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

甲午战争

文 / 安平

在19世纪末期的国际社会中，如何保证国家安全和平等，免遭西方殖民，日本得出的结论是：“要么加入西方阵营，成为‘餐桌客人’中的一员；要么便是同中国和朝鲜一样，沦为一块任人宰割的鱼肉。”于是，山县有朋在1890年就抛出了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国家防卫主张。

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举全国之力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即是所谓的“主权线战争”，其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一举战败老大帝国的意义在于：日本迅速从东洋小国一跃而为东亚乃至世界强国，并进一步地对使用战争手段来谋求国家发展资源和生存空间深信不疑。

当报界与战争密切联系，其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战争“冲锋陷阵”时，报纸媒体的政治动员功能被无限放大，已然成为重要的战争武器。

日本海报中的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朝野对于中国的蔑视情绪日渐增强。这在1875年9月的自由民权派报纸《朝野新闻》中已经有所披露：

现在随着我日本帝国之开化进步，已经超过了顽愚的支那，凌驾于固陋的朝鲜。不仅如此，这也是我国藐视支、朝两国，自诩为东洋霸主的资本。

1884年12月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朝野对中国政府出兵平定叛乱极度愤怒，在舆论上则表现为报界极力煽动政府和国民对中国开战。政论杂志《近事评论》在《决不容中国干涉》一文中主张：

如果中国果真干涉我，则我一步亦不能稍让，若不幸因此而与彼轻启战端，则我辈国民固当竭尽义务，且应冀赞我政府……

1885年3月，福泽谕吉更是在《时事新报》上抛出蔑视中国的《脱亚论》。这篇“从传统到现实全部对中国的宣言”，措辞强硬地提出了“日本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彻底决裂的极端主义战略”，可以视为日本对中国、对亚洲秩序的正面挑战。

1894年6月6日，《邮便报知新闻》社论继续大肆鼓吹日本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宣传要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来保障朝鲜的独立。报界始终没有忘记并时常提起对外侵略扩张论，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至于在“日清战争风云渐急，主张对外强硬的新闻记者早早地就在东京及大阪等地集会，主张对外强硬论，达到了连日发表开战社论的程度”，并在6月9日的集会上做出了“我们以自主外交的精神为君国鞠躬尽瘁。出席今天的大会的报纸、杂志社的记者宣言誓守同盟”的决议。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报纸的论调大都集中在两点：一是极力宣传维护朝鲜独立，把朝鲜从中国控制下解放出来，“朝鲜独立论”已经成为日本参与东亚大国间的政治角逐的切入点；二是宣传日本是文明国家，中国是野蛮落后国家，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报界广泛宣传“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并宣称这场战争具有“正义性质”和“圣战性质”，使整个社会舆论中的战争氛围风起云涌。

日本报界营造不惜“对中国一战”的跃跃欲试态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国民新闻》《时事新报》等大众媒体开动宣传机器刊载了大量的时事报道和新闻评论，发表了如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德富苏峰等著名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家的“时局看法”。

他们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变成文明国家，而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却仍然是野蛮落后国家的代表，因此文明的日本有责任在东亚实施文明的输出，将朝鲜从野蛮中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甲午战争爆发后的1894年7月29日，《时事新报》发表福泽谕吉的评论文章《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进步者之战，而绝不是两国之争”，因此作为一场“文明与野蛮之战”，是“为了推进文明进行的战争”。福泽谕吉在文章中甚至分析了战争应采取的策略、战后如何要挟中国割地赔款等等，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还亲自担任军费募捐活动发起人的总代表，引导民众为战争捐款。

同年8月1日，《时事新报》刊登了福泽谕吉的《表诚义金》募捐广告，并亲自为战争捐款1万日元。在日本各界掀起的“军资献纳运动”和“义捐运动”中，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参与组织筹集军费；议会也改变与政府对立的立场，在开战后通过了巨额战争预算，以支持战争。

此时的德富苏峰已经从主张平民主义、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藩阀特权、大力支持自由民权运动，转向了主张国家主义、积极支持对外侵略战争。他在自己主办的《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最为著名的侵略主义言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鼓吹“开国进取”“日本膨胀的时代”，乃是目前日本最大的国是。此外，1894年8月23日，《国民之友》还发表了基督徒内村鉴三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文章。

中日甲午战争

内村鉴三从基督教理论出发，视甲午战争为“东洋进步主义战士”——日本发动的解放朝鲜的“义战”：

支那因为朝鲜的弱小无能，而欲使其永为自己之依附国，吾览外交之历史未有如此卑劣之政略，如残虐的娼家对待无助的可怜的少女时常使用的手段。

我们坚信日清战争我方是正义之战。此义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而是伦理意义上的义……人是为永久和平而战，上天会同情我在此正义之战中牺牲的将士。日本国民还从未有过实现此等崇高目标的行动，我们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吾国之目的在于惊醒支那，使知其天职，使彼与吾人协力从事东洋改革事业。我们如此希望和平，但是1882年之后，中国对我国的行为如何呢?在朝鲜常常干涉其内政，妨害我国对其所作的和平政略，不只从正面对我加以凌辱，我国要开化朝鲜他们则要锁闭它，他们对朝鲜课以满洲的制度，永远作为属国来维持，像中国自身为世界上的退隐国那样，要朝鲜也仿效其例以使之对抗世界之进步。

在《论在世界历史中的日支关系》中，内村鉴三进而分析说，当前日、中两国的关系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国与代表旧文明的大国间的关系，是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两国相对立最终演变为武力冲突的一个实例而已。因此，他得出结论：“中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二者的冲突中日本的胜利代表人类总体的利益，是世界进步的必要。”在《日清战争目的为何？》中，他又声称：“吾人是作为亚细亚的救主而面临此次战争的。”《福音新报》也刊载了另一位基督徒植村正久的文章《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宣传战争的正义性：

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这次战争是大日本帝国自我意识到进取的天职，并将这一天职向全世界披露的机会。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向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国内政治论争顿然化解，新闻界也转向民族主义，鼓吹‘爱国心’，主张强硬外交”，国内整体舆论呈一边倒趋势——煽动举国战争狂热，鼓吹“义勇奉公”。

日本海报中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时期，《东京日日新闻》《国民新闻》《每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中央新闻》《邮便报知新报》等报纸在政府和军部支持下，踊跃派出从军记者，活跃在各地的战场上报道战况。

有资料统计，日本全国共有66家新闻社派遣了从军记者。在1894年7月至1895年11月间，共有114名从军记者、4名摄影师走上战场；1894年7月至1895年7月，还有从军画工11人在战地观战，近距离描绘战争场面，如画家久保田米仙作为画报的从军记者，把战争场面画在了《国民新闻》上。

《大阪朝日新闻》社也派出20名左右从军记者，在朝鲜汉城、仁川、釜山等地还派出特派记者，包括山本中辅、西村天囚、横川勇治等著名记者，数量为各报之首；其次是《国民新闻》社，德富苏峰、松原岩五郎等均是该报社最著名的从军记者。从军记者的报道内容大部分是宣传日军英勇进击，清军不堪一击；日军对当地百姓和俘虏仁爱有加等，目的是鼓动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宣扬战争的“正义性”，最大限度地争取国民的支持。

在政府和军方的组织安排下，这些从军记者分别跟随海军和陆军行动，并受到军队的严格控制。在陆海军从军记者中，以陆军省的从军记者最为有名，其中第五师团混成旅团就有32名从军记者。跟随日本第一军采访的从军记者写了《从军记》，西村天囚写了《征清战记》，战地通讯《入韩日录》《观战日记》等均有很大的影响力。

战争报道的电报，有时竟占据《东京朝日新闻》的第一版全部版面；《大阪朝日新闻》登载的战报也占到两个整版，极力鼓吹日本的“胜利”。海军从军记者横川勇治登上了水雷艇写下了系列战记，松原岩五郎跟随骑兵侦察兵报道的战地新闻也受到日本国民的普遍欢迎。此外还有国木田独步作为《国民新闻》的特派员登上了千代田舰，开辟了“爱弟通信”专栏，“浪速”军舰上也有《中央新闻》的水田荣雄等从军记者进驻。

摄影记者龟井兹明随日军第二军乘船渡海到旅顺地区采访，就有记者七八人同行。在大同江口，龟井兹明还与其他记者一同合影留念：

偶遇参谋长陆军步兵大佐大寺安纯君也加入记者一行并站在中央。列于其左右的有：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甲秀辅氏、开化新闻记者小崎文治郎氏、中外商业新报记者永原铁三郎氏、东京通信社辻英太郎氏、日本新闻记者末永纯一郎氏、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新朝野新闻记者山口明氏、朝日新闻记者山本忠辅氏、自由新闻记者川上参次郎氏共9人。

除了为数众多的从军记者，还有其他战争参与者的记录和纪事，包括军舰的乘组人员、外国从军记者、观战武官等。从军记者从甲午战争的前线发回了大量的报道、战报，被辑录成《日清战争实记》50编，分订成10册，成为重要的“不义战争之实录”。

在从军记者中，文学成就堪与夏目漱石比肩的正冈子规是一个典型人物。1895年4月15日，正冈子规成为从军记者，在《阵中日记》（1895年4月28日—1895年7月23日）、《从军纪事》（1896年1月13日—1896年2月19日）和《金州杂诗——明治二十八年滞在金州所观》（1896）中记录了亲历日军的行动和战争实态。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正冈子规并非被政府强征，而是本人积极争取入伍。他在从军申请中写道：“此番近卫师团出征，为向《日本》通报战况，本人愿意从军。如获许可，愿听从一切指挥。勿论本人一切身上之事，均由社主负责，特此连署申请。”接到从军出发命令后，正冈子规“愁眉顿开。急忙收拾行囊，三日时光，倏忽而过”。在去中国的轮船上：

午后二时过对马。回望眼，寸青已没天际；极目处，唯见碧空接沧海。幸生为男儿，得遂桑弧蓬矢之志。现已离开日本之地，此时之愉快，非他人所能体会。

旅顺港沦陷：日军进入旅顺港。根据本报特约随军艺术家寄来的照片绘制。尽管插图有些阴森可怕，但是鉴于最近关于日军占领旅顺港的讨论，本刊予以发表。《图片报》，1895年2月2日。

到达大连柳树屯的正冈子规，已经是“心中快意，无以言表”。在日本军部安排下参观旅顺军舰，看到日军占领旅顺港后，正冈子规表现出了对日军战果的欣喜和对清军战败的鄙夷，他毫不掩饰自豪感：

此处为清军唯一港口，而今已成我等之物。每思及此，不禁有双肩生风之感。

此处层山相连，山巅炮台前后左右相望，连蚂蚁潜入的缝隙都没有，据此天险要害而一朝土崩瓦解，清国之末日实在令人可叹。

正冈子规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内，发表了大量为日本军队歌功颂德、声援日军侵略的文章。作为一个积极参加战争宣传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其自觉自愿地服从国家意志、强化国民国家主义热情，表明在军国主义风潮弥漫的社会氛围中，知识界也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国家主义”影响下，文化人也在努力迎合战争“国策”。

摄影记者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从事战争报道。最早的摄影记者是被称为日本摄影先驱的小川一真。1894年，34岁的小川一真就作为从军摄影记者开赴战场报道战况，并在1895年印刷发行了“日本陆军陆地测量部”的《日清战争写真石版》和他自己摄影的《日清战争写真帖》。

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写真班”的班长为外谷钲次郎中尉，从1894年10月至1895年5月，共拍摄千余张玻璃板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甲午战争的主要战况，记录了海战陆战的进程，其中对日军主要行动的记录包括战争所及城区、海域状况及兵营、炮台、鱼雷库、军舰等。在官方严格审查下，均为炫耀军威和国威之作。

甲午战争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和平主义者提出了反战的主张，但是影响力非常微弱。报界在统合国民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本民众普遍怀疑能否在战争中取胜时，报界对战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宣传聚拢了民心，极大地影响了民众。

国民支持战争，鄙视中国的情绪迅速蔓延，连佛教和基督教各宗也受到媒体营造的战争狂热氛围影响，派出僧徒跟随军队，提供慰问服务；各阶层一致支持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与明治精英们利用报纸媒体的影响制造战争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午战争的举国战争体制对日本其后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言，堪称一次成功的“彩排”。报界全程参与、记录了这场“彩排”，也使得报界政治动员——宣传战在战争中第一次成功亮相。在御用文人按照政府和军部意图编写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中，从军记者们通过真真假假的故事描写，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场侵略战争，并任意攻击、谩骂中国，颠倒黑白、掩盖历史真相，欺骗舆论，特别是欺骗日本民众，大肆宣传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侵略有利，以激励日本军人为国捐躯，鼓励民众对侵略战争积极支持。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大约有300名从军记者、插图画家、摄影师参与了战争报道，各大报纸媒体的战地报道全部都是“煽动国民战意的忠勇美谈”，如：

安城渡之战，一名号兵被敌弹打死，倒毙之时，嘴还在军号上；一名上等兵冲过来，杀死了两名士兵，身上插着清兵的刺刀死在路旁。

这段描写被用在了日本小学生教科书上。尽管有的“武勇谈”并非从军记者目击，但是却激发了记者们的竞争意识。最重要的是“武勇谈”使得民众对侵略战争愈发狂热，这无疑是报界制造的罪恶之一。《日清战争实记》以及战时和战后出版的《日清战争写真石版》《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日清战争从军写真帖——伯爵龟井兹明日记》《日清战史》等均成为记录日本侵略罪行、实施宣传战的完整记录。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影响——以此为分界点，日本报界从热烈关注国内政治，如监督政府、针砭时弊、主张民主等，迅速转变为关注国外事务，即外交和对外军事方面，主张对外侵略、开辟生存空间的“爱国心”空前高涨。媒体大量报道中国、朝鲜的军事、国情等信息，知名学者热烈讨论武力进攻中国、确立在朝鲜优势地位的可能性，煽动战争情绪，大力营造“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及至战争爆发，各大报刊又直接派出战地记者，报道战况，媒体间展开了激烈的“报道战”。

同时政府也严格控制媒体，禁止报道与军队有关系、对军事行动不利的新闻，先后对《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媒体实施停止发行、禁止印刷等处罚。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前、战中乃至战后，报界的活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既受政府控制，也影响政府决策，更左右了民众的思想和行动，极大地鼓动、引导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战争情绪。

甲午战争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日本政府逐步理解了近代战争已经是国家总体实力的竞争，其中就包括报界的宣传战——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举国尽力才能完成战争。因此，在战争中所有的“人民”开始演变成“国民”被战争动员起来。在思想界和舆论界，国家主义的热情淹没了理性，国家权力、国家机器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华文好书选读

安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2月

《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是一部完整勾勒出近代日本报界发展脉络的“报界政治动员史”。全书以“政治动员”为线索，对1868—1945年间日本报界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做了系统梳理。书中深入研究了在政治强力干预和控制下逐渐形成的近代日本报界“总体战体制”，也涉及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全面侵华战争中的日本报界宣传战实践，以及中江兆民、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石桥湛山等舆论领袖的思想传播。通过还原近代日本报界发展史，阐述其发挥政治动员功能、参与宣传战之必然性，并论及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及历史问题，力图为近代日本报界的发生、发展勾勒出一幅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清晰脉络的“贯战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