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端方是一位热衷收藏的清末大臣，涉猎广泛，著述颇丰。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其多件旧藏，如“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等，前段时间曾以《国博馆藏 | 端方旧藏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为题，与大家进行过分享。
来国博看中国。清末，端方都收藏了哪些古物？在这里，国博君邀大家一起透过一篇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的文章，展开深入了解。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清代拓本，纵132.2厘米 横85.8厘米
1976年李章汉捐赠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 | 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末端方的古物收藏及藏品著述
文 | 潘崇
内容提要∶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崛起的满族地方大吏，历仕南北，督抚一方，以思想开明、力行新政而被时人评论。端方又是近代收藏颇富的大收藏家，藏品涉及青铜器、玉器、石刻、瓦当、古印、书画等等。端方延揽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汇编、著录成册，有效地保存和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关键词∶清末 端方 收藏 著述
端方像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1882年中举，后纳赀为工部员外郎。端方青年时期即显示出卓越才干，据徐珂记载，由于工部所司无关军国要计，满洲子弟趋之若鹜，而端方“在部独以博闻强记、踔厉风发冠其曹列”。翁同龢在日记中曾多次对青年端方予以称道：“其人读书多，与名流交往甚稔”；“看《礼器碑》《醴泉铭》，皆端午樵（桥）处借来”。
戊戌维新期间，端方督理农工商总局，政变后仕途通畅，历任陕西布政使、湖北巡抚、江苏巡抚、湖南巡抚、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端方颇有政声，以留学教育为例，时人普遍对其赞扬有加：“苏鄂两省于现今留学界之能首屈一指者，皆出自我大人热心教育、极意培养之力。”曾受端方之邀整顿复旦公学的严复也称赞端方为“近时之贤督抚”。
作为政治人物的端方值得深入研究，且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收藏家的端方在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对此作一梳理。
端方书法作品
一 端方及其收藏概述
端方青年时期即笃好收藏，翁同龢从端方处借观碑帖即是明证。及至出任督抚，端方收藏热情愈加高涨，其言：“余早岁官京朝，簿领之暇辄事搜讨，稍稍有得。继之官秦中，古帝王之都多重宝奇器，往往朝出墟垄，夕登几席。西北土燥，故字迹花纹完整者多，摩挲屡眷，心赏殊惬。洎移节鄂湘、东下三吴，或新发于土、或得之旧家，物聚所好，时复增益。”收藏需要物质基础，端方颇有一掷千金的豪情，“生平宦橐皆耗于此”。据汪康年记载，瘱鹤铭沉江千余年，宋朝时捞出仅存93字，端方令人募之，每字许酬五十金。
由于端方的不懈努力，其收藏藏品品类广、数量大、精品多，从而奠定了他晚清收藏大家的地位。他的收藏品类涉及青铜器、玉器、石刻、瓦当、古印、书画、古玉等等，藏品数量难以详考。据胡思敬言，其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到1916年，即端方死后五年，藏品虽多散失，但仍有1600件之多。据沪上掌故大家郑逸梅记载，由于端方收藏富于天下，引得他人与之相竞，裴伯谦即榜其斋为“壮陶阁”，寓超越端方之意。端方藏品亦颇多精品，最著名的有毛公鼎、昌化十二石等等。罗振玉即通过观览端方藏品多所受益，并解开了学术上的某些疑团。
时人对端方及其收藏评论颇多，大多数人认为端方藏品甚富，但对其学识则褒贬皆有。之所以如此，在于端方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以专职收藏家的标准评价，他可能在学识上稍逊一筹。曾入端方幕府的况周颐称其撰著“以考订金石为大宗”，诗文亦“工整熨帖，甚似词流藻构，不类屏臣政暇之作”。同样曾入端方幕府的邓邦述称端方“收藏金石书画甚富”。郑孝胥赞端方“收藏甲天下，文采腾当时”。何刚德曾与端方同在工部为官，称端方“颇不羁，自为满人，偏诋满人为不肖。鉴赏金石，颇负时名”。此外，王揖唐称端方“收藏之富为海内冠，风流文采，照映一时”。《清史稿》评价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有人回忆称，端方鉴赏能力颇佳，字画盖上“陶斋”钤记即身价十倍。
褒有之，贬亦有之，不少人对端方的收藏及学识则颇有微辞。张之洞言：“（端方）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另有论者指出，端方鉴赏能力极低，“但知慕名而已”，其藏品“砂石并下，赝鼎鱼目”。关于端方的收藏途径，费行简指出，端方“佻薄奸险，以新政涂饰朝野”，其收藏上的花费多为“乘间取贿”所得。有论者揭露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污赈款，并戏撰嵌“端方”二字之联：“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有论者指出，端方不少藏品是通过巧取豪夺而来，每有发现必多方罗致，“久假不归”。郑逸梅记载，刘鹗藏有宋坑端砚，端方故意虚构他的罪名，使端砚最终归端方所有。翁斌孙记载，端方曾以借为名向翁同龢后人索去其生前收藏的孤本《娄寿碑》，作为他为翁同龢奏请开复的条件，事后翁家愿以5000元赎回此碑帖，但遭拒绝。
端方笃好收藏的原因，与晚清的学风趋向、个人性情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收藏古物视为保存、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因此端方笃好收藏并将藏品著录成册。
首先，关于晚清的学风趋向。政府官员笃好经世、金石之学实为同治、光绪之际学风的一大趋向。朱德裳记载“自翁叔平、潘伯寅以朝贵为公羊学，兼治诗、古文辞、金石，提挈宗风，倡导后进，京师上自尚、侍，下至编、检以及部曹、内阁才俊之士靡然从风……均相尚以学问。”张之洞早在1870年即在京与王懿荣、吴大澂等收藏同好订交，写下不少品论金石的文字。端方由于幸得华山碑孤本而兴建的宝华庵，既是收藏之所，又是端方与宾朋聚会之所。对此，陈三立有诗云：“人生贵自熹，屠门视宝华。”
其次，关于端方的个人性情。端方追求名士派头，其人亦颇有几分儒雅之气。虽然两江政务繁忙，端方总是定期抽暇，或饮酒读画，或摩挲金石，或登临佳胜，“气度不可及”。端方革职后亦名士气不减，或往青山或游公园，“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尽管端方寄情收藏，放荡山水，但并不因此耽误政事，劳乃宣称端方对于政事“谋虑既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公事既毕，“乃麕集朋侪，摩挲金石，评骘书画考订碑版典籍，把酒咏歌”。
再次，端方意识到，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传统文化趋于沦落，“今承学之士，新学半袭皮毛，而旧学已归荒落”，就中国的古物而言，“近为外人所争涎，而吾国又无禁古物出口之法律权力”。因此，端方将收藏古物视为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他自称：“三代文字不尽传于后世，惟金石仅有存者，其有功于经义至巨，……世或疑为玩物丧志，是未窥昔贤朴学之门径。”同时，端方意识到，为使古物长久流传，须将其著录成册：“金石虽寿，反托梨枣以传。……今之存且聚，不早为图之，将使古人之事迹、文章自吾身而泯没，可不谓仍大哀乎?故吾之亟亟于此，非徒徇嗜好也，所以存古人也。”
需要注意的是，端方自青年时代起即笃好收藏，他对古物收藏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关系的认知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正是在收藏的实践过程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现状深刻体悟的基础上，端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端方书法作品
二 端方藏品著述
为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端方延揽了一批当时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如李葆恂、杨守敬、况周颐、龚锡龄、李详、陈庆年等人，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著录成册。
由于端方属于统治集团中颇具文人气质的官员，且能礼贤下士，这些文人也多乐意为端方考订藏品，进而著录成册。如端方与杨守敬的交往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1897年，山西发现一方"其状如晷"的石器，端方即致函杨守敬请教：“非博识多闻之君子莫能辨此，特以拓本奉鉴。”这可能是端方首次请教杨守敬。直到1909年杨守敬71岁时仍与端方多所往来，《邻苏老人年谱》记载：“三月，端午桥以所得金石增多，招余再赴金陵，……又为跋十百通。”陈衍称，端方对杨守敬、李葆恂两人极为信服，金石书画“非经守敬及义州李葆恂审定，则不敢信”。无疑，端方能够将藏品著录成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人的协助。
正如端方所言，“金石虽寿，反托梨枣以传”。端方死后，其收藏的古物大量散佚，曾协助端方编订著述的李详有诗叹之：“摩挲石墨人空老，忆到金陵便断肠。”1916年，端方之子继先禀称内务部，家藏古物“吁恳收归国有”。后因藏品多有散失，政府亦缺乏财力，端方收藏的藏品终未收归国有，因此，端方将藏品著录成册便成为有效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远见之举，对于今天的收藏亦不无启示意义。鉴于以往关于端方藏品著述的研究皆不全面，笔者试图做一较为详尽的梳理。
1. 石刻类
《陶斋藏石目》，目录汇编，收录汉至元石刻300余种，包括墓志铭、造像记、经刻等等，1903年排印，李葆恂题签，该书可能是端方委托李葆恂编订。卷首“略例”称：“诸石以朝代年月为次，碑碣、造像、经幢等以立石年月为次，墓志以葬时年月为次，无葬时年月以卒时年月为次。”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
《陶斋藏石记》，44卷，收录汉至明代泉范、玉券、题字、残石、残碑、画像、墓志铭651件，录其文字并加考证，1909年刊行。该书所录各品皆为端方收藏，所录文字悉依原字摹拟，端方自称：“余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人焉。”编订者为况周颐、龚锡龄、李审言、陈庆年。端方亦参与了该书的编纂，“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日辄自为一跋”。《续修四库全书》收录该书，见“史部·金石类”第905册。《石刻史料新编》收录该书，见第11册。
《陶斋所藏石刻》，手抄本，仅录石刻名称，无文字说明，没有注明出版时间、地点。该书收录的多是《陶斋藏石记》所未收录的石刻，如大吉利碑、大唐石柱残石等等。该书页眉有某人（疑为该书作者）小字行草手书，如描述大吉利碑：“浮雕花纹，甚精。”书末附有“埃及等国运来各种石刻古象等件”，但仅记录了各品数量，共101件：埃及石刻36种；希腊古陶器7种；意大利古料器7种，古磨画1种；埃及小人12件，小印14件，瓦石等器24件。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端方曾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出国考察期间不忘在各国搜罗古物，陈三立有诗言：“尚书笼万有，嗜异甘饕餮。东搜扶桑制，西摹埃及碣。”说的就是端方搜罗外国古物的事情。端方对搜罗的各国古物颇为自得，曾将埃及造像印成扇面分赠友人，郑孝胥即得其赠，他在日记中记载：“午帅遗潮州扇，拓所得埃及造像，甚妙。”据承宁称，端方将搜集的埃及古物编订成《泰西各国金币拓本》一书。由于端方所带回国的外国古物种类甚多，该书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汇编。
《陶斋吉金录》书影
2. 青铜器类
《陶斋吉金录》，8卷，收录400余件商周至隋唐时期的青铜器，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一组1901年从陕西凤翔出土的商代酒器，1908年刊刻于金陵。该书附有器物图形与铭文拓本，并加注释，文字描述全由端方手书，协助确定体例者有李葆恂、黄君复、陈庆年，绘图者有管琳、黄廷荣，整理编辑者有郝万亮。该书颇得时人好评，如皇室溥伟称其“考核精良”。著名度政史专家巫鸿、丘光明也在论著中多次引用《陶斋吉金录》收录的器物，其中巫鸿所写的《秦权研究》引用21件，丘光明所著中国历代度量衡图考》引用8件。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续修四库全书》收录该书，见“史部·金石类”第904册。
《陶斋吉金续录》，两卷，卷1收录37件，卷2收录43件，又补遗1卷，收录8件。该书附有器物图形与铭文拓本，并详注各器形制大小，1909年刊刻于金陵。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续修四库全书》收录该书，见“史部·金石类”第904册。
《陶斋吉金续录》书影
3. 砖瓦类
《陶斋藏砖记》，两卷，收录端方所藏有关汉代刑徒的砖铭，1909年刊行，石印本。端方称：“余始为《藏石记》时，即思取砖别录一书，既以为少，弗能独立，故仍并入石类。及书既编定，四方朋好暨家弟小儿辈，各搜索相属驰寄，余亦赓续自购，流赴轮凑，所积遂多，因又续为此集。其已并入石类者，亦不复移。”成书后，端方将该书送给罗振玉，罗鉴于“陶斋著录多有伪舛”，乃选文字完善的31纸“手自勾勒”，撰成《恒农冢墓遗文》一文，“以诒当世陶斋所藏”。《石刻史料新编》收录该书，见第11册。
《陶斋藏瓦》，三册，瓦图为墨印，共录瓦300余片，无文字说明，出版时间、地点不详。该书封面篆书“陶斋藏瓦”四字，并钤有“陶斋藏瓦”篆书印章，该印章又钤于每幅瓦图。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据罗振玉称，端方“以其一家所藏（瓦）勒为一书，稿既具矣，而未印行”，他结合端方所著，将自己平生收集的墨本3000余纸著成《唐风楼秦汉瓦当》，并希望“当世君子，异时所得再赓续焉”。由此推测，《陶斋藏瓦》当为稿本，没有大量刊行。
4. 书画类
《壬寅消夏录》，不分卷，考订端方所藏晋至清代的法书、绘画、墓志等，共计300余件，与清康熙时期高士奇著《江村消夏记》、乾隆时期孙承泽著《庚子消夏记》、道光时期吴荣光著《辛丑消夏记》合称“四消夏”。樊增祥、缪荃孙、李葆恂、程洛庵等协助撰述，稿本，多有勾画、修改处，1911年由缪荃孙刊刻成书。缪荃孙记载：“义州李文石观察（即李葆恂——笔者注）淹雅闳通，尤以赏鉴书画得名。……陶斋丙午（1906年）督两江，命荃荪编《消夏录》，得以尽窥美富，而文石加跋独多。”同时，端方亦将该书的刊刻委托给缪荃孙，缪荃孙曾记，1911年，“陶斋嘱代刻《壬寅消夏录》四十卷”。李葆恂对该书之编订亦有记载：“公（端方）无声色之好，退食之暇惟以书画自娱，其巨眼高识，固孙退谷、高江村、宋锦津、卞令之之俦匹也。时樊樊山、缪筱珊、程洛庵三先生并精鉴别，富储藏方，共商榷编公所藏乏名迹为《壬寅消夏记》，不佞亦获在校雠之列，乃得尽窥美备。”《续修四库全书》收录该书，见“子部·艺术类”第1089—1090册。
5. 古玉类
《陶斋古玉图》，为端方所藏古玉之汇编，该书为手稿，古玉的介绍文字由端方手书，汤金铸、周暻、刘师培、杨守敬等人曾参与此书编订，各有考释文字。因端方1911年命丧革命党，该书未及出版。1935年，杨寿祺无意之中于苏州古玩肆中得端方手稿本《古玉图》，“纸页散漫，首尾凌乱，既不成书，归而整理，知圭、笏、璋、瑁等稿早散失矣”。杨寿祺因念端方“读书好古，大节炳然，其所鉴藏古物实为近代之冠，若不亟为编订，甚可惜也”，因自觉已力不逮，遂委托吴县王大隆详加编纂，“使忠敏公遗稿得以流传”。王大隆整理完毕后，亦不无感慨道：“公辛亥殉节后所藏尽散，今图中所载不知流传何所，幸存此稿为景印以传，益不胜聚散无常之感。”该书1936年由上海来青阁出版，两册，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
6. 古印类
《陶斋藏印》，为端方所藏古印之汇编，铅印本，无出版时间、地点，无文字说明，共4函，分为《初集》、《二集》、《三集》、《四集》，每函4册，共16册，共录古印1800余方。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
《陶斋藏印》书影
7. 陶类
《陶斋藏陶》，端方“集三代至汉陶器，模其形制、款识，为《陶斋藏陶》十卷”。成书时间、地点不详。
以上著作皆为端方主持编订，另外还有两部著作以端方藏品作为考订对象，但并非由端方主持编纂。
一是《陶斋金石略》，翁大年撰，是考订端方所藏金石的著作，后由罗振玉增补。翁大年精于金石之学，“以金石考订与张叔未、韩履卿、吴子苾、许叔下、刘燕庭诸先生并著称于道咸间”。1915年秋，罗振玉在上海购得翁之手稿十余册，其中即有《金石略》，然而“仅跋尾数篇而已”，且相当凌乱，“旁行斜上，涂乙狼藉”，遂分类整理之，成《陶斋金石文字跋尾》，“辑录金石文字跋尾十七则”，包括《商唐子觯铭跋》、《白矩方鼎铭跋》，等等。
一是《陶斋旧藏古禁金器》，一函，郑孝胥题签，墨印酒器、鼎、觯等20件器物形制，无文字说明，出版时间、地点不详。函内附有美国人福开森所撰《陶斋旧藏古酒器考》，考订《陶斋旧藏古禁金器》所录各器物，单册，有中、英两种文字，1924年北京出版。福开森在该书中述及，1901年陕西凤翔府斗鸡台出土大量古铜酒器，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闻信往购，其后人因为贫困的原因不能保存，其中有20器归于纽约中央博物馆收藏。实际上，该20器已收录进《陶斋吉金录》，但是“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犹不免有遗憾焉”，因此，福开森“根据实物证之礼经，为考证之”，写成《陶斋旧藏古酒器考》一书。由此推测，《陶斋旧藏古禁金器》当为这20件古物运往美国前后由福开森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
端方书法作品
三 结语
在西学冲击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多种文化理念，但占主导地位并取得成效的是“中西并重”。只有真正做到“中西并重”，并对二者进行有效整合，中国文化才能在中西文化对接、碰撞过程中获得最大发展。端方正是“中西并重”的实践者。
端方在致罗振玉函中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化理念：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时代，欲求中国文化发展，必须做到“商旧学而迪新知”，最终实现“通新旧之邮”的目的。由此，端方一方面大力搜罗古物，将藏品著录成册，并创办以自己“所藏金石书画、古器捐设”的博物馆，以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西学、西政，强调国家欲达富强，必须“采中外之所长，于学术、于教育、于法律制度皆然”，且应秉持“不存中外之见，惟以是非为准”的态度。在实践上，端方积极派遣留学生、主张宪政改革，是同时代倡导西学、西政的佼佼者。
无疑，端方在大变局时代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努力以及“中西并重”的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中西、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作者潘崇，现供职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7期，脚注略。本文配图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