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伟：美加联盟中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博弈——以加拿大对华粮食贸易为核心的考察

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持续对峙，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粮食紧缺问题，国际社会对此态度不一。在对中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还是继续实施冷战战略这一问题上，美国曾表现出犹豫态度。但从后来其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中不难看出，美国仍然选择了后者。作为美国邻国的加拿大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选择与中国开展粮食贸易，中加两国于1961年1月27日达成第一个小麦贸易协定，同年4月22日在香港签订了第一个长期小麦贸易协定，中国可以向加拿大购买粮食，加拿大也为国内积压的小麦扩大了国际市场，中加两国实现“双赢”。加拿大率先挑战美国的贸易封锁政策，向中国出口小麦，为中加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及1970年中加建交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和加拿大对待中国粮食紧缺问题以及中、美、加三国的互动方面，有学者着眼于加拿大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有学者从美国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国内的决策过程以及相关辩论，指出肯尼迪政府面临的两难选择，即一方面粮食援助可以开拓中国市场、减少美国国内的粮食剩余、提高美国的国际形象，而另一方面中国粮食紧缺问题有利于遏制战略的实施。最终冷战政治压倒了一切，美国仍旧对中国抱敌视态度，但相关研究并未涉及加拿大的因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中、美、加三方的档案，从加拿大对华粮食贸易这一切入点着手，针对美国和加拿大对中国粮食紧缺问题的不同反应，从“联盟”这一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美国与其冷战盟友之间的互动与博弈，并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与盟友的互动关系。加拿大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和相应措施的跟进，反映出美加之间的博弈，也体现了双方在联盟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纷争。

20世纪50年代，持续三年的朝鲜战争让美国更加坚定了孤立中国的信念。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围堵”中国，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则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如此严厉的围追堵截。此时加拿大急须扩大对外贸易，从而振兴经济。与此同时，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一种因朝鲜战争失利而对中国施加的报复。美国民间也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持久制裁，但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受制于舆论的压力，依旧保持着对华冷战的战略。美国和加拿大在对华关系尤其是经贸方面的分歧，成为阻碍美加协调一致的一个主要的外部因素。

战后，加拿大在防务上被纳入美国的北美防务圈，同时加拿大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这是加拿大不得不依从美国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加拿大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需要对外贸易的支撑。尽管在公开场合，加拿大仍然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但在私下讨论中加拿大官员已经发出了批评和指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声音。尤其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的旨在保护自身利益而忽略加拿大利益的具有进攻性的农业政策，更是严重挫伤了美加同盟关系。加拿大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主动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与美国的战略分离倾向愈发明显。

虽然美国与加拿大结成冷战联盟，但在粮食贸易方面两国却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因为国际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美国扩大海外粮食市场无疑会减少加拿大的市场份额，反之亦然。这种博弈关系首先体现在对二战后经济复苏的日本和西德市场的争夺。1950年1月12日，日本和西德加入《国际小麦协定》，加拿大欲借此机会打开两国市场。但美国政府官员认为日德的经济复兴是美国的贡献，与加拿大无关，此时加拿大想借机分一杯羹，无疑会冲击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市场，美国国内大量粮食过剩会消耗巨额的财政支出和纳税人的钱财。因此，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加拿大的主张完全不合理，加拿大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鉴于美国的反对，加拿大此时开拓海外粮食市场的目标未能实现。但美加之间围绕粮食出口市场的竞争已初现端倪。

1954年6月，美国颁布《农产品贸易开发和援助法案》，即《480号公法》(Public Law 480)，美国政府通过粮食援助协助农业利益集团，以优惠的价格扩大美国粮食的销售，减轻粮食积存的压力。该法案出台后的几年中，美国同30多个国家签订了100多个关于处理剩余农产品的协定。从1954年到1958年3月，美国共向外倾销了超过57亿美元的农产品。这种粮食援助在性质上类似于一种出口补贴，特别是《480号公法》第一款规定受援国可以借助优惠信贷条件，并且通过支付本国货币的形式来购买美国的粮食，这种做法得到受援国的普遍欢迎。各种优惠方式下的粮食援助不仅极大缓解了美国粮食剩余问题，也有力地促进了美国粮食的出口。至1959年6月30日，依据《480号公法》出口的小麦占美国小麦总出口量的75%。在粮食贸易特别低迷的1959年，美国80%的小麦出口和90%的大豆油出口都得到了《480号公法》的支持。

通过《480号公法》，美国政府既能削减剩余农产品积存，减少库存费用，又能利用这些剩余物资满足第三世界的需要，因此该法案在美国国内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但加拿大对此颇有微词。加拿大认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粮食政策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美国通过本地货币结算、易货贸易等优惠措施开展的粮食援助扭曲了正常的粮食商业贸易。面对美国的粮食倾销，加拿大表示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持自身在国际粮食市场中占有公平份额。

加拿大粮食援助的目的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而非政治目的，更不可能如美国那样将粮食作为一种“外交的武器”。在《480号公法》制定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官员也曾担心该法案的实施会损害出口粮食的美国盟友的利益，压缩后者的出口市场。但出于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国内政治的考虑，美国不可能牺牲自身利益来满足加拿大等盟友的需要，因为美国是“最直截了当地在其援助政策中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美国通过粮食援助的方式开展低价倾销，导致1955—1957年度美国小麦出口增加了1亿蒲式耳。而加拿大的小麦出口下降了4800万蒲式耳。加拿大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出口计划对加拿大小麦在正常商业基础上的出口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竞争威胁，所以加拿大强烈抗议美国的一些做法，如出口补贴、以当地货币销售、易货贸易、捆绑销售等，这些都属于《480号公法》下的出口形式。在加拿大人看来，小麦出口至关重要，是加拿大的重要“生命线”，而小麦出口并不会对美国的国民收入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美国采取的旨在保护自身利益而罔顾加拿大利益的、具有进攻性的农业政策，损害了加拿大的利益并危及加拿大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引起加拿大国内的不满。

当时恰逢加拿大联邦选举，进步保守党领袖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他提醒民众，自由党的举措都是为了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对于本国没有丝毫益处。这一言论加剧了加拿大民众的反美情绪。1957年6月，迪芬贝克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其获胜主要归因于生产小麦的大草原选区和农业选区民众的支持，毕竟他代表着小麦生产者的利益。小麦生产过剩造成加拿大农产品价格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农业繁荣和农场主的收入与进步保守党执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拿大进步保守党在选举中的获胜，成为美加分歧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1957年10月，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透露，迪芬贝克新政府正在计划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签订小麦、农业机械和其他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合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和贸易封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友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禁运。但基于利益的不同，美国的冷战盟友在禁运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为照顾盟友的利益进而维护冷战联盟的团结，美国做出一定让步，赋予其盟友在禁运的范围上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结果，许多西方国家选择在军用物资方面维持禁运，而将粮食这类生活用品排除在外。因此，虽然中国与西方主要粮食出口国在政治上对立，但依然可以从某些西方国家进口粮食。早在1955年，中加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就初步开启。加拿大的公司用小麦与中国交换花生，该交易虽然由加拿大政府批准，但其认定该交易属于民间性质，与政府无关。至1958年，加拿大对华小麦出口额已经达到700万美元。加拿大逐渐突破美国所构筑的对华贸易封锁体系，力图挣脱美国的束缚。

此外，中国领导人在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做出了推动中加粮食贸易的决策。中加粮食贸易有助于应对和缓解中国粮食短缺的问题，如果说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从长远来看，成功推动中加小麦贸易的发展对于巩固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具有显著的作用。这一做法也有助于加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对美国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高度重视盟友的重要性，认为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国需要依赖盟友的支持来共同遏制共产主义，美国的联盟政策要求做到“真诚地使盟国相信，美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体安全战略，联盟必须基于对利益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并坚信美国领导的稳定性和明智性”。1958年7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加拿大，其中最重要且难以回避的话题即是否承认新中国政权和对华贸易问题。会谈开始后，迪芬贝克率先指出加拿大某些群体主张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艾森豪威尔则强烈要求加拿大保持与美国步调一致，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否则美加同盟关系将破裂。随后，迪芬贝克提出对华贸易问题。两国都对中国市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但是艾森豪威尔迟迟不肯废除《国外资产控制规定》(Foreign Assets Control)的条款。他很清楚，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加贸易关系的发展并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如菲律宾的贸易发展似乎更值得美国关注，因为美国担心中国借此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基于此，美国对加拿大发展对华贸易关系的不满态度的转变是渐进的，由明确的“不许可”变为不甚严厉的“适当同意”。面对加拿大的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表现出一定的“同情与理解”，但他强调加拿大单方面的行为不能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体系。1958年加拿大宣布解除自朝鲜战争时期开始实施的对华贸易禁令，允许除军事物资以外的货物运往中国，其中主要是小麦。而美国政府也在关注加拿大的一举一动。1960年12月22日，当中加之间的官方贸易即将破冰之时，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出口贸易对加拿大至关重要，包括对中国的出口。加拿大不可能放弃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并放弃中国市场。但是与此同时，加拿大要承受美加双边关系可能恶化的风险。

随后的一场原油风波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加关系的发展。美国利用加拿大对美石油供应的较高依存度，将其作为向加拿大政府施压的经济手段。得知中加大宗粮食交易合同签订后，美国驻加拿大的帝国石油公司明确告知加拿大政府，他们将不会为运送小麦到中国的商船提供燃料，理由是“担心”违反美国《国外资产控制规定》的相关条款。帝国石油公司的这一声明立刻成为影响美加双边关系的重大事件。此时正值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履新不久，与前任艾森豪威尔相比，代表民主党的肯尼迪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他在中加贸易方面采取了强硬的保守立场。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试图竭力摆脱美国资本对加拿大自然资源的控制，尽力开发加拿大北部的巨大矿藏，同时希望在外交政策方面摆脱屈从于美国的地位，这些设想同新上任的肯尼迪所推行的“新边疆”扩张主义政策相冲突。

1961年，迪芬贝克访问华盛顿。当时加拿大与中国尚未建交，但加拿大小麦已进入中国市场。事实上早在1958年，加拿大对华贸易额即已达到1.5亿加元，其中1.4亿加元来自小麦贸易，使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加拿大第二大小麦出口市场。曾任职于加拿大小麦局的一位官员说，在加拿大承认新中国之前，小麦局就已承认了新中国。中加贸易的增长引起了肯尼迪的不满，在与迪芬贝克的会谈中，肯尼迪认可美国公司的决定，认为帝国石油公司确实不应该为加拿大向中国运输小麦的船只提供燃料。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禁运，相关的公司为运粮船只提供燃油会触犯美国的法律，因为美国反对任何支持中国的行为。迪芬贝克拒绝让步，认为肯尼迪的说法“不可接受”，将美国的做法斥之为治外法权，表示拒绝卷入私人公司的业务。同时，迪芬贝克威胁说如果美国阻挠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势必引起加拿大的敌视，并将影响到美国公司在加拿大的运营业务。最后肯尼迪不置可否，表示不会对美孚石油公司施加政治压力。此次会谈肯尼迪未能说服迪芬贝克，谈判无果而终，迪芬贝克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回到了加拿大。加拿大报刊舆论界对美国政府破坏中加小麦贸易的行为反应十分强烈，纷纷抨击这种霸权主义行径。《渥太华公民报》指责说：这是“美国企图对加拿大实行治外法权，侵犯加拿大主权”。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中，经济因素占有重要地位。美加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每年双方都有大量游客到对方国家旅游观光，美国的杂志和电视节目受到大批加拿大人的追捧。同时，在加拿大制造业、能源、采矿、铁路、公用事业和商业企业中，美国占据较高的投资份额。双方存在着深度的相互依赖。美加两国政府都意识到，破坏经济一体化有可能导致双方利益的损失。为确保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某些一体化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两国政府不愿意建立促进一体化的新机制，但它们都避免采取威胁现有机制和双方收益的行为。所以，联盟的双边经济关系是相互的，虽然参与经济关系的双方对彼此的经济依赖程度可能存在着不对称，但是一旦正常的经济关系受损，双方都会承受相应的代价。

在国家间关系中，用经济手段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辅助手段，通常很难获得预期效果。也就是说，以经济制裁式的手段服务于政治博弈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我挫败策略。美国动用石油资源，作为惩罚加拿大发展对华贸易行为的武器，很难收到积极效果。美国提出各种计划试图让加拿大妥协，以表现出美国正在做“十分巨大的努力”，但是加拿大对于美国的这些做法并不理会。最后，加拿大政府的强硬态度奏效。美国政府只能任由运粮的船只加满了帝国石油公司的石油，满载着小麦驶向中国。

美国政府也在绞尽脑汁，考虑该怎样以最适当的方式回应中国的粮食紧缺问题。有人提出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学习，向中国出售小麦，但美国财政部对这一提议并无兴趣。财政部部长关注的重点在于美加之间的盟友关系，要更有效地维护联盟的稳定，美国就需要在一些次要领域(如经贸、文化等领域)对盟友做出适当的“妥协”，照顾伙伴的利益，因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不是靠武力来保障的，而是源于其盟友的认可，即“渗透性霸权”。因此美国在与加拿大进行互动时，不断强调本国政府的友好态度。在这种情形下，加拿大最终在两国博弈中占据了上风，美国没能阻止加拿大对中国的小麦贸易。

从加拿大的“步步紧逼”和美国一系列政策的放宽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政策总是滞后于加拿大的行动。美国和加拿大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一系列博弈印证了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中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和战略优势。因为美国为了维护资本主义阵营的稳固和联盟体系的稳定，必须让其盟友得到一定实惠。美国在与加拿大互动时，必须在非核心利益层面做出适当妥协以降低管理联盟的成本。同时，加拿大也深知美国在美加博弈中的局部让步并不代表自己可以不受束缚地自由行事。加拿大只是利用美国降低联盟管理成本的机会，有限地谋取部分收益，这也是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

在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对华粮食贸易的博弈中，加拿大据理力争，最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而作为联盟领导者的美国，不得不兼顾自身和盟友的利益，并在二者间有所取舍，以实现平衡。实际上，自冷战开启以来，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如何强化其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凝聚力，如何实现有效的联盟管理，一直是考验美国外交的核心议题之一。

美加两国在中加粮食贸易中的博弈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联盟关系中的两种困境。第一种是联盟管理中的“安全—自主”交易困境(Security­-Autonomy Tradeoff Dilemma)。盟友之间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而建立联盟，尽管各方的安全利益未必一致，但一定具有互补性，这意味着盟友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依赖关系。

在联盟的类型方面，依据实力对比可以将联盟分为对称联盟和不对称联盟。在不对称联盟中，实力强大的国家是联盟的主导国，实力弱小的国家则是从属国。当下建立联盟的外交举措呈现出扩散的趋势，但传统意义上的联盟仍然聚焦于安全领域。一般说来，联盟主导国需要向从属国提供安全保障，以保护其不受其他国家的侵害，但这种保护不是无偿的，作为交换，从属国需要在某些国际议题上支持主导国，甚至将其国内政治置于主导国的约束之下，这意味着从属国的自主性遭到削弱。由此构成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从属国依赖主导国的安全保障，主导国依赖从属国的支持。不对称联盟中的“安全—自主”交易是联盟管理的重要议题，对主导国来说，向从属国提供过高的安全承诺将大大提高自己的成本，但如果承诺不够则可能导致从属国追求外交的自主性，减少对于主导国的服从。如果无法在两者之间寻求有效的平衡，可能会对联盟的凝聚力造成冲击。

另一方面，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安全—自主”交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有两个因素会对这一变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第一是从属国实力的增长。随着实力的增长，从属国国家利益的涉及范围也将扩大，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国家利益，从属国需要在联盟关系中寻求更多的自主性，以摆脱主导国的约束。第二是从属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当安全环境恶化时，受限于自身的实力，从属国对于主导国的安全需求更加强烈，对于主导国的服从程度也更高；相反，当安全环境得到改善时，从属国的安全需求下降，自主性也将得到提升。

第二种是“安全联盟—经济伙伴”认同困境(Security Alliance-­Economic Partner Identity Dilemma)。联盟的建立通常具有排他性，并且有明确的针对对象，这意味着除了内部因素可能引起联盟困境之外，外部因素也可能造成联盟管理的困境。一般意义上的联盟都是以安全议题为核心的，即盟友之间主要在安全议题上开展合作，不过相互依赖的加深也会促进盟友之间的经济合作。在一些不对称的联盟中，从属国在安全上依靠主导国提供保障，但在经济上却对第三方国家形成依赖。当第三方国家与联盟针对的对象重合时，主导国在联盟管理上就将面临难题。一方面，从属国基本上不可能为履行联盟的安全义务而放弃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不会为支持主导国而破坏与其经济伙伴的关系，这意味着联盟的作用将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主导国需要借助从属国的力量来与第三方国家进行竞争，因此需要巩固联盟关系。例如，美国的盟国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但在经济上却和其他国家联系密切，在这种情况下，盟国不得不在安全联盟和经济伙伴中“两面下注”，而美国也需要采取措施防止联盟凝聚力的下降。

美加博弈体现了上述两种联盟管理困境。美加联盟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确立的。为对抗苏联，美国于1949年主导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将加拿大纳入其中，由此建立起了与加拿大的联盟关系。美加联盟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联盟，美国是联盟的主导国，加拿大是联盟的从属国。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刺激了加拿大经济的发展，美国从加拿大购买本国缺少的货物，运往西欧。加拿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现金，用以支付对美国的欠款。最终结果是大量美元流入加拿大，缓解了加拿大对美贸易中外汇短缺的问题。由于国力相对弱小，加拿大需要依靠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以防止国家安全遭受威胁；而美国则需要加拿大的支持，以强化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在冷战初期，一方面由于实力较弱，另一方面由于对苏联扩张行为的不确定，加拿大对美国具有更加强烈的安全需求，因而其行为受美国的约束更大，自主性程度较弱。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加拿大的国家实力得到提升，在此基础上，其追求自主性的意愿也得以提升，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性行为并没有蔓延至加拿大，这使加拿大没有了安全之忧。这两个因素的变化引起美加联盟间“安全—自主”交易程度的变化，加拿大的自主性得到提升。但与此同时，美国在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方面对加拿大的施压并没有减弱，美国仍然需要借助加拿大的力量来打击苏联和中国。对美国来说，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因此是美国冷战遏制的对象。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推动建立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xport Control，COCOM)的中国委员会(CHINCOM)，确立了针对中国的禁运体系，中国成为美国贸易管制的重点关注对象。美国的目的是通过禁运和管制来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阻止中国国力的增强。同时，美国维系禁运的手段变为将贸易管制与进口制裁联系起来。对加拿大而言，虽然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上的保障，但与中国进行粮食贸易也符合其国家利益。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加拿大面临的安全威胁较小，因此经济利益成为加拿大优先考虑的方面。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不得不容忍加拿大和中国开展贸易的行为，以巩固联盟的凝聚力。

但随着中加粮食贸易的逐步推进，美国担心中加贸易有可能进一步撕裂美国封锁与孤立中国的罗网，而这张罗网是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发起军事行动时特别需要的。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所强调的西方整体政治利益无法满足各同盟国的经济需求。中加双方当时都需要发起粮食贸易，中国急需粮食，而加拿大则需要处理大量剩余谷物，以振兴加拿大西部草原三省乃至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因此加方抓住了向中国销售小麦的机会。同时，加拿大认为对中国的粮食销售既有利于加拿大，也有利于美国，因为中国市场的开拓减轻了美加之间粮食竞争的压力。为此，加拿大于1957年一反之前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决定尝试与新生的中国进行商业贸易。而此时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依然是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这使得加拿大面临在“安全联盟—经济伙伴”之间进行平衡的联盟困境。加拿大偏离美国战略轨道的做法反映出其追求自主的决心，但也引起了美国当局的高度关注。加拿大农业部部长汉密尔顿很清楚美国的政策主张，预料到美国出于政治动机与意识形态考量会对中加粮食贸易横加干涉，因此在中加小麦贸易开始之际，汉密尔顿就主张对美国封锁消息。但事实上，在中加粮食贸易伊始，美国就得到了消息，而美国领导人却选择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暂时的平静。

美国一方面要求加拿大执行对华贸易禁运的规定，另一方面又给加拿大提供了较大的战略活动空间和外交选择余地。美国这样做大致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加拿大实力的提升及安全环境的优化，其追求自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在美中之间的平衡也越来越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二，美加双方由于地缘上相邻，在共同安全方面达到了安全利益的高度一致。美国为了维持联盟的凝聚力，不得不向加拿大妥协。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加盟友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在安全领域高度相互依赖，但在经贸领域却摩擦频仍的特点。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领域的博弈并不会对美加双边关系的发展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摩擦与分歧在所难免。

加拿大何以成功地维系这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在美加的联盟关系中，相互依赖模式的对称性存在差异，影响谈判过程的条件存在不同。非对称依赖关系下权力的产生及其带来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得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拥有影响力。“依赖性较小的国家会把相互依赖作为权力的来源，在某一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影响其他问题”。若将美国在与加拿大的关系中所获得的相互依赖权力作为衡量“美国约束”的标准，美国在不对称依赖中获得的权力越大，表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越高，美国对加拿大的约束越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加拿大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在特定领域和特定议题方面迫使美国做出必要的让步。

然而在这场实力明显不对称的博弈中，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处于不利地位而加拿大成为赢家。在重大的争端中，大国必然占据优势地位。同时，来自大国的跨国行为体更能渗透到中小国家。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对外竞争取得的利益分配会偏向大国一边。美国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拥有资源优势，在美加两国政府的分歧和矛盾中，美国在利益分配上往往占据优势。

联盟是国家之间因追求共同的战略利益而建立起来的，除已建立的完备的内部机制外，国际环境是否有利、战争状态的轻重缓急以及成员国自身的政治因素、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都会或多或少地对联盟内部的凝聚力产生影响。所以在联盟建立后，后续的发展需要成员国用心经营和维持，达成包括权力分配平衡、成员关系融洽、战略利益一致等多个条件。但由于成员国之间实力不均等，因此联盟内部的权力等级必然存在，一旦内部权力结构陷入失衡，成员国对于共同战略利益的评估便会重新进行，较强一方会担心卷入不必要的战争，而较弱一方会担心自己被强国抛弃。即使未陷入失衡，联盟内部权力分配比例的调整也可能带来隐患，差距的拉大会加剧盟友之间关系的恶化。联盟的权力分配格局若处于稳定状态，通常是由强国也就是主导的霸权国来决定联盟的利益和对外决策，并在其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由霸权国来引导联盟、团结联盟成员、提供主要军事援助甚至惩罚不忠诚的盟国，这些行为都会增强联盟的内聚力。但是霸权国的领导效应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一旦联盟内部权力结构失效，产生离心倾向，这些变化便不仅会影响霸权国的利益，更会增加维持联盟的成本和负担，并最终侵蚀联盟的凝聚力乃至推动联盟走向瓦解。

作为西方阵营的核心，美国在构筑以其意志为蓝本的权力体系时不是以赤裸裸的暴力手段进行的，而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建构一系列规则、制度等规范，成立诸多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建立一系列双边、多边的盟友关系来输出本国意志。在这个权力体系框架中，盟友只要按规则行事，不去挑战美国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地位，便可以在进行多次博弈、充分讨价还价后，获得更多来自美国的“公共产品”。简言之，美国通过为其盟友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来获得霸权的合法性，霸权国与其盟国间以此形成互惠互利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动经常会出现加拿大“获胜”，而美国一味“退让”的情况。

盟友之间的权力资源结构可能存在对主导方不利的非对称性，相对弱势的一方可以通过一定的讨价还价得到部分弥补。双方对于彼此关注的不对称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美国不像加拿大政府那样密切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全球其他事务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和精力，而加拿大可以将较多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到美国身上，这种集中关注导致两国政府行动的不对称性，有利于加拿大政府获取较多利益，从而有助于弥补加拿大的弱势地位。

尽管从历史上看，当加拿大做出有悖于美国的决策时，都会遭到美国的施压甚至胁迫，但美加复合相互依赖的某些特征使得美国难以完全主导双边关系。进一步说，战后两国间建立起来的机制约束了美国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加拿大的利益。通过对美加两国有关中国粮食短缺的不同态度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加拿大为争取于己有利的行为规则所做出的努力。对美国而言，与加拿大的贸易非常重要，加拿大因而拥有潜在的报复手段，具有使美国蒙受损失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威慑价值有赖于加拿大承受损失的自我意愿，在美加的多次冲突中，加拿大巧妙地暗示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从而迫使美国做出让步。

在联盟关系中，较为复杂的结构模式将各方博弈的结果归因于全球结构而非双边体系。在两极体系的结构之下，霸权国维护联盟关系的途径之一，便是允许相对弱势的盟友赢得次要问题的胜利。例如人们常常认为在美加关系中，加拿大赢得了许多次博弈的胜利，不过游戏规则却是美国人制定的。由于非对称性的存在，加拿大持有这样的认知和态度：对加拿大来说，美加关系比中加关系更重要。所以加拿大必须和美国协调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加拿大不能忤逆美国的霸权意志，需要忠实地遵循美国制定的诸多游戏规则，自觉纳入美国构筑的权力体系中，成为美国可靠的盟友；另一方面，加拿大又要在具体的问题领域中尽可能多地向美国争取于己有利的活动空间，但这种空间争夺的前提是绝对不能挑战美国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地位，避免触及美国核心的国家利益和敏感的问题领域。因此，面对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加拿大出于自身利益，其对外政策不可能背离冷战遏制战略的框架，只能采取与美国寻求“大同”的政策。即便间或存在“小异”，加方也只能有节制地、迂回地处理。对华粮食贸易属于这样的“小异”，体现了加拿大的抗争，也反映了加拿大本国利益在美国强大实力下所处的两难境地。加拿大不得不小心权衡，以避免触及美国政策的底线。由此不难发现，加拿大虽然是最早与新中国开展经济交往和粮食贸易的西方国家的典型代表，但它却缺乏类似法国戴高乐政府的勇气来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从美加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围绕对华粮食贸易的博弈中可以发现，尽管权力政治仍然是冷战期间国际关系的本质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原本属于“低政治”(Low Politics)的经济、贸易等领域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强。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同时又是超级大国美国的邻居，其行为选择的空间和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加拿大既要在安全保障方面依靠美国的庇护，又要避免沦为美国的附庸从而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盟主，其利益遍布全球。美国要有效地护持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不仅需要以超强的物质力量作为威慑、惩戒的手段，而且需要能够提供优厚的利益给其盟友或合作伙伴，让它们看到长期合作能获得巨大收益的希望，而对丰厚利益的预期正是许多国家追随美国的动力。

综合来看，美国和加拿大双边关系的微妙性不难理解。加拿大作为美国相对弱势的盟友，其军事开支和经济规模都无法和美国相比，所以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去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对小国乃至中等国家而言，经济问题容易被政治化。加拿大认为美国向己方施压是对其主权的侵犯，从而导致问题的政治化。美国操纵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以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激起了加拿大民族主义的反弹。同时，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必须有其生存之道，在大方向上追随美国的脚步，坚定地站在美国反苏反共的冷战政治立场上，不断表现对于美国的忠诚，从而让美国及其盟友认识到加拿大的盟友价值。只有这样，加拿大才不至于受到美国的冷遇，在一些“低政治”领域才会具有和美国讨价还价从而获取更大收益的机会。

另一方面，美国也十分清楚加拿大的实力、地位以及对自己的战略价值。从物质力量方面而言，加拿大充其量只能算是美国所编织的权力关系网中的外围国家，对美国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就冷战立场而言，加拿大不可能成为东方阵营的一员。作为英联邦成员，加拿大不论在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还是在风俗民情、思维习惯等方面都与西方世界更具“亲缘”性。从现实利益层面分析，加拿大追随美国，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资源的开发、环境污染的治理、河道淤塞的疏浚、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诸多方面都能获益颇丰。因此，美国对加拿大并不会有心理上的过多忌惮，只要在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如国土安全、政治稳定、民主自由等)的领域，在经贸方面对加拿大的适当让步并不影响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整体战略利益。在美国人看来，中加小麦贸易与维护冷战联盟的团结相比，显然后者对美国的利益更为重要。通过部分满足加拿大的需求，可以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凝聚力，进而增强美国作为联盟霸主的合法性。况且中加粮食贸易的数量、规模都相当有限，而美国的粮食销售渠道较为多元，所以中加小麦贸易并不会对美国造成实质上的威胁。而美国之所以要干预中加粮食贸易，更多是服务于冷战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自然是美国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重点防范对象。因此，美国必须在中加粮食贸易中施加影响，以彰显其冷战的决心与意志。

总之，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为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加拿大和美国在对华粮食贸易中的博弈，必须结合这两个国家各自的具体情况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分析。如果仅仅通过考察美加在这一经济领域中的博弈就得出结论，认为在美加的权力关系中，实力远逊美国的加拿大成为这场博弈最后的赢家，无疑是对历史的曲解，未能发现问题的核心。美加关系的发展从未脱离两国“各取所需”的现实追求，它只是一种现实利益的交换。加拿大追求的经济利益虽然和美国的战略目标有所出入，但这种利益差别尚不足以撼动两国传统的盟友关系。加拿大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它敢于向美国争取政策制定空间、扩大外交回旋余地，迫使美国拿出更多的“公共产品”，促成更多有利于己的经济决策；美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它愿意谅解加拿大政府的“出格”行为，只要其行动尚在适度范围之内，美国就能够支付得起相应成本，保障由其建构、管理和支配下的联盟体系继续运作。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