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奥尔良的奴隶拍卖会，约画于1831年。
“南方的纽约”
二十多年前，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从纽约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寻找一段消失的南方历史。当时，他是纽约大学历史系年轻的助理教授。美国内战前后半个世纪，新奥尔良曾是南方最繁华的都市和最繁忙的港口，有“南方的纽约”之称，声色犬马，歌舞美食，成为南方有钱人寻欢作乐的首选之地。在名著《飘》中，新奥尔良是“乱世佳人”斯嘉丽跟瑞德度蜜月的地方——在这座奇异惊艳的城市，她“像一名终身监禁的囚犯突然获得赦免，沉醉在癫狂的快乐中”。
内战期间，南方城市普遍遭到战火破坏，官方档案大多被焚毁。新奥尔良是第一座被联邦军队占领的南方大都市。1862年4月，联邦海军的战舰从墨西哥湾进入密西西比河入海口，发动突袭，摧毁了两岸的炮台。因为新奥尔良三面环水，内线防御薄弱，联邦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这座完好无损的城市。此后，内战又持续了三年，新奥尔良成为南方战火中的和平孤岛。跟城市建筑和街道一起免于战火毁坏的是法院档案。
20世纪80年代，在新奥尔良一栋旧建筑的地下室，人们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内战前法院档案，包括判决书、起诉书、答辩书、证人证词、法庭证人作证记录、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述和辩护记录等。在数千份路易斯安那最高法院卷宗中，有两百多起案件涉及奴隶市场交易。当年，沃尔特·约翰逊的新奥尔良之行就是为了发掘这批档案中被尘封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新奥尔良之行的成果是约翰逊学术生涯的第一本著作Soul by Soul: Life Inside the Antebellum Slave Market，大致可译为《一个个生灵：内战前奴隶市场生活内幕》。出版几年后，约翰逊获得哈佛大学的教职，如今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研究美国南方和奴隶制的历史学家。跟许多同行历史学家不同，约翰逊注重依据法院档案书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史”。艾丽克希娜·莫里森就是这样一位曾被尘封在法院档案中，在约翰逊笔下重新获得生命的小人物。
约翰逊如今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研究美国南方和奴隶制的历史学家。
被绑架的自由人
1857年夏天，新奥尔良西郊杰佛逊教区一位十几岁的女孩子向巡警自首，说自己被当奴隶拐卖，逃跑后无家可归。奴隶制时代，巡警的任务之一就是抓捕逃跑的奴隶，但眼前这位黑发女孩子皮肤白皙、眼睛碧蓝，外表和言谈举止都不像奴隶。巡警把她送到教区监狱，交给看守威廉·戴尼森收容。这位女孩子告诉戴尼森，她名叫艾丽克希娜·莫里森，15岁，被人从阿肯色州绑架到新奥尔良，当奴隶卖给詹姆斯·怀特；她本来是亚麻色头发，怀特给她染成黑色，并烫成卷发，让她看起来像黑人混血儿。
奴隶贩子绑架自由人当奴隶贩卖，在新奥尔良并非闻所未闻。1853年，纽约黑人所罗门·诺萨普曾出版自传《为奴十二年》，讲述自己如何被绑架、运送到新奥尔良奴隶市场贩卖，在南方做了十二年奴隶的经历。路易斯安那最高法院的档案中，也有类似案件。詹姆斯·怀特本来以贩奴为生，在新奥尔良拥有一家关押和贩卖黑奴的“奴圈”（slave pen）。不久前，他卖掉了“奴圈”，在杰佛逊教区买下一座种植园。奴隶制时代的南方，白人购买种植园和奴隶是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当怀特从奴隶贩子改行做奴隶主的时候，奴隶种植园经济正在接近尾声。
监狱看守戴尼森家里没有奴隶，他同情艾丽克希娜·莫里森的遭遇，把她领回家，跟家人一起生活，并带她参加朋友和邻里的聚会。奴隶逃跑后，主人会悬赏捉拿，怀特找到莫里森是早晚的事。戴尼森为莫里森请了律师，起诉怀特。她说自己是白人，不是奴隶，请求法院宣判她是自由人，并让怀特赔偿损失。在律师建议下，她同时请求监狱收监自己，以免被怀特当逃跑的奴隶抓回去。案件在两个地区法庭审判了三次，上诉到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两次，前后拖了五年。
路易斯安那的法院对奴隶交易案件并不陌生。内战前，新奥尔良是南方最大的奴隶市场。在沿街开设的“奴圈”中，黑奴被打扮起来，男女分开，列成两排待售，是这座城市生活的日常景观。为买主贷款的银行家、起草交易合同的律师、为文件做公证的公证员、为奴隶检查身体的医生和做饭的厨师……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艾丽克希娜·莫里森是被输送进新奥尔良这条贩奴产业链的十余万名奴隶之一。
三种叙事模式
作为史料，法院档案在可靠性和可信度方面有着其他来源的资料所没有的优势。但《一个个生灵》的价值不只在于约翰逊挖掘的新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运用这些史料书写历史的思路：透过奴隶交易市场当事各方的纷争，重新审视几种有关奴隶制历史的叙事模式，尤其是至今仍然在学界和民间流传甚广的“家长制”理论。
对奴隶制历史，美国政界、学界和民间历来存在三种叙事模式：一是“不可容忍的恶”，视奴隶制为文明社会的耻辱和美国历史的污点；二是“必要的恶”，把奴隶制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安排；三是“积极的善”，把奴隶制本身当成一种符合人性的良善制度。
内战前，北方自由州的废奴运动发布了上万件奴隶自述，揭示奴隶制的罪恶和奴隶主的残暴。奴隶的口述，经过废奴人士的专业加工，被纳入第一种叙事模式。因为没有渠道核实奴隶的口述内容，加上难以确定记录者的加工程度，史学界往往对这类奴隶自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疑。约翰逊认为，法院档案往往能提供比奴隶口述更可信的资料。虽然原告和被告找证人作证都要服从打赢官司的目的，但证人在法庭上会被双方的律师交叉质询，从质询记录中可以更好地判断证词的可靠性和可信度，看到比奴隶在法庭外的单方陈述更完整的事实。
把奴隶制作为历史中“必要的恶”，在学界和政界由来已久。它承认奴隶制是一种罪恶，但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不得不付出的政治和道德代价：棉花种植是南方的经济支柱，没有黑奴劳动力，棉花产业就会萎缩，经济就会垮掉；而且，只有蓄奴州和自由州并存，联邦才得以建立和维持。按照这种观点，发展经济和建立、维护联邦都是通过奴隶制这种“必要的恶”才能实现的更高的善。这种叙事模式至今为很多人所接受。2020年7月，国会参议员汤姆·卡顿（Tom Cotton）对媒体说，美国就是建立在奴隶制这一“必要的恶”上面，让它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寿终正寝。
“积极的善”是内战前南方为奴隶制辩护的主导模式，也是对北方废奴运动的一种进攻性回应。在这种主张看来，黑奴智力低下，无法融入文明社会，必须由文明人来管教，组织劳动，提供生活所需，让他们少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职是之故，奴隶制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对奴隶主和奴隶来讲，都是善莫大焉。保守主义理论家拉赛尔·柯克（Russell Kirk）十分推崇的南方政治家约翰·卡尔洪（John Calhoun）是“积极的善”最知名的倡导者。卡尔洪是南卡莱罗那人，内战前曾做过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和国会参议员。他把南方的奴隶制跟西方文明辉煌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相提并论，认为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等级安排。在批评自由州的废奴运动时，卡尔洪辩称，黑奴在蓄奴州的生活状况比北方工厂的“工薪奴隶”要好得多：“在目前的文明状况下，两个不同源的种族，肤色、体征、智力都有差异，它们在蓄奴州现有的关系，不是恶，而是善——积极的善。”
活着的奴隶才是价格最好的奴隶
“必要的恶”和“积极的善”两种叙事模式有一个理论交集，就是“家长制”：奴隶主相当于家长，奴隶相当于孩子；主人和奴隶共同组成充满慈爱和亲情的大家庭。这种温情家长制的历史叙事一直存在于南方的政界和民间，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开始在史学界流行。看过《飘》的读者，对这种温情色彩的家长制不会陌生：主人与奴隶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共同组成和谐大家庭。一些史学家把这种温情家长制归因于奴隶主的基督教信仰。不过，约翰逊在新奥尔良发掘的大量法庭档案和交易文件显示，主人善待奴隶既有宗教和人性因素，也有利益考量：奴隶属于贵重财产。很多奴隶主是贷款购买奴隶，奴隶一旦逃跑或死亡，投资立即归零。在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流行一句老话：“活着的奴隶才是价格最好的奴隶。”
对于不听话的奴隶，主人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体罚；二是卖掉。不过，奴隶主在体罚奴隶时要考虑交易价格因素：如果奴隶身上留下鞭打的伤疤，身价会贬值。买家不愿要身上有鞭疤的奴隶，因为那意味着不听话。法院档案包含的交易文书和证词等显示，奴隶主家长制有很强的市场导向，也是一种常用的管理奴隶的手段。比如，主人经常提醒奴隶：我对你们好，你们要好好表现，干活要出力，平时要听话。如果偷懒或不听话，就把你们卖掉，落到残暴的主人手中，后悔就晚了。主人对奴隶的“职责和责任”最终服从于市场原则。
不过，奴隶的命运不只是掌握在奴隶主手中，奴隶主和奴隶有个共同的强大主人——奴隶制。曾有游客记下了他在新奥尔良奴隶拍卖场见到的场景：一位中年女奴站在拍卖台前伤心地哭，说她35岁，从小跟主人长大，又能干又忠诚，但主人欠债，被迫拍卖家产还债，她被列入拍卖品行列。表面上看，奴隶主掌握着奴隶的生杀大权，但从法院档案看，奴隶主遇到财务困难，拖欠债务时，银行往往会要求法院没收奴隶主的财产，包括奴隶，拍卖后还债。奴隶制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共同主人。
奴隶的价格跟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肤色深浅有关。奴隶交易和拍卖广告中会标明奴隶肤色的深浅：纯黑（Negro）、浅黑（Griffe）、二分之一黑（Mulatto）、四分之一黑（Quadroon）、八分之一黑（Octoroon）。男奴隶肤色越深越值钱，肤色越浅价格越低——当时人们相信，肤色越浅，人越聪明。很多浅肤色的奴隶是黑白混血，有一些甚至识字。奴隶越聪明越不好管，如果识字，不但不好管，而且逃跑的机会大增。女奴隶则是肤色越浅价格越高，被奴隶主买去之后做女佣，收拾家务，或兼做性伴侣。在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年轻的浅肤色女奴价格往往比同样年龄的其他奴隶高出数倍。从交易档案看，内战前这类奴隶的价格高达2000到5200美元。而一般奴隶的价格往往低于1000美元。
奴隶主跟女奴的性关系成为奴隶制时代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是南方生活方式的日常。1850年，美国人口普查首次将“混血儿”作为独立于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选项，结果显示全国约有40万混血人口，南方蓄奴州占34.8万名，大多是白人奴隶主跟女奴的后代。1860年，林肯在总统竞选中曾引述这一人口普查结果，指出弗吉尼亚一个州就有近8万混血儿，比所有自由州加起来还多2.3万名。
《一个个生灵:内战前奴隶市场生活内幕》书影。
三次审判
詹姆斯·怀特把艾丽克希娜·莫里森买回家的时候，这种南方生活方式已经临近巨变的前夜。在书面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下，莫里森要在法庭上证明自己不是奴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服陪审团相信她是白人，不是长得像白人的黑白混血儿。
第一次审判时，莫里森16岁。怀特提供了由证人、证词和交易文件组成的证据链，把莫里森的身世从路易斯安那追溯到阿肯色，又从阿肯色追溯到得克萨斯，证明她有黑人血统，不属于白人，属于奴隶。莫里森说自己是自由人，唯一证据就是她本人的长相和言谈举止。法庭上，她的律师让陪审团仔细看她的白皮肤、蓝眼睛和亚麻色头发，问陪审团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相信被告的证词？法庭陪审团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妇女和有色男性没有担任资格。当时的人口普查档案显示，能够查到的陪审团成员家里都没有奴隶。
这起审判在杰弗逊教区引起广泛关注，居民普遍同情莫里森，愤恨怀特——不是愤恨他蓄奴，而是愤恨他把白人女孩子当成奴隶买卖。判决前，怀特在法庭外被情绪激动的民众拦住，有人威胁要吊死他。第一次审判，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法院宣布审判无效，择日重审。怀特指控当地居民和陪审团对他的个人偏见太重，无法得到公正审判，要求法院异地审理。法院把案件从杰弗逊教区转到新奥尔良的法庭重审。
第二次审判时，莫里森17岁。新奥尔良法庭的陪审团一致认定她是白人，判决给她自由。怀特上诉。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认为，新奥尔良法庭处理被告证据不当，怀特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显示莫里森有奴隶血统。基于这一理由，州最高法院把案件打回新奥尔良法院重审。
第三次审判时，莫里森已经20岁。新奥尔良法庭的陪审团又出现无法达成一致的局面。怀特再次上诉到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不久，联邦海军的战舰兵临城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中有四名弃城逃亡，所有上诉案件的审理被迫中止。
莫里森从15岁到20岁，经历了三场审判，两次上诉，进进出出监狱，生了一个孩子，染上肺结核。新奥尔良被联邦军队占领后，法院记录中断，她彻底消失在历史中。从战后路易斯安那人口普查记录，史学家已经找不到跟她在法庭的记录相匹配的名字。她15岁之前的身世是个谜，20岁以后的下落也是个谜。甚至没有人知道1863年1月1日林肯总统发布《解放奴隶宣言》时，她生活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1865年12月《宪法》增加第十三修正案正式终结奴隶制时，她是否还在人世。
一个南方的神话
奴隶制时代的南方曾生活过无数像艾丽克希娜·莫里森这样的小人物。在温情家长制的叙事模式中，奴隶主把奴隶当成外围家庭成员，但法院的奴隶交易档案和法庭审判记录显示，那是一种想象的家庭关系：奴隶主不会卖掉自己的妻小，但会卖掉奴隶，甚至把奴隶的家庭成员分开卖。内战爆发时，南方大约有400万名奴隶，而在南方各州的奴隶交易市场，曾有过200万单交易。种植园经济的日常运作形成了主人和奴隶的近距离生活纽带，不乏善待奴隶的主人，但约翰逊发掘的奴隶交易档案展示出，历史上一些政治家、小说家和学者描绘的那种温情奴隶制大家庭是一个南方神话。命运截然相反的主人和奴隶共同被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毫无希望地捆绑在一起，拥有与被拥有、依附与被依附，双双陷入一个靠自身无法突破的闭环。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内战，付出六十多万国民和一位总统的生命，这种制度捆绑才被强行打破。
如今，走在新奥尔良古旧的法国区街头，满目亭榭楼阁，挂着餐馆、酒吧、客栈和商铺的招牌，旧事随流水，已经没有丝毫“奴圈”的痕迹。沿街随处是地道的卡津和克利奥尔美食，昏暗的酒吧飘出不经意的爵士乐和布鲁斯曲调。虽然这座城市往昔的辉煌不再，但余韵缠绵，仍然是南方人出门放纵一把的首选之地。内战前形成的这一习俗延续至今。早年在新奥尔良写作的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曾感慨：“过去永远不会死。过去甚至还没成为过去。”传统家长制养成的等级秩序、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种族潜规则和主人-奴隶心态以各种变异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下来，与后世和当下的生活纠缠在一起。沃尔特·约翰逊的著作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徘徊于现实中的那个历史幽灵。归根到底，对历史的理解是当代人的自我理解。
刘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