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 · 达尔伯格-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第一代阿克顿男爵，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
阿克顿勋爵是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英文常简称Lord Acton。自由主义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出自他的《自由与权力》
壮丽的事业与恐怖的记忆
文 | 吴长青
来源 | 《书屋》2013年第5期
在阿克顿勋爵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人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而奋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观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国（独立）革命的成功榜样所催生。至于革命的近期目标和最终目的，当时一般智识水平的人是难以预期的，就是每一个革命阶段的领袖也无法控制革命的局面或走向，因为他们心中只存了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激情，至于建设一个怎样的新世界，则只有观念而还没有蓝图。大革命中，各种策略激烈冲撞，各式党派和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以至于杀人无数，血流成河。
怎样看待这场大革命，阿克顿勋爵提醒说：任何人，如果不读米什莱（JulesMichelet，1798—1874，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被学术界称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史》）的著作，是不可能知道大革命的壮丽的；如果不读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则不可能知道大革命之恐怖。”壮丽的事业怎么和恐怖的记忆交织在了一起，难道是历史文献编纂者的错误吗？显然不是。
法国人之痛恨国王路易十六，有人说是因为他的王后太奢侈，以至于人民不堪重负，这多少有点像事后的托词，也过于简单。假如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一般民众基于感觉的抱怨，也许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社会影响。
Antoine-François Callet：《法兰西和纳瓦拉的国王，路易十六，身着圣装》，1789年。布面油画，278cm X 196cm，现藏于凡尔赛宫
当时的欧洲或法国，就有一些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冉森派信徒多马，他是法学家兼哲学家，他说：“立法应当服务于人民，也应当由人民来立法；废弃一位恶劣的国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人民的义务所在。”另一位神学家儒里厄则声称：
“只有人民拥有某种无条件合法的权力，即使在他们作恶的时候，他们的行为也是正当的。”
还有一位被称为“革命思想理论上的奠基人”的费纳隆甚至认为：
“国王几乎都很糟糕，所以他们就不应该进行统治，而只能执行法律。统治的权力应当交给地方和中央的国民议会。”
这人被阿克顿称为“文人中反叛思想的真正创始人”。“从他开始，嘲弄和羞辱君主的态度流行起来”。
世俗的权力（王权）既已遭到不屑，怀疑宗教的情绪也大行其道。同时，法国知识分子又从英国人的实践中得到信念：
“神学上的争吵并不会分散国家的力量，而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正是其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的成功，使得其国力强盛了几十年。于是，法国知识分子认为，“就确保社会稳定而言，革命已经成为比传统更奏效的原则”。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 - 1778），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杰出的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还在大革命前二十年，卢梭就在法国成为如日中天的人物，他想根据自身的“经验”来治理整个世界，而他那来自“日内瓦共和国”的经验，阿克顿勋爵评论说：
“也仅仅是他从基本原则中推想出来的，并非他亲身经历。”
“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任命或罢免官员，授予或收回权力，他们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以反映自己利益的权利。”
卢梭追求的是将纯粹民主制度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中，而对即将到来的民主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子却毫不留意。
他的激进思想盖住了孟德斯鸠的光芒，而后者虽然认为人类唯一应当追求的东西，是那个“无母而自生的东西”——自由，但这种自由应当是有节制的，而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自由。孟德斯鸠的目的是要让“自由”和“君主制”和谐相处。而另一个人杜尔哥，则从思想上给出了这种“进步”是可能的。
他以新的科学的兴起作类比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他说，“此前的人们‘在原罪的重负下’，一直认为自己是堕落的，根本就不成立”，于是他宣布：“不断的增长和进步是人类生活的法则。”他的学生孔多塞因此而写出了那本《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历史是在发展而非任意变化；进步既指知识，也指道德”。他教导人类要认识到，“未来跟过去不同，未来要比过去好”。孔多塞比他的老师杜尔哥走得更远，他声称，“烧掉历史档案，世界将获解放”。在政治上，杜尔哥认为“绝对君主制也是会进步的，国王会成为首席公仆，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干人民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 – 1781)，法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起初被认为是一位重农主义者，今天则被奉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同时他也是第一位认识到农业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经济学家
很显然，杜尔哥是一位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希望借绝对君主制之手让专制制度停止运转。
“受害者自己救自己，痛苦反而会持续得更长，必须由制造痛苦的人来救他们”；“那些已经干下坏事的权力，正好足以用来消灭坏事”；“比维持现状显然要困难得多的大转型，并不是那么令人望而生畏的，因为，这项工作主要就是废除黑暗时代形成的邪恶的东西而已”。
但是，杜尔哥利用王权改革国家的政策立即遭到国民议会的拒绝，他的“君主制”是“国王君临一律平等的大众之上”，而卢梭的君主制则是“大众通过国王的代理自己统治自己”。
也就是说，发生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交替之际法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存在两种理念，其一只是警告、进谏国王主导变革，和热情地要求保王；另一种则是推翻国王来进行变革。而其最后演变成为“狂暴地呼吁进行报复，激烈地要求火与剑”。在1789年法国议会开幕之时，各方意见尚能保持一致，而1789年的改革之后则是大爆炸，不仅是君主制被彻底埋葬，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还上了断头台，“人民的统治”实现了，然后到1793年新的独裁者罗伯斯比尔及其雅各宾专政的覆灭。这期间，导致剧烈动荡的原因，阿克顿勋爵总结道：
“宪法与开明的绝对君主制；旧法律的修修补补与从头起草新法律；代议制与直接民主；人民控制与人民治理；通过契约进行统治的国王与接受指令进行统治的国王，冲突无法调和。”
“在法国兴起，并在革命过程中相互冲突的几类不同政治思想，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些思想就好比汽油，而点燃这桶汽油的火花，则是由美洲《独立宣言》的实现提供的。
和宗主国相比，美洲殖民者“没有封建的残余值得珍视或需要反抗”，他们可以制定成文的宪法，其基础不是约定俗成的惯例，而是神圣权利，这些权利是：“公共官员的挑选权属于人民，上帝允准人民的选择。人民有权委任官员和治安官，他们也有权对权力设置边界和界线，并可以随意安排其官衔。”正如富兰克林所说：“全体人民、尤其是全民自由人的判断，是不可能出错的。”这种人民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会犯错误的观点，在美洲殖民地盛行一时。美国独立的成功，又为这句话加上了一个坚实的注脚。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 1790），美国开国元勋（Founding Fatherof the United States）之一。著名的博学家，作家，出版家，政论家，政治家，共济会成员，邮政专家，科学家，发明家，民权活动家与外交家
美洲殖民者为什么要和他们的宗主国分离，除了受那些新潮观念的影响外，更主要是宗主国对殖民者贸易的管制和限制。除了干涉商业自由外，宗主国还企图行使征税的权力。在没有代议士的情况下征税，美洲殖民者们虽愤懑不平，却很难在法律中找到伸张的依据，甚至觉得征税要求也并不是全无道理，或者说也并不是不能承受。“屈从可能带来的痛苦，绝对要小于反抗可能带来的不幸”，这是实用主义的一派，他们看重的是利益；而另一派则看重的是原则。
为了这个原则，可以放弃既得的财富，甚至牺牲人的生命。美国最雄辩的人、宪法解释者丹尼尔·韦伯斯特说：
不列颠议会声称自己具有任意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使革命出现了转折。税款数量确实微不足道，但他们的要求本身是有悖自由的，而在殖民地人民眼里，这就足够了。这场革命并不是在反对任何立法所带来的痛苦，而是在反抗议会的一部法案中的说法，因此才奋起武装反抗。他们之所以投入战斗，是为了防范暴政于未然。他们为反抗一份声明而战斗了七年。他们从英国的要求中看到了暴政的端倪，看出了不正义的权力之萌芽。
而美洲殖民者对于其宗主国议会的态度，正是受到当年英国人民反对国王借款、强制征税（恩税）和乱收费（造船费）的那种精神的启发才有的。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Howard Chandler Christy）：《签署美国宪法》，1940年。布面油画，现藏于美国众议院。图中站立发言者为华盛顿，他面前坐着的三人从左到右依次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与詹姆斯·麦迪逊
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政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问题在于，“美洲在一种根本不足以发动一场叛乱的挑衅面前奋起反抗，并取得了独立，而法国政府承认：美洲人的理由是正当的，并且为此投入到战争中。如果法国国王在美洲的行动是正确的，那么，他在国内的做法就完全是错误的；而如果美洲的行动是正当的，其理由很充分，那么，这个理由在法国要充分一百倍”。
“根据没有代表就征税属于强盗行径这一原则，那么，再也没有任何政府像路易十六这样更不正当了”。很多法国贵族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回国之后，从信念上看，他们成了共和主义者甚至成了民主主义者。正是美国独立的成功，使一些法国贵族们皈依了改革方针，为大革命提供了领导人物。如果法国人执意要效仿美国的榜样，在他们那“已经腐败了几个世纪的土壤上”，改革所要遭遇的障碍要更难克服，“美国人是用鲜血赢得了自由，而法国恐怕不得不用激流冲刷”。
但还是有人迫不及待地呼喊：“现在就发动一场起义，抵抗是神圣的使命”，这是拉法耶特侯爵的声音，他从美国独立战争的战场上刚回到法国，对于美国革命的善后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正是美洲革命前期一些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口号，而法国志愿者离开美国后发生的事情，比如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已经没有这些口号的市场了。拉法耶特们只看到了破坏的容易，而没有想到建设的难度。为革命造声势的《独立宣言》中的有些原则，其后并没有出现在联邦政府的法律和新的政府体系中。“美国宪法中最令人难忘的发明创造并非出自机巧的设计，而纯粹是不彻底的折中办法和相互妥协的产物”。“法国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却没有受到美国宪法的影响”。
拉法耶特侯爵（Gilbert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1757 - 1834），一位在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而战的法国贵族、军官。华盛顿、汉密尔顿与杰佛逊的亲密战友。他同样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与1830年7月革命的关键性人物
1787年夏天起草的美国宪法于1789年正式生效。同年5月5日，法国“三级会议”召开。
此时，国王有他的打算，他是想利用第三等级（国民的大多数）对于财政（纳税）平等的要求，迫使贵族和他们一样平等纳税，以充实他的国库。以当时的法律，“一个贵族的土地只用交纳三法郎的税，而一个贫民的土地却要交十四法郎”。贵族们此刻似乎深明大义，作出了平等纳税的承诺，或者说他们准备作出让步。
选举制度业已确立，议会共一千二百个代表席位，分给第三等级六百个，而教士和贵族等级各三百个，这当然是特权等级妥协的结果，而正是这一妥协，其后给他们带来了厄运。作为补救措施，有人提出在议会中设立三个议院，教士的、贵族的和第三等级的，但左脚既已迈出，右脚只得跟上，特权等级代表们一时的疏忽，那种为权力设置障碍的理念就成了泡影。在一个单院制议会之内，六百名第三等级的代表不可能控制同等数量的特权等级（教士和贵族）的代表，但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出现了分化，几个回合下来，站在第三等级的人数已经不是六百而是八百了，八百打败四百，顺理成章。
身为贵族的阿克顿认为：“贵族们看重的是自由，而贫民们除了要求自由，还要求平等。”假如不同时消灭封建制和绝对君主制，平等的目标就不可能达到。路易十六是个糊涂蛋，他根本就无法洞见事态的发展，而许多贵族却预见到了，他们瞬间转变成为抵制变革的保守派，并向国王施加压力，以保证他们不受到伤害。而路易十六还想利用贵族们对于民众的恐惧而服从他的意志，他事实上成了一个投机者。由于第三等级的凌厉攻势，国王终于站到了贵族一边，成了革命的对象。教士等级实际上被一分为二，一半站到了第三等级一边，一部分则跟贵族等级站到了一起。
1789年6月17日，国民议会成立，它实际上就成为革命的思想库，第三等级则成为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吉伦特派的革命家西哀士说过，第三等级“事实上就等于整个国民，他们有代表国民的权利”。从此后的二十五年，法国人民经历了“基督教国家历史最恐怖的岁月”。
恐怖屠杀的目的在于清除异己，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那些倒向第三等级的贵族和教士，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作出了选择，一时成为革命者的同路人，这些原来的革命的反对者，既有办法、也有意志对正在展开的革命造成伤害，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人民再次决定他们的出路。
不仅坚定的革命者是如此想，国王也是一样，他想借用手中的武装“迅速解决掉那些野心勃勃的律师、恣意挥霍的贵族和已经脱去圣袍的教士们”，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国王才是暴力的始作俑者”，是他率先调动了武力。国王本想通过军队吓唬吓唬国民议会，而不是去解散他们，但是，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国民议会可以依赖整个巴黎人民，何惧你国王的军队。另一方面，国王的军队既然准备以人民为敌，那人民就必须武装起来。要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的秩序，就应当建立“国民卫队”。于是，很多人冲进了巴黎荣军院，抢夺了二万八千件武器和若干大炮；于是，就占领和摧毁了首都巴黎的制高点和象征着暴君的工具的、臭名昭著的巴士底狱，以此役作为人民获得解放的象征。
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他被处决的地点即今天巴黎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dorde），正面对着一处空底座。在此之前，那里矗立着他曾祖父——路易十四——的雕像
“国民卫队不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社会的军队；不再是服从权力的军队，而是服从民意的军队。它是中产阶级组织的一种暴力力量，为的是对抗在它之上和在它之下的各个阶层；它既要保护自由不受国王的侵犯，又要保证财产不受穷人的侵犯”。阿克顿勋爵不无讽刺地称其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
有关巴黎街头屠杀的恐怖场景，许多书籍里均有描述。攻占巴士底狱后，那些守堡的军官成了俘虏，经过国民议会的人民法庭审判后，一个个被推向刑场，推搡中，一个军官碰到了一位旁观者，于是，人民法庭同意由这位旁观者切下他的头颅，于是，这位厨师从腰间拔出他的尖刀，熟练地切下了这个军官的头；一位高级教士和他的老泰山在大街上被人有预谋地杀害了，教士的心脏被一位龙骑兵举着示众，当他回到营房，又被他的战友给收拾了。可见，国民卫队既没能保证人民的安全，也没能维护秩序。“国王已经让位于中产阶级；贵族已经向低等人低下了头；乡村大众已经跟城里人一样获得了解放。财产都掌握在那些抢劫团伙手中，没有一处城堡、修道院、农舍是安全的”。
Jean Duplessis-Bertaux (1747–1819)：《攻打杜伊勒里宫》（Prise du palais des Tuileries）。1793年。布面油画。124 cm × 192 cm。现藏于凡尔赛宫
暴动者占领了杜伊勒里宫，国王和他的家人被带到了另外的地方，庭园中到处是被杀戮者的尸体；“胜利者们畅饮国王的美酒，然后，放水冲进地下室，因为有一些避难的贵族就藏在地下室，死于他们之手的有七八百人”；为了腾空监狱，革命政权决定将普通刑事囚犯释放，以备关押政治犯，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一天就逮捕近三千人；为了确保议会决议有利于革命政权，他们将选举人集中到监狱投票，隔壁就是被屠杀的政治犯的尸体，之所以到屠杀现场办公，就是要协助选举人思考问题，以便作出“正确”的选择；在一个修道院，革命政权一天处死了一百二十名被关押的神职人员，并将他们的尸体碎块陈列在附近的小教堂内，同时还展示他们杀死这些人的刀剑上留下的缺口；还有一些自发组织的屠杀活动，革命者迫使狱卒随便押来一些囚犯，由他们自行组成的法庭展开审判，而二百多个刽子手就在外面等着，尽情地杀戮交到他们手里的死囚。
1789年的那场大屠杀，被处死的人数约在一千三四百。到了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权力处于巅峰的1893年，上半年四个月时间被处死的人达到一千二百人，到了牧月法令（1893年6月10日）通过后的七周时间内，被处死的人达到一千三百七十六人，和此前相比，平均每周处死的人数从三十二人上升到一百九十六人。断头台已经搬到了城市比较偏僻的地方，在那里，专门挖了一个沟渠，以便让被杀者的血能顺利流走……而且这些被屠杀者并不是真正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
处死罗伯斯庇尔，1794年7月28日。值得注意的是，图中被斩首的人不是罗伯斯庇尔，而是库通；罗伯斯庇尔坐在马车上，穿着褐色的衣服，戴着一顶帽子，嘴里被堵上手帕。他的弟弟奥古斯丁双手反绑，正被带上断头台的楼梯
至于杀人的理由，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司法部长丹东说得非常明了，“法国并不是一个适合实行共和国制度的国家，我们不过是通过消灭共和制度的敌人而建立一个共和国而已”。而大屠杀的结果是，在巴黎，除了最坚定的革命团体雅各宾党人之外，其他派别的人无一当选进入国民公会。也就是说，处于巨大的恐惧之中的巴黎民众已经认可并支持这些杀人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