非常疼爱他，还多次谈到全家同乐的情景。周恩来曾说，当时的情景是“休戚相关、生死共同、内紧外松、其乐融融”。邓颖超在旁还对周尔鎏补充道：“当时在家中面对是粗通文墨的上岁数的二妈，年轻的二弟和弟媳也缺乏生活经验，还有你这个在地上学着爬行、寸步维艰的婴儿，我们当然只能是内紧外松、处危不惊，否则造成不必要的惊慌必影响大局。”

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了1932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约莫八点左右，周恩来假扮成广东熟练工人，来到十六铺码头，搭轮船悄然离开上海，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永安里修缮规划图

作为堂侄的周尔鎏80多年后说，直到好多年后，他才意识到，周恩来一早就有意在上海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紧急时避人耳目，永安里的周家就是在革命早期周恩来夫妇遇到极其危急的时刻才紧急“启用”的，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罕为人知，以至于解放后知道这段宝贵往事的知情人甚少。

2008年，虹口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是周恩来在沪早期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地点。虹口区文史馆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周尔鎏及其亲属，以及曾经是周恩来司机的祝华老先生的亲属和孙家慷一家，并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其中当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四大时的工作人员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周恩来住在虹口。

虹口区政府十分重视这一新发现的历史旧址，两次召开专家论证会，最终证实永安里44号确为当年周恩来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地点。有专家认为，从周尔鎏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从1927到1931年永安里作为当时我党的一个秘密活动点，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在上海已发现的革命旧址遗迹中，秘密地点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有的只有短短几天，时间稍长的也不过几个月，像永安里这么长的，目前还没有。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永安里44号旧址的发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研究者和文物工作者的一个问题，即“周恩来同志早年在上海居住和筹划革命活动的秘密地点在哪里”，增补了一段重要史料空白。2009年，虹口区政府将永安里44号正式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门外挂上了“周恩来同志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的铭牌，从此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中最重要、最机密的庇护所终于成为革命遗址。2014年，永安里44号确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 中共一大纪念馆建筑外墙的“永安里”铭牌

除了永安里44号为周恩来的临时避难所，永安里135号还有一处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

当时永安里所处地段人口稠密，流动频繁，热闹繁华，便于隐蔽。1928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的黄玠然，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此建立一个中央开会联络的机关。黄玠然夫妇及其父母居住于此，掩护机关。

同年秋，黄玠然调至中央秘书处工作，遂搬离此处，周恩来安排张纪恩和张越霞以假夫妻名义在此居住。当时，张纪恩是中央秘书处文件阅览处负责人。中央领导同志曾在这里阅办文件；周恩来、罗登贤、李维汉等都曾到这里开会，布置具体工作；陈独秀和郑超麟也曾来过这里，商量工作。不久，机关搬至浙江路清和坊内。

永安里135号被寻到，里面还有一段故事。1982年5月，曾在上海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时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的黄玠然来沪出差，得知消息后，在上海文管系统工作的夏顺奎马上联系到他，请他抽空一同寻访革命旧址。当时，82岁的黄玠然还约请了居住在上海的、当年一并从事秘密工作的张纪恩和郑超麟同往。

在1982年9月夏顺奎写的《陪老同志在上海寻访革命旧址记》中，就有寻找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的一些细节描述：老同志们从阅文处离开后，他们又驱车前往北四川路永安里（今四川北路1953弄）135号，寻访1928年中央开会接头的机关。最终，他们确认此处就是机关旧址。

周公馆即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49平方米。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在此设立驻沪办事处（对外以“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义作为掩护，西大门的户名牌刻“周公馆”三个字），以此为“根据地”，在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开展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建筑就像茫茫雾海里的一盏明灯，指明中国前行的方向。

上海展览中心原名为中苏友好大厦，于1955年建成，主楼连同顶部的五角星共高109米，曾经是上海的制高点。1957年12月22日，周恩来在这里接见了曾经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同志。

中福会少年宫，原系英藉犹太人艾里·嘉道理爵士住宅，因为在建筑上大量使用意大利大理石，又被称为“大理石大厦”。整个住宅气势恢宏，主体为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以南为大草坪。1953年5月31日，宋庆龄女士在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少年宫——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周恩来分别在1957年12月及1960年9月来到少年宫看望在此参加课外活动的少年儿童。

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界处，是上海外滩建筑群中三座早期高层建筑之一，曾经拥有上海最高的餐厅和最早的楼内停车场。

1973年9月17日，周恩来陪伴法国总统蓬皮杜登临上海大厦，俯瞰上海市容，这也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来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