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更桑的雅鲁藏布大峡谷8(六)、去找大瀑布
@真实探索税晓洁
(税晓洁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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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去找大瀑布
离开加热萨乡,继续前进的路使我和更桑犯了难,好几条路都通向我们要前进的雅鲁藏布江流过来的方向。不知该走那一条。
走完一段岔路紧接着又是岔路,走不了几步就必须找人问路。
终于走出杂乱的村庄,最后情况明了的道路竟然同旁辛乡时的情况一样,一直要上到山坡顶才行,并且还要陡的多。
过了山坡顶上的两户人家,再上一个坡,路才开始转弯。
这段上坡仍然极陡,爬了有一个多小时,走不了几步就得休息,极累。
转过弯就是下坡,一直下,下到谷底。
这段下坡是真正的林中穿行,阴暗,潮湿。山谷底部涛声如雷。
天渐黑,手电筒照行,晚上7时半终至谷底河边。
手电筒照着扎了营。帐篷的外罩没搭,放不下,地方太小。
到河里去打水,只见水流急得吓人。晚上8:30烧开了水,每人一袋方便面加半个罐头吃了,感觉颇累,背疼,吃饭时就把脊背靠着山坡才感觉束缚一些。
收拾完东西已过10时。今夜有充足的开水喝,真幸福呀。涛声伴我们入眠,也很不错。
刚睡下却突然下了大雨,慌忙搭起外罩。凌晨3时许更桑去吐,我坚持了半天,还是去泄。又是罐头吃多了,油太大,肠胃不能接受。
不冷,海拔低的缘故。帐篷里潮腻腻的,这几天每天早晨穿衣服都是潮的。睡的断断续续,不踏实。
天未亮即醒,再也睡不着。杨勇他们仍未见消息。心里想,无非三种可能:1.不通,回派。2.通,走了排龙。3.出了什么事……心中有些为他们担心。
次日我们早早出发爬过一个大坡,2点多在隆烈村边迷了路。
先就走错了一次,更桑只好返回村庄去问,我留下来等待,很久,更桑打手势说错了。只好走很远返回,白爬了很远一段上坡。
继续前进不到一个小时,又是岔路,这时离开村庄已经很远了,不敢冒行,只好分析地图仔细探路。更桑先看了上面一条,说上面有一个村庄,但看起来不象是到甘代的路。便又去看下面的一条去了。
就在这时从前面来了几个当地人,可惜我们互相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即使这样,他们一直还是耐心的陪着我用表情和手势聊天,10多分钟后,更桑返回。很快就弄清楚路就是上面一条。更好的消息是,这几个当地人就来自甘代,他们说有个考察队就在前面的路上,那支考察队昨天到的甘代。
我大喜过望,应该就是杨勇他们。
这是我和更桑独行的第六天,下午四点多钟先是解放军赵发春,后是杨勇、人妖、广东人和波斯猫等等……众人陆续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谢天谢地!都好胳膊好腿,完好无缺。他们见了我自然都很惊奇,说在这里能遇见熟人的机会比遇见熊的机会小多了,哈哈哈哈哈哈,你小子竟真来了!就直感叹有好多天好多天只吃稀饭了……我拿出压缩饼干请他们吃,给杨勇时,这厮开始还是向以往一样坚决不要。——此君虽号称“职业探险家”,却对一切方便食品,罐头、方便面、饼干之类一概拒绝,说是早已吃伤了。——很快,在大家相同的咀嚼声中,这厮还是忍不住说:老子也来一块,算是破了例……看来真是饿坏了……
(税晓洁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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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杨勇他们的两个回族甘肃民工也说是:苦焦了……苦焦了……我记忆深刻的是,王老二十分够意思,一见我就拿出酒让我痛饮,我也毫不客气的灌了好几大口……我一边喝,王老二一边对我说:苦焦了,真实苦焦了,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苦。
有关一分队的情况,我的同行《黄金时代》记者黎文描述说:“在这与世隔绝的大峡谷,面对着令人仰视的高峰,咬着牙关竟然也一步步地走了下去。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更像攀岩,因为山的坡度几乎都在70度以上。而且,脚下就是深得令人心悸的峡谷,雅鲁藏布江激流发出巨大的轰鸣,让你每向上攀爬一步都后怕不止。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艰险的大峡谷,确实两者都令人恐惧。因为,上山的坡度有多陡那么下山也会同样。每次下山,我们往往得死命拖住各种各样的树根草根才能止住下滑的冲力,活象一只长臂猿。而脚底下全是湿泥、滑土,每次不摔上十几跤算你幸运,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我终于明白,当地人为什么要叫大峡谷之路为“猴子路”。
但相比起苦和累,似乎都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却是那饥饿的折磨。为了保证我们不会断粮,那少得可怜的食品必须限量供应。从进入无人区开始,我们就不敢煮饭了,每顿都是熬一大锅清水稀饭以节省大米。而且那小小的一听猪肉罐头,竟然是8名队员一同分吃。每次宿营吃饭时,杨勇掌勺,每人只能有三瓢稀饭,而切成薄片的宝贵的肉,更是一清二楚,每人分几块。那种情景,仿若一群等待救济的饥民,大伙儿笑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队长饭瓢抖一下!”吃完之后,大家都只能听到互相肚子里“咕噜噜”的水声,哑然失笑,我感觉就从来没有饱过。
11月4日,我们所带的电视摄像枪的充电电池全部用完。因为我们无力把自己的发电机背进峡谷,百般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徒步穿越大峡谷探险队”。但他们冷冰冰地拒绝了,毫无通融余地,真是冷透了我们的心。我们总不能将电视拍摄放弃,实在没办法,只好再厚着脸皮去到了西班牙人的营地(当时,三支探险队都几乎在同一地方宿营)。没想到,我们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加手势比划了一阵,他们竟很豪爽地答应,说可以帮我们充电。但他们的头儿有点疑惑,用嘴向我们努了努另一边,意思是,“那边有中国人,为什么不找他们呢?”我们很尴尬,无话可说。
没想到,同胞不帮助我们,却是老外对我们伸出了援手。
形势已经日趋严峻,11月7日我们终于抵达大峡谷最核心地区—白马狗熊,这里是两岸对峙的加拉白垒与南迦巴瓦锁江之处。在这儿,雅鲁藏布江要开始她神奇的急剧拐弯。说了也无法让人相信,从进入无人区到白马狗熊,整整6天我们才走了不到8公里。食物已经日见减少,而路似乎还是无休无止。别说队员了,连那4名强悍的背夫也叫苦不迭,深悔跟我们走上了这段地狱般的旅程。
11月8日是杨勇的生日,生日礼物便是吃饭时大家给杨勇多加一勺稀饭,让本来两个人吃的一小袋榨菜“赏”他一包。大峡谷的路程不是用距离来衡量的,而是用时间。我们问曾走过这一段畏途的向导,到第一个村子要多长时间。他的回答令大家几乎绝望,起码要12天,而我们的食物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
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因为返回的路几乎和前进的路一样艰难,我们只能祈求上天保佑我们尽快走出无人区。
每天汗水侵透衣服、背包,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起了一层盐壳,硬邦邦的。因为长久没洗澡,卫生条件又差,由杨勇开始,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每到夜里,经常是痕痒难耐,根本无法入睡,我们狠狠地骂杨勇为“虱子王”。
“故事每天都是相同的,只是山不同而已。”我在日记本写道,在那段近乎绝望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要翻越一座3000米左右的高山。每天最痛苦的是一睡醒睁开眼除了山,还是山。饥饿感像条鞭子一样抽得我们的胃火烧火燎的(我们已经改为每天吃一顿稀饭),即使这样,大米眼看就要完了,无人区仍是没完没了。
我们也得知一起同行的“大峡谷探险队”粮食也不足了,正通过卫星电话向大本营求援。但我们连对讲机都在雅江漂流时让大浪打走了,向谁求援?11月12日,进入无人区的第11天,在过峡谷中激流的一道独木桥时,“大峡谷探险队”的一名来自北大的地质博士失足掉下了山涧中,眼看就要被急流冲进沸腾滔天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大家都惊呆了,他们队伍中只有一名背夫跳下水中想去营救。
这时候,我们队伍中的解放军赵发春少尉毫不犹豫地跳下冰冷彻骨的山涧中,一把拖住了那位博士。而深圳队员老包也跳了下去,设下了第二道防线以免不测。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把博士救上了岸,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事后我们却得知,这个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上多次播出的镜头,只字没有提到雅漂队员的英勇救助。
也许是上天也被我们的执著与勇气所感动,当天我们遇上了两位救星——猎人,他们正打着猎物满载而归。杨勇一看,心里颤了颤,他们打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但在那时候,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自己也需要“饱护”了。
两条肥美的牛腿要价800元,“大峡谷探险队”的人二话不说便买了去。我们囊中羞涩,最终掏了55元买了只牛头,杨勇解嘲道:“牛头肥,好吃得很!”终于,近大半个月消耗却没吃到半点油水的我们,晚饭吃到了满盆油花的牛头汤,还啃上了果然是味道鲜美的牛头肉,围在篝火前的我们,简直比吃满汉全席还要幸福。篝火映照下,我们一张张油腻的嘴和满地的牛骨,和食人生番似乎没什么两样。
吃饱了后,我们体力果然足了许多,两天后终于跋涉到了险峻无比的西兴拉山脚。西兴拉,海拔3600多米,翻过它的山口便是通往人间之路。我们已经无数次口中谈到它,梦中到达它的领地。
这天,我们的大米早已吃完,幸亏还剩一点压缩饼干和从背夫那儿买的几斤糌粑面粉。我们翻越西兴拉的早饭,便只有每人三砣鸡蛋大的糌粑面团。西兴拉险峻之至,我们是骑着山脊一路攀上去。而且此山光秃秃的,想拉棵树根借力都难。满山都是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打滑。在爬山时,在我上头的队员不慎踩落一块石头,轰隆隆向我们下面的队员冲来。幸亏发现得快,当石块从身边掠过时,我和一旁的老包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一路上山,竟然有了积雪,因为早上出发时水壶没有加水,大家渴了就从路边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经过5个多小时的攀山,我们终于把3600米 的山口踏于脚下,自己感觉已近虚脱。山顶居然是翠意盎然的一块块平地,覆盖着一种矮小的杜鹃。我们深为这种植物的生存能力所折服。西兴拉山海拔很高,极目四望,只见一座座雪山衔接不断,尤以加拉白垒峰最醒目。雪山与白云、蓝天交相辉映接成一片,空朦苍茫,竟分不清哪是雪山哪是蓝天。这简直是大峡谷浑然天成的一个绝好的“观景台”,群山翠柏之下,雅鲁藏布江湍急的江水奔至西兴拉山脚下,猛向左拐,顺北直上,作一个90°的大拐弯,向远方奔去。来时的路早已不见,黑黝黝的山涧透着寒意,而西兴拉山山顶却是阳光普照,洁白的瑞雪随意的点缀在绿色的山头,直如画境。
我全身躺倒在山顶,闻着青草的芬芳、仰望蓝得心醉的天空,竟似忘记了多日来的疲惫。听向导说,翻越西兴拉后最多再走4天就能抵达第一个村子—果冬。就要回到人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能吃上饱饭了。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象漂流时庆幸自己没出事的同样理由—“命大”外,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使我幸免于难。当时是在西兴拉的下山途中,心情已经变得较为愉快,不象以前那样紧张兮兮了,但就是这种放松却最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
下山路还是顺着一条大泥石流沟而下,全是滑溜溜的石块。在下一个6米多高类似悬崖的陡坡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踩上了一块松脱的岩石,喊都没来得及我已经掉了下去。
眼前天旋地转,感觉象突然失去了身体的重量,绝望的脑海里只有一个词儿:“完了!”那种死亡的冰凉恐惧感顷刻漫透全身。突然腰部好象被托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味我已“砰”地一声摔到了地上。落地前,我还能看见头上戴的帽子远远地飞了出去,随后眼前一片模糊,眼镜也不知所踪。
人还是清醒的,只是左臀和左腿疼痛不已,估计是左边身子先落地。我活动了一下身躯,竟然没有骨折的迹象,心中大呼万幸。赵发春远远地看着我摔了下去,焦急地大声呼叫,但距离太远我根本听不见。原来,是我一直欲除之后快的背包救了我,在悬崖中部有一块凸出的岩石先垫了我一下,使得我仰面弹起,避免了脚部先着地。我仰天摔下之后,又是塞满厚厚的羽绒睡袋、泡沫睡垫的背包先着地,减缓了冲力。不然的话,不死也得断几根骨头,心里真是后怕不已。
担心不已的大家围了上来,看到我居然没事不禁都热泪盈眶,人在大峡谷感情都变得无比直露。
瘸着一拐一拐的伤腿,我继续上路了,既然没大碍,就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杨勇要替我背包,我死活不肯,它已成为了我生命的守护神。
在大峡谷里,一旦重伤看来只能请直升机营救,因为山路险要,根本不可能抬你出去。所以,“自己安全等于全队安全”这句话因为我这个反面教材而更深入人心。
回想自己的历险,除了后怕,还是后怕。
因为已经没有了粮食,而且体力也难以维系,我们只能放弃继续深入去寻找雅鲁藏布大峡谷中传说中的江面大瀑布,从西兴拉山口沿墨脱方向走去……
(税晓洁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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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队”相遇,通报了情况,都无大碍,就各自急急向前方有水的地方继续赶路。我们只在一起聊了大约半个小时,说了情况就各自分手。大家都有点疲惫不堪,甚至可以说已经让这大峡谷弄得都有点木呆呆了,连往日惯常的打打闹闹都没有。回想起来,当时,表情都很平淡。——对当时的细节我已经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只记得当时这帮家伙狼一样的吃相看的我有点眼睛发直。杨勇他们开向墨脱,打算去放漂流瓶。我继续向扎曲走去。
这时,我们都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发现”大瀑布的消息,杨勇叮嘱我说:“有时间的话,一定去看看,不过安全第一,实在不行就算了……”我自然要去的,哥们干吗来了?
按当时所知的情况算,时间也还是有的,杨勇他们返回墨脱再翻越多雄拉山到派区至少10天时间。而我这边,乐观估计的话,不去瀑布,应该有个4、5天就可以穿过扎曲到达川藏公路。去看瀑布,也就多个几天,时间应该大大的有。——这时还只有发现扎曲附近的绒扎瀑布的消息。另一个藏布巴东瀑布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我们都没有想到:仅仅这两个瀑布,就使我和更桑又多独行了10多天。
我们分手后,11月26日杨勇他们到达墨脱,11月30日在背崩雅鲁藏布江解放大桥施放漂流瓶,十二月二日翻越多雄拉到达派乡;
12月4日凌晨4点多,他们和我们的“雅漂二分队”在八一镇会合。
后来我才知道,11月28日我们“雅漂二分队”聂丹陵、林金银、廖中行、张天舒到达大峡谷顶端--门中、扎曲。而我在两天后到达,擦肩而过。
他们一行从墨脱沿江上行,翻越嘎龙拉雪山赴波密,又沿川藏线至排龙,然后进入了门中。后来听老林讲,他们这一路也是历经艰险,最危险的一处大滑坡,竟然让队里一向乐观豪迈的“老英雄”站在坡前嚎啕大哭,自认必死无疑。怪不得我在拉萨看到的“老英雄”,经过大峡谷中一个多月的挣扎后,好像已没有了以前在江上时的那股豪气。看着坐在屋角人群外那神情委顿、精神恍惚的“老英雄”,毕竟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我心中不由得隐隐掠过一丝酸楚。12月8日,我这个“雅漂第三分队”也终于顺利归队,一群乞丐般的队员在拉萨胜利会师。这时候,从我们10月28日开始徒步大峡谷,已经过去了40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