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字世昌，出生于河南浚县一个普通农户家庭。虽然出身寒微，但是上苍却给了他丰厚的“馈赠”，出众的相貌、出众的头脑以及出众的刻苦。这让原本微末的王越迅速在当地扬名，并被县学重点培养。
少小成名的王越和其他“神童”们一样，不甘于平凡的生活而富有理想。王越的理想还有别于大多数神童，他希望能横刀立马、涤荡四海不臣。同样的王越也染有诸多神童共有的坏毛病，自负、高傲，总有一股舍我其谁的心理。这两者都伴随着他一生、影响着他一生。
景泰元年24岁的王越参加顺天府乡试获取第三名，第二年的会试中又以第三十三名的成绩中进士。虽然会试成绩普通，但是凭借另一项优势（相貌），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
王襄敏公广额丰颐，而骨气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纹五条，右颐有一黑子，音吐如钟。
《客坐赘语》顾起元
注：古代特别讲究仪表堂堂，所以明代选官外貌也是考量的一项重要因素，相貌不佳很难被委以官职。由于明朝地方职权被一分为三，御史就成了多面手，明朝中期之后一方大员必定是御史出身。
为官之后王越就展现了他自负的一面，并不把官场的规矩、忌讳当回事儿。景泰四年王越的父亲去世，他不等朝廷派人与他交接工作就自行返乡而被弹劾。不过在家丁忧期间王越也有能力让自己继续扬名天下，因为他颇具诗才。
王越被誉为“诗直追盛唐，文章远溯秦汉”， 在“台阁体”盛行之时，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明代前、后七子，特别是公安、竟陵文学均有较大影响。
王越的运气也比较好，丁忧让他无意中避开了朝堂的巨变“英宗复辟”。天顺元年，王越返朝后非常有眼光的和当时的朝堂潜力股“李贤”成为了铁杆盟友。随着李贤的上升，王越也连续升迁成了山东按察使。
天顺七年王越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这一年河套地区的鞑靼部连续入侵宣大地区，大同损失惨重。朝廷有意更化大同巡抚以阻止颓势，李贤乘机向明英宗推荐了一直向往军事的王越。
七年，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召还，帝难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贤荐越，召见。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帝喜，擢右副都御史以行。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王越赴任后马上展现了他在军事上的才干，精简兵卒裁汰老弱，修葺兵器和城防，加强防御。并重新组建骑兵部队作为机动力量，对鞑靼部进行袭扰，间接的抑制他们的南侵。这么双管齐下，大同地区的防御再次稳定下来。
到了成化朝，明朝对河套地区的战略态度发生了转变，欲驱逐鞑靼部收复河套地区。成化三年，任命抚宁侯朱永征毛里孩（蒙古本部太师），王越赞理军务兼纪功赏。由于朱永的能力有限，加上他并不眷恋沙场，因此他当起了“甩手掌柜”，把实际权力都交给了王越。
王越做了两手布置。
在战场上王越将大军分散部署依托各地堡垒和火器优势，通过被动防御来迟滞、消耗进犯的鞑靼部。同时他集中精锐作为机动力量，对各地进行支援以及趁鞑靼部不备就偷袭。这样虽然不能将鞑靼部驱逐出河套地区，但是也基本能稳固住明军的防线。
王越这么做是因为明军战斗力早就退化得无法与蒙古野战了。重新练兵需要时间，现在只能和蒙古这样拉锯，实际就是拼物资、人力消耗。而这方面蒙古相对于明朝就是明显的弱势了。
在战场外王越则是利用文笔为朱永开脱并保住其官位。胜仗自然是拼命鼓吹和宣传，败仗即便是败得再惨，王越也要从其中挖掘出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让朝堂官员们明白将士们忠君护国之心。
王越表面上是在维护朱永实际是在维护他自己。如果朝廷因为不满朱永的成绩而换人，那么他王越很有可能也会一并被换掉，即便不换，新领导还会这么放权给他么？不过朝堂官员们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弹劾王越无能的奏章也雪花般地在朝堂飞舞。
王越这么忍辱负重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编练精锐骑兵，并等待机会。成化九年时机成熟，机会也来了。
这年九月王越得到消息鞑靼部满都鲁汗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南侵，而他的老巢红盐池却疏于防守，王越当即决定亲率五千精骑袭击红盐池。王越率军从榆林出发，昼夜兼行数百里赶到红盐池并获大胜。
是役斩首三百五十五级，除此之外明军将满都鲁汗留在后方的驼马牛羊器械等物资全部缴获，不能带走的也全部就地焚毁。对于满都鲁汗而言，粮草没了、后勤基地也没了。满都鲁汗被迫从河套地区撤出向北退缩。
擒斩三百五十，获驼马器械无算，焚其庐帐而还。及满都鲁等饱掠归，则妻子畜产已荡尽，相顾痛哭。自是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西陲息肩者数年。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此战后王越因功成为了首任三边总制，但是王越自负的毛病又开始发作了。得立大功的王越觉得“功大赏薄”心中很是不平，加上言官们又弹劾他“滥杀冒功”（弹劾他在红盐池滥杀蒙古妇孺），王越就赌气上表称病并请求去职还朝。
王越的本意是这里离了我不行，但是宪宗却不这么认为，立刻批复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回都察院任御史。返回京师的王越不愿意就此放弃一生的理想，一直想找机会重返沙场。虽然他的铁杆盟友李贤早已去世，但是王越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盟友 --汪直。
此时的汪直正红得发紫，年纪轻轻（不满二十岁）就掌管西厂，是继王振之后的第二位权阉级人物。王越结交汪直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朝堂上下都反对汪直的时候替他说话。
内阁论罢西厂，越遇大学士刘吉、刘珝于朝，显谓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注：汪直是权阉中的异类，他醉心权势但从不贪污受贿。
巧的是汪直本人也非常仰慕王越，一是敬仰王越的文采，二是汪直有着和王越一样的理想 --横刀立马，纵横沙场。因此这两人就一拍即合，迅速发展成了铁杆盟友。在汪直的帮助和提携下，王越很快就官升兵部尚书，挂都察院左都御史衔并提督京营。
成化十六年鞑靼部亦思马因犯边。正月十六日，宪宗命朱永为平虏将军、总兵官，由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前往讨亦思马因。到达大同后王越获得一条情报鞑靼部达延汗巴图蒙克的王庭设在威宁海。王越和汪直商议后认为，时不我待，当即决定集合全军精锐突袭威宁海。
王越和汪直亲率两万精兵出关，昼伏夜行二十八日抵达威宁海。时天降大风雪，明军纵兵掩杀，获大胜。达延汗巴图蒙克（当时仅六岁）仅以身逃。此役，明军生擒一百七十余一人，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其他物资无数。也有些人认为蒙古的传奇女英雄满都海死于此役中。
注：满都海的人生经历相当复杂，因为蒙古奇特的婚嫁习俗（新可汗要娶前可汗的妻子），这位前可汗（成吉思汗的第十二世孙满都古勒汗）夫人成为了蒙古诸部争夺黄金家族世传的焦点。先后嫁过很多人，前文提到的满都鲁汗也是她的丈夫之一。王越自己的奏章里并未提及斩杀满都海一事，所以这种说法不太可信。
此战的意义不在于具体的战功，首先，蒙古在满都海的操持下眼看着又有走向统一的趋势，此战之后内部再次纷争四起。当明朝无法消灭和控制蒙古时，一个分裂的蒙古就是最好的蒙古。
威宁海一战对于明朝和明宪宗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当年明英宗被也先带出关外“北狩”时就是关在威宁海。王越、汪直此次血洗蒙古王庭，对于宪宗来说有为父洗刷耻辱的一层意义。
战后王越因军功被赐诰卷封威宁伯并允世袭，成为明朝军功封伯的第二人（前一个是正统朝平定麓川的王骥）。此后王越和汪直就镇守在宣大地区，纵横沙场，屡获战功，成化十七年五月王越以文官的身份佩平胡将军印、充总兵官；而汪直获制敕“各地镇守、总兵、巡抚俱受其节制，有不遵号令者可先以军法处置，然后奏闻”。
两人的人生理想得以恣意挥洒，堪称同时达到了人生巅峰。但是这对搭档在互相成就的同时，也互相成为了彼此的痛脚。一个是内侍红人，一个边塞握有大军的封疆，这样的组合即便是无人构陷，想让皇帝不猜忌都难。成化十九年汪直倒台，王越也被下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
因为王越日常自负、高傲，对于士大夫的日常礼规也颇不在意，恣意任行。并不是说其他士大夫都恪守礼规、严格律己，而是他们都不在明面上干。王越恰恰是自负不在乎，常常爱明面上干，结果搞得他很异类而被同僚忌恨。虽然大家私下都认为对王越的处罚太苛刻，但是无人为他求情。
越既为礼法士所疾，自负豪杰，骜然自如。饮食供奉拟王者，射猎声乐自恣，虽谪徙不少衰。故其得罪，时议颇谓太过，而竟无白之者。
《明史·卷一百七十一》
王越自己也多次上疏朝廷申冤，但是朝廷无人支持，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直到弘治元年，借着新帝登基，王越才得以获赦归乡（是赦免不是平反）。此后王越继续不停的向朝廷伸冤，最终孝宗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命他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身份致仕。
弘治十年王越迎来了人生最后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还是他的老对手送来的。六岁时被王越杀得亡命天涯的达延汗巴图蒙克，卧薪尝胆十八年归拢了蒙古诸部，回来复仇了。七十二岁的王越得以复任三边总制。
上任后的王越祭出了他的老办法，收缩于各地堡垒被动防御，无令不得出战。王越在忍受朝堂言官们疯狂弹劾的同时，耐心的等待和寻找机会。弘治十一年七月，王越在贺兰山分四路伏击了达延汗，虽然斩首不多（斩首四十二级），但是击溃了达延汗，明军获取了战略主动。
然而军事上刚取得一些成绩的王越，又倒霉了，这次还是因为宦官。此前受孝宗宠信的内官李广因罪自杀，言官们在弹劾李广罪行的同时也没忘记王越，指责他是李广的“同党”。证据什么的都不用出示，毕竟之前王越不就和权阉汪直打得火热么。
王越本人也没有精力去辩解什么了，愤懑的他在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病逝于甘州（今甘肃张掖）任上。明孝宗命刚中进士的王守仁护送王越灵柩回浚县老家安葬，并代表朝廷督造王越墓。
王守仁在浚县时曾告诉别人，说自己幼时梦到王越把征战威宁海时的宝剑赠予自己，没想到如今竟能督造王越墓。墓地督造完成后，王越之子为表示感谢，将王越佩过的宝剑赠给了王守仁。
二十二年后王守仁配此剑平定宁王叛乱，并因功获封新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