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中的突发情况与应变方式
从一场会议说起
如何处理拍摄中的突发情况？我想起了在青海拍摄《高原上的棒球场》时发生的一幕。
一个名叫田昌吉的韩国籍棒球教练，用了16年时间，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几所学校里，组建了6支学生棒球队。在他的带动下，这里还成立了一个由当地中小学校长组成的棒球协会。2019年底，也就是协会成立4年之后，才姗姗迎来第一届正式年会。
年会当天，我们像往常一样提前来到会议现场，准备酌情拍摄。预定开会的时间即将到来，校长们却都还没有现身。田昌吉带过的一批学生还在协助着他，他们一字一句地修改着做了很久的PPT，在此过程中，他们的韩语、藏语互相交织着，尤其对其中的汉语表述进行谨慎斟酌。
田昌吉反复地挽起袖口，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手表，同时也一遍又一遍地翻动着手机里的微信留言。我在摄影机的屏幕里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情绪逐渐变得焦虑不安，他握着手机的手指也开始变得犹豫不定……
我开始意识到“局势”变得有点不妙。
距离约定的开会时间已经过去40分钟了，参会人员才陆续就位，大家围坐在会议桌前，听着田昌吉教练用磕磕巴巴的中文介绍这些年棒球事业的发展以及球员们的成绩。就在我举起摄影机拍摄他的发言时，余光中，我觉察到台下一位校长有很不耐烦的动作和神态，果然在田昌吉说了十多分钟之后，这位校长打断了他的发言：“我接下来还有个会，我简短地说一下我的看法，说完我就走。你汇报的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协会目前没有任何政府机构的参与，说实话就是我们自己在跟自己玩，要想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我建议邀请主管的领导来担任协会会长，而且一定要有正规的操作模式，这样别人才会重视这件事，现在这样，海南州的棒球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前途……”
此刻，我的镜头在田昌吉面部停留了十几秒后，看到了他的无奈和尴尬，接着我将镜头缓慢地摇向台下的观众席。会场的气氛瞬间凝固，就连刚才打瞌睡、看手机的人也提起了精神，有人摇着头，有人露出了赞同的表情。而年轻一代的教练员们，则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了起来，毕竟这事关他们的前途。余光中，我看到田昌吉走下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我迅速换上长焦镜头，躲在那位提出异议的校长后侧方，透过其他几位校长厚实背影的缝隙，我看到了手托脸庞，正在沉思中的田昌吉。他原本兴奋的情绪荡然无存，开始深锁眉头。那位躲在墙角的永远站在他身后支持照顾他的妻子也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在这个场合，她显然是被所有人忽视的。
我告诉自己，这绝不是一场普通的会议，这番发言撕破了大家表面上的和谐，田教练的情绪、校长们的情绪、小教练的情绪，三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弥漫在这场会议的空气之中。此刻，该如何把我所感知到的这种微妙用影像呈现出来，这是作为一名摄影师的我需要用心琢磨的。
▲《高原上的棒球场》 导演/王璐 2019 青海共和县 麦境传媒
一番令人措手不及的发言挡在了我的拍摄对象面前，他被“挤”得难以喘息。他衣着的阳光感顿时与这片黑压压的干部服装形成反差，他的投入也在那些满不在乎中显得可悲。我立刻抓住了这些厚重的背影，让田昌吉的身影在构图中被挤压，让校长们模糊的面部与他妻子的精致外表形成对比，仿佛这个人根本就不应该坐在这里，这场气氛中的关键转折便在于此。
本来是一场普通的会议，没想过要拍到点什么，只是抱着一种拍拍看的心态去参会。但就在这等候的过程中，现场的气氛、田昌吉的焦虑和犹豫已经向我暗示，矛盾冲突即将上演，接下来就是做好准备，迎接拍摄。
如何处理突发情况？
我说说在2007年给刘佳导演拍摄《尘土》时的经历，那是一部关于流浪儿童生存报告的纪录片。那天，我们跟随救助站的志愿者，前往宝鸡市的一个村委会，跟拍他们给一个流浪孩子的爷爷、妈妈做思想工作的场景。在抚养权归属和抚养费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吵了起来。这是我给别人掌机拍的第一部纪录片，经验不足。当时看到双方激烈的争吵，我就有点慌乱，不知所措。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因为双方关系的撕裂，俩人分靠墙头，中间就空了很大一段距离。我为了一句不漏地把这个争吵过程拍完整，就慌乱地快摇镜头，甚至甩了起来，一左一右的跟拍着双方的争吵和突然起身的指责。那时的我，拍摄意识还停留在一种新闻式的记录上，根本搞不清人物关系，也没有多人对话和突发事件的拍摄经验，所以就乱了手脚。
剪辑时，刘佳导演还专门把我叫到电脑前，给我看了她剪的版本，的确是没有办法下“刀”，找不到剪辑点，而且这种频繁的快甩，使人的视觉极其不适，这算是一次惨痛教训吧。
在一个激烈的争吵场景中，我们的影像若能脱离纪实，从空间和双方所处的距离上，先将人物之间的关系有所交代，然后再抓拍一些和影片主题及事件相关的重点对话内容，这样就有了60%的保证。其次是在对话完整的前提下，抓拍到现场人物的不同情绪，最好是不说话的神态、状态、肢体语言等，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影像是更有力量的，它们能把拍摄完成度推向至90%。
这时的确需要一名录音师，这样才能保证声音的连续和完整。作为摄影师，才能撒开手地拍，尽量多拍几个角度和景别，便于后期剪辑。
▲《摇摇晃晃的人间》 导演/范俭 2015 湖北钟祥 优酷网
现在回想，关于这种突发事件、家常争吵、多人对话的场景，特别适合用双机来拍。有时在争吵中，俩人吵着吵着，还会走向不同的房间，然后又回过头来继续吵。这时如果只有一个机位，是很难拍的。例如，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里，余秀华去向丈夫提离婚的那个争吵场景，当时范俭导演就拿着一台相机，躲在院子的角落里补了一个机位，拍到了两人争吵时父母的反应。尤其是最后，余秀华转身出门，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我拎着机器跟了出去，追了一里路才拍到那个奔跑的背影，这恰恰是很有寓意的一个镜头。与此同时，范俭导演还能在家中继续拍摄她老公的诉苦及父母的训斥。这时如果只有一个机位，那就只能舍弃很多生动的影像了。
刚才我说的是有录音师在场的情况，而且是双机位拍摄，这是一种优选方案。但有时条件真的有限，只能一个摄影师带一台机器在场，那么拍摄就得拣重点了，在关键的对话中是不能停机的，大多数采用的是一种摇摄的方式，同时摄影师得在所处的空间中找到最佳站位，还要顾及到光线，不能挡道，这些就全凭拍摄经验和现场的精准预判了。
还有一次，我单机拍两个人在屋内吵架，现场是没有录音师的。我错误地站在了走廊位置，这两个人分别处于我的两头，我在中间，他们吵得来回走动的时候，我挡住了一个人的路，结果镜头都被堵上了。后来我就退后到客厅，用一个中焦距的镜头平摇跟随一个人走向另外一个人，这种出画入画，一人走动，带动画面摇向另外一人的方式，就产生了镜头调度，也很有电影感。有时不一定是谁说话就得拍谁，反倒是画外有人在说，画内是另外一个人的反应和情绪，这样的画面信息量就更为丰富，也很饱满。
在拍好和拍到之间，哪个更重要？
对于纪录片来说，在一些特殊场景拍摄时，当然是拍到比拍好更重要，好看的画面最终都是为了叙事或表意。在此，我更觉得画面传递的信息准确更重要，要有主观指向。它不像剧情片，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都可以从影调、构图、运动等各个方面来设计并掌控它，在纪录片绝大多数的拍摄现场，真的是靠摄影师的感知和经验来迅速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站位和运镜方式，尤其是在多人对话或有行为事件的场景中，一个机位要想一句不漏地拍到并拍好是很有挑战性的。尤其在没有录音师的情况下，就更难拍了。那么有时候只能抓重点，适当取舍。不能什么都想要，一个机位真的很难面面俱到。
在一些特殊场合或突发事件的紧急拍摄时，我首先会从器材的配置上有所取舍，有时只带一台相机和一支24-70mm的变焦镜头，再外加一个带指向功能的机头麦克风。在人物对话频繁并重要的拍摄时刻，我选择不换镜头，换机位不关机，这样做可以保证声音的连续和完整，这也是“单兵作战”时比较高效的拍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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