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编年史”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含义的异同

现在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时候，做中国史的人免不了引用一些外国流行的词汇；做外国史的人，因为我们本身是中国人，自然也会用到中国的词汇。这样同一个词汇，有时在同一个会场大家都在说。可是实际上说的人心里所想的和听的人所感觉到的并不一定相同，这就会导致一些无效的情况，甚至会引起误会。

“编年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里“编年史”加了个引号，有人会问，这个词还需要解释吗？中国人只要是搞历史的，甚至不需要是搞历史的，都能够知道编年史的意思。编年史是中国历史学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史通》讲“六家”“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纪传、编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人讲纪传、编年是体裁问题，不标志着有什么特定的意思，也不否定纪传和编年之间的内在联系。一定的历史可以用编年体写，也可以用纪传体写。班固和他的父亲、妹妹一起写成《汉书》，这部伟大的著作是纪传体，可到汉献帝的时候，觉得《汉书》太大，所以就命荀悦改成了编年体的《汉纪》。为什么要改写呢？因为《汉书》中像“十志”有很多专门问题，汉献帝看不明白，他也不想看——正如现在很多人读《汉书》不读“十志”一样。汉献帝是想知道西汉所以兴起，所以衰亡的原因，他只想知道政治上一个大概，所以就改用编年体，主要记政治大事。可见中国的编年体跟纪传体虽然是不同的体裁，但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其实所谓纪传体，纪者，本纪也，本纪就是编年体，是纪年的，所以中国的纪传体本身就包括编年体。本纪作为纲，然后有各种的专题，比如世家——当然《汉书》等就没有世家了——还有列传，等等。所以中国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一体的，只要有利于历史的表达，用哪个都可以。而且也不只是这两个体，如果读起来还不方便的话，后来还出现了纪事本末体。所以中国人是把编年体当作纪事的一个体裁来看的，这在中国是比较清楚的。

外国人则不同。外国人讲历史，分成历史和编年史。这最初是从哪儿开始的呢？罗马就有不少的编年史家，他们作的编年史跟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有什么不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所说的历史，用英文说就是history，它的希腊文的原义是探究，inquire。怎么探究呢？就是说他写的东西一定要有目击者能证明，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只能是当代史，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为过去的人和历史做证明，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远未出生，当然我们更不能为以后的事做证明。所以在希腊，最初“历史”这个词本身内在的含义就是有当代性。在西方，除了这种历史以外，还有就是编年史。编年史一般用英文说就是annals，这个词的词根来自拉丁文的“年”。编年史是个概括的说法，里面也有很多种，有年代记，大事年表等。不仅在希腊、罗马有，古代亚述在公元前很早就有王表，还有神庙、后来的修道院等各种机构，都有按年的记载。这些后来就一概归之叫作编年史，到中世纪时西方的编年史就已经非常发达了。这是编年史在西方的起源和发展。

那么西方的编年史和中国的编年史一样吗？它们是很不同的。西方的编年史是找不出中国编年史那种特点的。中国编年史的特点﹐比如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可以看出来，上来就把年代记清楚，《春秋》更是这样子，有年、有时——就是四季——有月、有干支日，所有事情都严格地记在这下边。而西方的编年史没有这样子的。我们看到的西方的编年史，写法和他们的历史是一样的。这里我可以更明确地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罗马帝国前期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塔西佗本人的经历很模糊，生卒年都不清楚，他自己也没写出来。但是他写了两本大书和两本小书。小的两本一个是《日耳曼尼亚志》，是讲日耳曼的，也不是什么直接史料；另一个是《阿古利可拉传》，是他的岳父的传。大的两本一本是《历史》，另外一本就叫作《编年史》。在塔西佗一个人的著作中间，就既有《历史》又有《编年史》，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从写的形式上看，它们是一样的，记载形式跟希罗多德他们记载的形式没什么区别。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的区别在于，《历史》记载的是公元69年到96年之间他所亲身经历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他直接的经验，是有证据的，是活的，所以他把这些写成《历史》。写完《历史》以后，再返回头，从奥古斯都死过的第二年写起，这就是《编年史》。《编年史》写作的时间在《历史》之后，但内容的时间是在《历史》之前，塔西佗是先写后面，再写前面。其实在塔西佗之前，罗马就有不少史家写过编年史，例如老伽图等。但到塔西佗的时候，在他的著作里编年史跟历史就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同一个人所写，可以一部分是历史，一部分是编年史。其中的区别在体裁上吗？不是，体裁完全一样。其实区别就在于历史是塔西佗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记忆，这是历史；在他以前——他的父亲、祖父经历的事，都是编年史。这倒让人想起了《公羊传》里的“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塔西佗的《历史》就相当于所见世，《编年史》就相当于所闻世跟所传闻世。塔西佗用他自己的著作表明西方的编年史不是一个体裁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历史看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样用编年史这个词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能以为他们的编年史就跟我们一样，西方讲的编年史恐怕就不能用我们的按年、月、日这样的体裁上的编年史去理解。塔西佗以他自己的实际著作表明，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

这个观念在西方鲜明到什么程度？在这以后下边就是意大利的克罗齐。克罗齐活得很长，从1866年一直活到1952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其中在理论部分他专章讲到“历史和编年史”。克罗齐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即“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为什么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未必人人都深入研究过，而且现在这也不是个太热的问题了，但这个说法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为什么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呢？这里关乎到一个如何看待时间的问题。克罗齐举例说，比如我在写一篇论文，或者我现在正在做这样一次说话，我从刚才开始说到现在，还没说完，还要继续说，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时间对于我来说不是过了多少分钟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时的时间是一个整体，都是现在，而不是说我开头说的就叫过去，我现在还没说的就叫将来。这段过程里的时间是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的，是一直到现在的“一”，所以这时候历史对我来说都是当代的。克罗齐认为，历史只要是在精神上有联系的，就是当代的；如果精神上断了联系了，就是编年史。哪怕是很远的古代的历史，只要它同我们今天有精神上的联系，它也是当代史。有些原来是历史的，可是年代久了，有些东西我们忘了、不知道了，失去联系了，于是活的历史就变成了编年史。所以克罗齐比喻说，历史是活的人，编年史是活人留下的遗骸，编年史是从历史中产生的，是历史失去了精神、失去了联系。那么从活的历史变成死的编年史，它的精神还有没有可能复活？这也是可能的。比如，很多人写希腊美术史，本来我们是看不到希腊人的画的，因此就只能是有材料但看不到精神的编年史，但当文艺复兴发生以后，希腊人的精神在这时就复活了，这时我们就能看到希腊美术的精神。因此他说编年史就像一片片断裂的遗物，只能放在古物馆里看，但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是为了留待以后复活。所以克罗齐特别写了“历史和编年史”一章。这里我附带要说一下，他说还有一种东西叫“伪历史”，就是假历史。假历史就是拿一些历史内容、材料，加一点儿文学色彩的加工，就变成一种不是真正历史的东西。

克罗齐诠释了他自己对历史和编年史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西方的传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讲体裁问题，他们是讲精神上是否一致的问题。对中国来说，编年史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在认识方面，中国人讲历史看重的是发展形势，而不是说编年史和历史有什么区分。中国人讲的是“通古今之变”，历史是变化的，是经过不断的否定之否定这样发展起来的，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历经变化，自我革新，再不断往前继续发展。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能有五千年文明的原因，这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见的，这说明我们这种史学精神在实际上有着积极的作用和表现。总之，我讲这些就是想说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在中国的名词跟西方的词相同的时候，头脑里千万要留个区分的余地，不要混在一起，一旦混在一起，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