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 徐巍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爱上回家路》主持人
主任播音员、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银荔枝奖主持人、融合传播杰出员工、内容创制杰出员工， 多次荣获江苏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作品奖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全国十佳音乐DJ”。
本书导听
提到日本东京，你会想到些什么？
这是日本第一大城市，也是全球最知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但是你知道吗？本书聚焦的“东京贫困女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流光溢彩的发达都市里。
她们中有成绩名列前茅的女大学生，有单身母亲，也有精神疾病患者等等。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群女性中很多人原生家庭富裕、高学历，人生似乎应该是顺风顺水，然而事实上她们的背后却是一步也不能后退的贫困深渊。
这是一本比小说更加戏剧化的纪实作品，它将光鲜亮丽的都市撕开了一道口子，一窥那些被逼入窘境的贫困女性，充满悲伤却又引人深思。
你将收获
■ 倾听日本繁华都市一角那群容易被人忽视的贫困女性的声音。
■ 通过每一个贫困女性的故事，挖掘原因、反思问题，从而自我警醒。
■ 不要依赖他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多和家人朋友保持沟通，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作者介绍
中村淳彦
记者、自由撰稿人
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女性贫困问题采访，他以记述者的角度如实展现了这些女性的故事。作品有《崩坏的护工行业》《没有名字的女孩》《女大学生的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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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东京，大家可能会想到干净繁华的街道、礼貌热情的市民、各式各样充满特色的日系店铺等等…东京是日本第一大城市，也是全球最知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样一个流光溢彩的发达都市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她们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为了生活东奔西走，她们表面上与大多数人并无区别，然而光是活着就几乎耗尽她们的全部气力了…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聚焦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书名叫做《东京贫困女子》。这本书的作者中村淳彦是一名记者，他最初在日本的《东洋经济新闻》上策划了一个专栏，以《在贫困中呻吟的女性》为题。中村和他的同事们用了三年左右时间，专门寻找东京陷入贫困的女性并采访她们，再以记述者的角度把这些女性的故事如实展现出来，并最终集结成书。
在这群“东京贫困女子”中，有成绩名列前茅的女大学生，有单身母亲，也有精神疾病患者等等。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群女性中很多人原生家庭富裕、高学历，人生似乎应该是顺风顺水，然而事实上她们的背后却是一步也不能后退的贫困深渊。这本书是一部纪实文学，它将光鲜亮丽的都市撕开了一道口子，一窥那些被逼入窘境的贫困女性，充满悲伤却又引人深思，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们的故事。
来自九州的小仓久留米，考上大学后来到东京，当时21岁，在大学附近独自租房生活。父亲提供她每年的学费，但不提供生活费，生活所需开销都要由小仓本人承担。小仓每月房租6.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600元，加上水电费、交通费等其他日常开销，她每月大约要花费15万日元，也就是人民币8500元左右。赚到这样一笔钱对一名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女大学生谈何容易。她一到东京就立马做起了补习班讲师，但是光做讲师的收入远远不够，所以小仓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于是她开始在夜总会兼职，并由此一步步踏入风俗业。
很多到日本旅游过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日本的风俗店，这种店很少对外国人开放，店面狭小，常常会有一名年轻貌美的女郎端坐其中，门口还会有一位“妈妈桑”负责接洽各种服务。很难想象，那些看起来光鲜妖娆的风俗女郎，其真实身份可能是某国立大学的高材生。
从事风俗业后，小仓每月能有约12000元人民币的收入，这使她的生活看似稍微宽裕了一些。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她全额借贷了由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提供的第一助学金和第二助学金，而她领到的这些助学金全由父亲保管，除了每年的学费支出，所剩余额也都被父亲占用。大学四年她累计负债，光是本金就高达800多万日元，再加上高额利息，她的还款总额将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说，只要她一毕业踏入社会，首先面对的就是近60万人民币的债务。
不妨参照一下我们身边那些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不少人还要依靠父母的贴补来生活，能够完全做到自力更生已十分不易，更何况还要承担巨额负债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小仓女士的理想还是成为一名保育士，相当于中国的幼儿教师，这在日本属于收入较低的一项职业。小仓说，并不是因为她有多喜欢孩子，只是想到自己小时候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希望别的孩子能得到她没有感受过的爱和幸福。
像小仓这样拥有高学历却不得已进入风俗业的女大学生还有很多，她们的经历背景各不相同，却同样饱受贫困的折磨。这些成为风俗女郎的年轻女孩们，一方面渴望被公平对待，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职业感到不齿，在珍惜自我和寻求生存的夹缝中苦苦挣扎。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201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大学录取率高达53.7%。相信每一个学子步入大学时都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然而讽刺的是，有一些女性恰恰因为选择进入大学而致使自己走向了贫困。作者给出了一组对比数据：1996年时，国立大学学费每年只要1.2万日元，如今涨到53.5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直接翻了44倍。而与此同时，近20年来，日本家庭平均收入却在下降。学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增加，父母们已经付不起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了。
也许有人会问，付不起学费为什么不申请助学金呢？日本的助学金制度正是本书作者痛批的一个方面，因为日本的助学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针对贫困家庭的低息贷款，它实际上是一种剥削性贷款。除了要支付高额利息，这笔贷款对借款人的偿还时限也要求很高，如果滞纳三个月以上，学生支援机构就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开始由回收债权的专门企业实施催缴。助学金，一个令人联想到资助和给予的美好词汇，却被商业性利用了。
根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调查结果，近年来日本助学金使用者已经占到大学生总数的52.5%，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日本大学生一踏进大学校门就或多或少背上了债务。此外，作者还发现，虽然助学金制度饱受诟病，但因为是国家制定的制度，学校和负责指导学生未来规划的工作人员都会积极向准大学生推荐助学金，尽管这个学生并不知道将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承担债务的当事人还是未成年人，他们在对利率和偿还总额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便使用了这项服务，直到毕业步入社会被要求还款之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笔债务的巨大，从事一般工作根本还不清…他们陷入的贫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吃不上饭的那种贫困，而是无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让自己拥有更好生活的相对贫困。于是有些毕业生甚至放弃已经找好的稳定的工作，而去从事一些风险极大的职业，比如女性卖身、男性诈骗。他们走上了赚钱的捷径，而人生的道路却越走越窄…
在日本，年轻人的生存环境变得前所未有的糟糕，近年来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数量也在持续激增。精神疾病的原因多来自过劳、人际关系问题、离婚等带来的精神压力。精神疾病患者激增的背后是虐待的增加以及通货紧缩带来的劳动环境的恶化。
高坂美咲，25岁，她的学历非常高，在一所著名的国立初高中连读直至中学毕业，然后考入一所知名国立大学，最后在美国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回国。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她开始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因为她患上了抑郁症。高坂女士目前一个人住在一栋老旧公寓里，回国之后，她就断绝了和父母的联系，选择了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据她讲述，是从小到大母亲过度干涉她的生活，深深伤害了她，使她患了精神疾病。那么她和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她认为，母亲对她的家庭暴力就是一切的源头。她说：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我没按母亲的意思完成学习任务，就被她拽着椅子猛推了出去，椅子撞在墙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坏掉了。当时我害怕极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高坂美咲不止在家里承受暴力，从小在学校里也被同学们欺凌，男孩子打她，女孩子藏她东西或者无视她的存在，让她仿佛生活在地狱一般。在她看来，考上好的中学就可以脱离苦海了，于是这个愿望成了她拼命学习、考进最难考的国立中学的动力之源。进入最优秀的学校，她满心期待可以过上平和的中学生活，却没想到被同学们欺负得更惨了，之后，她就患上了抑郁症。
据高坂讲述，她的中学同学中很多患有精神疾病，或轻或重。她所知道的几个女同学目前都很难融入社会，要么住在父母家里，要么结了婚做家庭主妇，没有一个在工作。她说：“我们身处的环境太可怕了，恐怕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父母的精神虐待或者家庭暴力，所以为了发泄压力，校园霸凌就比较严重。”高坂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在离家去美国的那天。当时母亲虽然面带笑容，一直挥着手，直到淡出她的视线，但看上去很悲伤。尽管如此，高坂还是决定，一生都不要再和母亲相见了…因为患有精神疾病，高坂没法正常工作，只能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高学历的她觉得这种接受救济的生活不是长久之计，迫切想从精神疾病中解脱出来，她努力着、挣扎着…
在畸形的母女关系中，受伤的往往不止一人，而是双方二人，下面这对母女的故事更加让人叹息不已。西野菜绪子，45岁，有一个女儿和她天各一方。西野女士原本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事业有成，母亲温柔贤惠，她从小就读于条件良好的贵族女校。初中一年级时，家庭发生巨变，母亲被查出患有癌症，而在母亲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父亲却有了外遇。一年后母亲撒手人寰，西野也完全失去对父亲的信任。为了反抗父亲，她辍学离家，打工时认识了一个男人，并在16岁那年有了孩子，二人奉子成婚。结婚后，她与父亲彻底断了联系，如今快30年了，她对父亲的现状一无所知。
也许是因为太年轻，她的丈夫根本担不起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性情十分懒惰，每月入不敷出，再加上还要抚养女儿，他们的生活很艰难。于是19岁那年，西野选择了离婚，成为一个带着两岁女儿生活的单亲妈妈。为了能一边抚养孩子一边赚钱养家，西野只能当陪酒女。她找了一家提供住宿的夜总会，白天照顾孩子，晚上需要陪酒时，便把孩子寄放在夜间托儿所。随着孩子不断长大，她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会对女儿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决定改行。然而现实依旧很残酷，以她的学历很难到正常的公司入职，最终她成为一名卡车司机，虽然工资不少，但等待她的却是超长的劳动时间。
由于工作繁忙，西野对女儿一直疏于照顾。后来她和自己所在运输公司的一位科长开始交往，看到对方也有一个女儿，而且还十分喜爱孩子，西野便放心将女儿交给科长照顾。然而她后来才知道，在那段时间，科长一直性侵自己的女儿…
原来自从西野和科长同居，她的女儿就开始被性侵了，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当时女儿才上一年级，根本不知道自己遭受了什么，直到上四年级后，她才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性侵，便找自己的朋友倾诉，还是这位朋友的家长向儿童咨询救护中心进行了举报。得知事实的西野受到很大冲击，除了要面对残酷的真相，她还被剥夺抚养权，女儿被送去儿童养护机构，她连和女儿见面都不被允许。
针对儿童的性虐待是一种在国际上公认的重罪行为，但因其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和熟人之间，所以很难被外界察觉。而且受到性虐待的孩子，往往要到长大之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侵害。大部分遭受过侵害的女童会留有后遗症，尤其是心理上的，对人严重缺乏信任、孤独、自卑、过度依赖性等等。即使长大成人之后，童年的经历依然会持续给她们带来痛苦。
3年后，西野终于被允许将女儿接回家。她满心欢喜想和女儿重新来过，拼命工作挣钱，还搬了新家。然而分别多年的母女早已有了隔阂，再加上女儿曾经的心理创伤仍未完全愈合，脆弱又敏感，一点小矛盾都会导致她情绪的崩溃。有一次女儿赌气跑出家门，西野一气之下吼了句：“那你以后都别回来了！”结果，女儿真的再也没有回来…她选择回到养护机构生活，和母亲断绝关系，重新开始的母女二人生活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母亲早逝，和父亲决裂，恋人性侵自己的女儿，拼命赚钱养家但家却破裂了，最后被自己的女儿抛弃…不管对谁来说，血缘关系都是重要的安全网。失去了女儿的西野女士，在孤独中精神状态渐渐变得不稳定起来，她患上了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注意力障碍和失眠症。如今她和女儿断绝往来已经14年了，这些年她时而能工作时而不能，求死不成转而求助于福利制度，毫无希望地如行尸走肉一般的活着。而那个遭受性侵后住进儿童养护机构的女儿，现在也许也带着心里的伤，在繁华都市的某个角落里痛苦地活着吧。
单亲母亲生活不易，这是可以想象到的，然而结婚就能改善这一状况吗？相信对日本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女性中很大一部分是全职家庭主妇。大家也许觉得全职主妇过得很滋润，不用工作，每天在家门口目送丈夫上班，除了打扫房屋和准备晚餐，剩下的便都是自己的个人时间了。但如果所托非人，这些女性的精神和经济就会被丈夫牢牢控制住。作者采访了几位离婚女性，她们都在结婚后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成为全职主妇。然而离婚之后，前夫本应支付的赡养费，绝大多数都拿不到。另一方面，无论学历高低，成为全职主妇的女性都不免和社会脱节，大多只能从事一线服务岗位，如看护工作等等。这些岗位临时用工盛行，劳动力被严重压榨，很多女性忙到崩溃也拿不到多少收入，反而把身体搞坏了，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书中有一位高官太太，名叫植草纪子，55岁，曾经的家庭年收入达到110万元人民币以上。她本人学历也很高，毕业于东京顶尖的私立大学，英语流利。40岁那年，植草与丈夫因感情不合离婚。离婚后的她生活一落千丈，与生活在国外的子女也渐行渐远。尽管有十分漂亮的履历，但因为年龄限制，她只能在一家补习机构当临时工，并寄住在这里的阁楼上，年收入跌至不到5万元人民币。家人、事业全都离开了她，植草女士不仅无家可归、经济窘迫，而且非常孤独。
作者写道：女性组建家庭之后，如果为了抚养孩子而离开了职业道路，之后就连养活自己的雇佣机会都很难得到。正因如此，日本不愿生育的女性日益递增，少子化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也是必然。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女大学生、精神疾病患者、单亲母亲、能力得不到认可的高学历全职主妇等各式各样的女性贫困悲剧。虽然她们努力挣扎求生，但很难看到光明的未来。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还介绍了日本三大贫困区之一——寿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贫困居民领着低保，不需要工作就可以过上衣食不愁、整日喝酒小赌的生活。他们医疗看护全部免费，房子是非常便宜的民宿，政府每月还会发放18万日元的补助。而在不远处的那些东京女子，为了生活不得不打多份工、没办法享乐、被看不起、也交不到朋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贫困人口？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有智能手机的不一定就不贫困，贫困是缺少发展的机会。
书中的这些情况有日本的独特性，但也给我们警醒：不要依赖他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多和家人朋友保持沟通，多学习知识，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脚踏实地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本期编辑 李曼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