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多地局部聚集性疫情暴发，使小区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一家博物馆工作的南京姑娘悦纳，前段时间在朋友圈晒出隔离期间的各种小区聊天群：邻里物资互助互换群、面包团购群、牛奶群，还不忘表示感谢：人美心善的邻居小姐姐抢到牛奶鸡蛋后，大方地匀给了大家！居家隔离期间，邻里间的花式社交让她觉得既温暖又好玩。有人用电梯无接触交换薯片和水果，有人在群里为家中“神兽”讨要试卷，也有人称“《三体》看不懂，能不能换点别的精神食粮”……
一场疫情，唤起了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温情，也暴露出城市在社区治理体系、基层抗风险能力和业主自治能力等方面需要提升的地方，中国人普遍共鸣的“小区难题”，在新的契机下被观照：小区如何成为自治、强韧、有序、有爱的命运共同体？特殊时期形成的邻里“蜜月期”，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社区里的党员志愿者。徐琦摄
►►►一个看似很小的短板，是没有微信群
清明期间，人称“阿甘”的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吴楠，参加了一场主题为“疫情时代，社区营造的危与机”的线上论坛。交流时他发现，许多小区在疫情面前暴露出的一个看似很小的短板，是没有微信群。
微信群，平时可以发布通知、邻里交流，紧急情况下则构成了信息畅通、协同合作的重要一环。在原子化的现代都市里，它更承载着一重隐喻意义，即“我们都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邻人”。
譬如，围绕趣缘，吴楠居住的仁恒翠竹园形成了几十个活跃的微信群，每个群背后都是一个联结紧密的社区自组织。当初，因为喜欢打网球，吴楠在小区里聚合起一大帮网球爱好者，意外地创造出全国最大的社区网球俱乐部；受到鼓舞的他延续了趣缘的思路，继续发展出针对儿童、老人、亲子等不同群体的项目和兴趣俱乐部；再后来，从活动中脱颖而出的能人领袖们，就成了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力量。
南京仁恒翠竹园小区的网球俱乐部
有了微信群及其背后的人际关系黏合，小区面对突发状况时就多了几分抵抗风险的底气：隔离期间，谁去拿菜、谁去取垃圾、谁来发通知，人手一多，小区事务就变得井井有条了。
“我们发现，凡是前期底子打得好的小区，疫情来的时候普遍都比较稳定。但如果业主自己没有组织起来，社区和物业平时也没有把联络工作做好，等疫情来了再手忙脚乱，老百姓就容易有怨言。”吴楠说。
悦纳经历了此次隔离，和邻居熟稔了不少。但此前，她并不知道小区有楼组长，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和小区里的叔叔阿姨们交集也并不多。隔离期间，是居委会拿着通讯录，一个个添加居民的微信，才临时建起了通知群。
在社区治理专家、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原公众委员赵健看来，大到城市治理，小到业主自治，从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是我们谈论这些话题时无法绕过的语境。
赵健小时候住在南京虹桥一带的大杂院里。回忆起来，他对那时的邻里关系充满怀念：小孩子经常串门做作业、吃百家饭，夏天傍晚，大家聚在一起摇着蒲扇乘凉，东北邻居煮了饺子，也通常不会忘了给南京街坊分一碗。在这样的熟人社区里，邻里互帮互助自不必说，即使有些摩擦，冲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分，也往往能够大事化小。
但在现代小区，邻里关系的真实状态变成：没有失火、漏水和疫情，没有宠物之间、孩子之间偶然产生的交集，邻里间很难碰到一起。
社区营造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靡起来。不同的社造人和社会组织着手营造的方法不同，有的以趣缘凝聚人群，譬如吴楠和他的网球俱乐部；也有的通过“参与式设计”把生人“混熟”，譬如上海社造师何嘉和他参与创立的社会组织“大鱼营造”。
2019年，还是一名建筑师的何嘉被邀请进上海的城市更新项目“美丽家园”计划，任务是为红霞街道的虹仙小区做整体规划。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是，政府投入的巨额资金，如何实实在在化为居民的获得感？经过三年“重金打造”，小区除了更有颜值，还能不能更有活力？
何嘉想到通过参与式设计，来梳理那些看不见的需求、资源和矛盾。第一年，他和团队在小区办了五次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他拿出特意制作的巨幅小区地图，请业主在上面勾画：哪些地方是我喜欢的？哪些地方是被闲置的？哪里存在潜藏的危险？通过调研，他很快梳理出小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车行流线的不合理、车道宽度的不足和公共空间的匮乏；还发现了一大片被闲置的地下人防空间——然后把它变成了有名的“闲下来合作社”。
业主组成的健身俱乐部
业主们对这片地下空间的想象可谓八仙过海：服装从业者希望有一片供自己缝纫设计和堆放边角料的空间；健身爱好者希望不必去昂贵的健身房就可以强身健体；斜杠青年希望有地方创新创业，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基于人群画像，何嘉为这片空间设计了主理人制度，以主理人发起公益活动、邀请居民来参与的形式，把原有的消极空间变成了持续产生人群连接的地方。
去年夏天，他们和小红书合办了首届社区熟人节，“咖啡我熟”“居家我熟”“运动我熟”“文创我熟”……小红书的近百位作者参与其中，在这里打造了一场长达120小时的内容实验，最后的结果是——人与人开始变熟。
►►►房子越来越好，“家”却温馨不再
不论是齐心抗疫，还是促进社区生长，人们往往会在某一个时刻、发现一个难题：关于小区，总有一个奇点无法逾越，那就是物业。
今年年初，芜湖市委书记亲自抓全市住宅物业整治的新闻，在全国引发关注。市委书记透露，他接访的70%左右的问题，都是物业问题。这一数据，让很多人吃了一惊。
“如果去看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统计数据，你会发现，投诉率第一的永远是小区相关的问题——甚至投诉率排名其后的几个问题加起来，都不如第一的多。在和小区相关的问题中，和物业服务有关的投诉，又占了很大一部分。”
被亲切唤作“金陵村长”的王兴宏，是一名具有物业管理师资质的业委会主任，也是“和谐金陵群”的群主。自2015年建群以来，群里聚集起来自几百个小区的业委会成员和相关人士，成为活跃在省内外各个小区的互助群体和专业性指导力量。在王兴宏看来，很多有关物业的纷争其实源于，业主不知道自己的物业费买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业主权利的边界，或曰物业义务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通俗地说，物业服务的内容包括五大类：保洁、绿化、保安、小区设施管理和养护，以及综合服务。但王兴宏发现，绝大部分业主们并不知道，1.9元/㎡的四级服务和2.5元/㎡的五级服务，它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比起保洁、绿化等“外场”的光鲜，更重要的其实是，我家楼道里的电梯有没有隐患？消防设备、车辆道闸和监控能否正常使用？对业主权利边界的认知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了——总之物业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于是，小区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纠纷：有人违建，业主打12345，投诉物业不作为，但其实物业并没有执法权，它能做的只有及时发现、制止和报告。又比如，业主投诉物业不拨付维修资金，事实却是，每个楼栋业主未投票表决，或者表决数未过半，物业根本没有权利去动维修资金。
“我是你的主人！”
业主歇斯底里的呵斥，曾让南京河西某小区的前物业经理张森难过不已。只因没有按照业主的要求挪动绿化带里的装置，这位备受好评的年轻经理遭到了劈头盖脸的一顿羞辱。
“一些业主觉得，既然交了钱，物业公司就应该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比如我可以随便在小区道路上长时间停车，比如你应该24小时随叫随到。”几年来，张森尽心尽力完成了许多并不属于物业职责范围的工作，包括送老人急诊、自己垫付医药费，被业主们夸作“高智商高情商的全能型人才”，但在他供职的某品牌物业看来，他的热心尽责一方面抵销了数个人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又抬高了业主的期望值。这位难得的物业人才最终因种种压力选择离职。
如今，年轻的物业行业，正成为资本角力的竞技场。行业准入门槛的降低，又造成了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乱象。遇到差评时，是花100万去做好服务，还是花5万“公关”掉差评？这在很多物业公司那里，并不是一个难做的选择题。
“去年南京仙林一个小区，业主们查出小区三年动用了800多万的维修资金，其中一个凉亭铁门就花了45万！更别说什么电梯轿厢广告、路面停车收益最后都去哪儿了。只要业主不监督，物业有无数种方法从你的小区里捞钱。”南京接点社区发展中心创始人张涛说。
业委会应运而生，由此铺展开另一个版本的小区血泪史。张涛梳理，2010到2014年是业委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业委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懂法，不知如何筹备成立；2014年到2017年前后，业委会发愁的是选不到好的物业公司，似乎怎么选都是差的；2017年至今，小区进入了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不排除一些业委会，是在外来物业公司扶持下成立的“业伪会”，目的是通过操纵业主，换掉小区原有物业。于是，利用种种手段攻击现任业委会，业主之间相互诋毁抹黑，各种带节奏、传播流言，使小区陷入了一届业委会推翻一届、最终撑不满三届的悲凉结局。
除了资本介入，业委会也面临着许多其他的难题。如何行使好共同管理权？如何保障其他业主的知情权？如何开会？如何选人？街道如何提供更多专业性指导？这尚且属于“有解”的难题。而如何规范全体业主的契约精神、协商意识、诚信观念，如何以业委会数人之业余精力，料理好头绪纷繁的小区事务和数额庞大的公共资产——可能是个“无解”的弈局。
“据我观察，这么多年来，脆弱的业委会一直处于被各种力量反复吊打的状态中。”张涛苦笑。但起码，这些小区还有业委会，具备了一定的自治基础。而对大部分小区来说，业委会仍然“在路上”。
不久前，张涛走进南京江宁某别墅区调研，一进去简直懵了：这哪里是“违建”啊，这简直是“重建”！
“这是个典型的陷入死胡同的小区。物业公司的管理越差，小区的违建就越多；违建越多，业主的利益分裂，就越难成立业委会；越难成立业委会，物业的地位就越稳定，它的服务就越差。”张涛感叹，“你能想象吗，一个物业费很高、业主素质也很高的别墅区，最后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工地。”
►►►疫情是随堂测验，也是重建起点
记者一圈采访下来，业内人士的观点总体一致：小区的问题已经严峻到正在伤害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成果，眼下的关键在于，哪些方式可以真正为小区带来新生。
“达尔文认为，物种进化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足够多的样本、环境的改变和基因突变。对小区来说，前两个条件都满足，剩下的就是如何才能‘基因突变’。”
张涛笑称自己近几年一直在“憋一个大招”，即研发小程序形态的社区治理虚拟平台。这个平台设有物业服务、业主议事、社区活动及增值服务等版块，相当于给业主搭建了一个线上社交和自治议事的渠道。通过转战线上，社会组织的服务模式变得可复制、可推广，而社会组织通过流量入口获得的商业收入，又可以拿出一部分作为社区发展的基金。
“我们是不是该跳出马车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互联网时代的问题？”张涛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除了技术赋能，基于目前的小区治理格局，也仍有很多可以着力提升的地方。
比如，武汉某小区业委会在聘用专职秘书、兼职会计，形成业委会委员轮值制度之外，还长期聘请南京的社区治理专家赵健作为顾问，除了邀请他每年几次亲临指导，也经常打电话远程求教：业委会某项具体工作是否合法？小区出现“被带路”的苗头怎么办？
“现在有很多第三方服务，专门给小区培训业委会秘书，再进驻到业委会做专职或兼职秘书。”但赵健坦言，目前业委会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还比较淡薄。
而在一个健康运作的业委会背后，能为它形成强大支撑的，是彼此信任的业主关系，热心正直的业主领袖，和求同存异的自治精神。
闲下来合作社里的邻里交往
不论是南京仁恒翠竹园的网球俱乐部，还是上海的“闲下来合作社”，本质上都是通过人际关系营造来为小区奠定自治的基础；业主熟起来、领袖涌现出来之后，摆上日程的才是业主自治能力的培养。吴楠成立南京互助社区发展中心后，专为社区搭建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构成的四方平台，共识原则和罗伯特议事规则是他推进居民协商议事的重要方法——接着，业主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真正尊重他人、和持不同意见的人共存，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难题。
“只有大家坐在一起议事，你才知道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好好说话是公民的基本素养；你才知道你得尊重其他人的意见，甚至做好准备为了大局而妥协。公民素养是习得的，不是天生的，不参加公共事务，人就没法锻炼出平等意识、大局意识、协商精神和换位思考的能力。”吴楠说。
回到眼前的疫情，我们又会发现每一次的“危”中都蕴含着“机”：汶川地震后，成都的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拔节生长；武汉经历第一波疫情的重创后，也形成并延续了党员和公务员进社区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那么眼下，小区该从疫情中学到什么？
吴楠在朋友圈分享了上海社会工作专家、“社邻家”创始人闫加伟的观点。闫加伟认为，小区解封后，除了表彰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人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梳理社区的治理体系、总结小区的闭环运作机制——应急状态之下，一个小区要正常地运转，需要的人和资源是什么？不妨把这次封控视作一次演习，梳理总结最终完善形成相关的机制。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水平一定要跟上，社区和小区之间必须建立起信息畅通机制，此外，社区工作者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心理咨询服务的覆盖面和可达性也要提升。”赵健提出了几条建议。吴楠则建议，趁着小区里大家混了个脸熟，不妨抓紧时间培育业主自组织，比如志愿者团队，遇到突发情况即闻声而动，小区就有了一股可以依靠的力量。
事实上，一场疫情如随堂测验，让不少能力出色的业主脱颖而出，成了“班级”里的明星。上海市民虎爸，晒出小区里一群热心业主交出的学霸级作业：迅速制定出“业主防疫自治小组”的任务分工图，沟通通报、核酸检测、生活物资、医疗应急、友邻关怀、后勤保障等条目都有专门的业主负责，“班长”“副班长”“宣传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各司其职，维持着一个“大班级”的漂亮运转。
——疫情结束后，这些“神仙业主”能否被继续调动和组织起来？围绕这些能人，原本一盘散沙的小区，能否聚沙成塔？当紧急情况来袭，“远亲不如近邻”是一条朴素却适用的真理。
借着疫情，一个再胸怀诗和远方的人，也会发现自己无法脱离小区而存在。现代人最终是通过这片狭小的空间来感知城市的温度，这片由水泥钢筋、草木与邻人组成的小小星球，是我们疲惫身心的安顿之所，也是我们借以抵抗未知风险的最后堡垒。
或许，是时候开始思考：疫情过后，我们该如何敞开心扉和家门，把小区变成业主们的真正“家园”？
来源： 紫金文艺头条 冯圆芳
编辑：周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