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州人
让这座城 温暖起来
此《重修报恩寺碑》，为直隶泗州知州平定张佩芳撰文，凤台县知县阿林保篆额，原任巴东县知县亳州梁巘书丹。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报恩寺重修建时立，距今已242年。此碑现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县中心工作站”院内，虽已断裂几（6）块、内容不全，但所剩字迹仍清晰可辨，幸有清拓本完整无缺。梁巘本人对自己所写的这块碑也很满意、肯定。他在《承晋斋积闻录》 中云：“吾所书诸碑，以寿（县）凤（台）《报恩寺碑》为最……”该碑刚柔相济、流美壮大，气势恢宏、浑厚刚健，笔势潇洒遒劲，点画俊逸精到，是梁氏碑刻中的精品。
此碑额碑文中交代得很清楚，为凤台县知县阿林保所书且是篆书。碑额的整个六字，虽是篆书，但又突大篆破小篆，在篆圆的基础上向隶方发展。即在小篆中运用了方折的笔画。尤其是“重”的起笔、次笔，还有下面“土”的外框，很明显都是用隶、楷的方折笔画。“修”字的唯一一笔“横”，却反篆意，写成了上翘。“报”的首笔用了大篆笔法、左下用了小篆笔法、而右上却用了篆刻字典上的隶楷的方折笔法。“恩”字的上部“口”，被创意性地写成了上大下小的心字形。“寺”字下部“寸”的第一笔，写成了横撇下来的味道，而不是横折或横弯，此笔法即不是大篆也不是小篆，写出了自己的风格。“碑”是最具小篆特点的，只是书者又把“石”旁下的“口”写得完全没有“口”形（伸长舌惊赞状），然而又独具魅力，如叶片，同剑尖，似玉蝉，像佛链。一个长“口”，足见书写者的别出心裁、巧妙构思，以及远见卓识、高超技艺。该碑的整个篆额，去雍荣、丰腴，寻窈窕、“飞天”，在篆书的框架内书写得更加纤巧、灵动，洒脱、飘逸。恍若天公造化、神来之笔，确是鬼斧神工、妙笔生花。真让人连连点头、啧啧称赞，实令人惊叹不已、拍案叫绝。正所谓：拈花微笑人如佛，戴笠行吟自谓仙。
此碑中所提到的三人，都曾在寿州城内工作、生活过。他们为在寿州而骄傲，寿州也因他们而自豪。作为今天的我们，更应了解一下这三位名人：
撰碑文的张佩芳。张佩芳（1732—1793），初名汝芳，字荪圃，亦字公路，号卜山。乾隆二十年（1756），中举，次年，中进士。历任安徽歙县、合肥县令、寿州、泗州知州。这位山西平定的张珮芳到寿州任知州时，寿州豪强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张佩芳到任后，惩治豪强，厘奸剔弊，刁悍横行者皆为慑服。又重修循理书院，亲自到亳州邀请梁巘出任寿州“循理书院” 院长，发展教育事业，兴修裕备仓，救济灾民。他的这些业绩，深受当时寿州人的拥戴。
用篆体书写（篆书）碑额的阿林保。阿林保（？—1809），姓舒穆禄氏，号雨窗，满洲（今东北）正白旗人。监生。乾隆三十一年，由吏部笔帖式下派，四十四年任安徽凤台县知县。后任安徽巡抚兼提督衔、湖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谥敬敏。著有《适园诗录》。任兵部侍郎、安徽巡抚时，为《合肥县志》作序。著名的国宝西周青铜器散氏盘〔应称“夨（cè）人盘”较准确，如司母戊鼎改称后母戊鼎。此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由阿林保献给嘉庆皇帝做寿礼的。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在《百家讲坛》“国宝迷踪”中还谈及此事。因而在老古玩界中有“阮元定名散氏盘，阿林保献宝得升迁”的口头传说故事。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在《百家讲坛》“国宝迷踪”中也谈及此事。阿林保还为《夜谭随录》的成书和出版，做了积极的工作。《夜谭随录》是继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后，在我国清代文坛上出现的又一部有杰出成就的文言短篇小说集。阿林保用“雨窗”名为该书作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与《山海经》、《搜神记》甚至《庄子》等书有同等的价值。同时，他又用“雨窗氏曰”和“兰岩氏曰”书写了大量的眉批和行间批，他的评语起到了点睛添翼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对该书的分析与阅读。
用朱笔在碑石上书写文字（书丹）的梁巘。梁巘（1710年—1788年后），字闻山、文山，号松斋，又号断砚斋主人，祖居亳州。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敕授文林郎壬午科举人；后任湖北宜昌府巴东县知县；辞去知县居亳州后又受寿州知州张佩芳邀请任寿州（今安徽省寿县）循理书院院长。大篆书家邓石如（1743—1805年）青年时在寿州希望能结识梁巘，拜梁为师。但梁巘看了邓石如为循理书院诸生刻的印章和用小篆写的扇面后，十分欣赏邓石如的天赋，以伯乐的眼光，认定邓石如将来定能成大器，因此不让邓石如对他执弟子礼，而是以朋友、知音的身份对邓石如的学书与治印给予启发、指导和帮助，后又亲自写信把邓石如介绍给他在金陵的好友梅文穆，为邓石如在艺事上的深造和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梁巘在书法上的成就远大于政治。他与乾隆年间的张照、王澍、刘墉、王文治、梁同书五位重要书家齐名，为清代著名书法家之一。2019年1月16日，日本东京博物馆推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还展出了梁巘临颜真卿《祭侄文稿》的行书册页。
作者简介：
宪隆，半个寿州人，王献龙，平平淡淡教书匠，普普通通劳动者。
责编：月月 审核：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