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高剑在核伙沟参与野外救援实训考核
对生存狂来说，那些关于求生的知识、物资和技能既是一种准备，也是一种慰藉。
你可能被隔绝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北极冰山到浩瀚沙漠、从热带密林到辽阔大洋。——约翰·怀斯曼《怀斯曼生存手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时，留学生高一平正身处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受到重创的城市之一。
窗外炮火连天。学生会通知大家，准备一个撤离包，随时准备撤离。高一平往包里放了套保暖衣服、证件、现金、饮用水、几盒罐头和士力架——“最短时间给予人高热量的食物。”他迅速收拾好了东西。
有人收拾出整一个行李箱，高一平说，这不对，箱子太不好带了。他挨个敲学生宿舍的门，教大家准备撤离包，安抚情绪。
打包经验来自他过往观看的“生存狂”视频。那是一群为巨大危机、自然灾害的到来提前做准备的人。“为可能不会发生的情况积极做准备，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奇怪的。”
战前一个月，高一平想买个大的背包装回国行李，被父母拒绝了。“一个好的背包的背负系统非常完善，你的背会轻松不少，”后来身陷困境，他许多次想，一个大的背包也许就能装下更多，还是心存侥幸了，“忧患意识不够。”在高一平眼中，忧患意识是生存狂最珍贵的品质，“肠子都悔青了。”
现在，他决定做个生存狂，毫不犹豫。
▲博主“城主包大”的户外包与生存包，分别负责睡眠、医疗、通饮食、通讯等不同生存模块
“生存狂”，亦称“末日准备者”，最早兴起于冷战时期的欧美国家。当时受核战争威胁，一些人开始筹划自己的生存问题。
近年来，受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战争与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全球有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脆弱性，积极地囤积物资、学习生存技能，更有甚者准备了地堡。现在，它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
《碉堡：为末日而建》（Bunker: Building for End Times）的作者，都柏林大学学院社会地理学者加雷特（Bradley Garrett）接受采访时曾估计全球有2000万名准备者。“在现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人们对自给自足有种无法满足的欲望。不论是什么文化或政治立场，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加雷特称。
在中国，生存狂现象出现较晚。以“生存狂”为名的贴吧（以下简称“狂吧”）建立于2008年，聚集了国内最早一批关注到生存狂的人。直到2022年5月上旬，“狂吧”大约有39万关注、464万条帖子。
费帆吧龄11年，做过5年吧主。他生于1980年代的粤东地区，一个当时治安还比较混乱的县城，小时候见惯了地方的暴力。
一个初中生偷钱买烟，被发现后手掌被砍；一个年轻男人欠下500元赌债还不上，被债主捅死；一个醉酒后骑摩托车的人撞上路边栏杆，当场死亡。别人看来像是社会新闻的事件，他小时候却司空见惯。“就是街坊邻居、同村叔伯身上发生的事。好像稍有不慎，一个意外，你人就挂了。”
儿时周围环境的不安全感，让费帆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世原则：烟酒不沾、不与混混交朋友。父母工作忙，无暇顾他，只能叮嘱“夜晚不要出门”。
初中时，费帆在网上搜索格斗训练的讲解视频，无意中接触到生存狂的概念：“以生存为目的，锻炼身体，完善装备，储备粮食”——他觉得很酷，与自己的生存观念相像。
在一个十几岁青年的心里，保护自己的方法是“变得更强”。费帆买了一本健身杂志，按照上面的教程训练：跑步、俯卧撑、仰卧起坐。中学旁有一间小书店，他常去借阅武术类书籍。店老板习武，两人聊得投契，一来二去，他跟着学了一个暑假的基础拳法，“保证自己的韧性与肌肉强度比普通人高，至少，打架的时候不会太吃亏。”
他最初对生存狂的兴趣在装备上，买过双截棍、防狼喷雾……在“刀吧”混迹多年。2011年，费帆加入“狂吧”，当时贴吧只有2万余关注者。距离他第一次看到“生存狂”的概念过去了近十年，再次看到，他有些激动。
他发现，生存狂是由有不同爱好的群体构成的。“最早的生存狂是一群喜欢骑行、跑酷、爬山的人，也有户外运动爱好者、军事迷。”许多“刀吧”的吧友也关注了“狂吧”。
刚进入“狂吧”时，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求生技能和装备。有人教大家手工制作弓箭，也有人分享野外捕捉、食用昆虫的方法。
在2012年的当口，因为玛雅预言的末日论，“狂吧”涌入一拨新人，热衷于讨论末日生存技能。费帆觉得，末日未必会到来，但会不会有别的瘟疫和战争？他团购了80箱肉罐头，一半自留，一半卖给了吧友。那些赚的钱后来被他用来买了防弹头盔和1200根弓箭。每年回粤东老家时，他都会带几根去深山里练习。
“如果遇到很极端的生存危机，你有把握生存下来，活到危机结束，你就是一个合格的生存狂了。”他担心战争的发生，租房时避开了没有防空洞的房子，担心断水断电，储备了燃料以及食物。
“当你有了一套完整的生存方案，你就是个生存狂了。”
▲一名生存狂在内蒙古徒步测试装备
关于生存狂的定义与自我认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生存就生存，为什么要狂呢？”最初接触这一群体时，高剑满是不理解。他曾是蓝天救援队的成员，队里的装备都是自己准备。在搜索背包、攀岩绳索测评时，高剑发现了“狂吧”。
这个圈子说大不大，大家志趣相投，喜欢在里面分享购买的装备。优劣好坏摊平了讲，帮吧友避雷，那里有大概是最早的“开箱视频”。高剑最喜欢看这类帖子，有意思的聊一聊，碰上不认同的也会“喷”上几句。
吧友们经常因为“知识点”争吵，谁都不服谁。打假时才最团结，有人混到吧内卖东西，大家会群起而攻之，“他影响了所有人的利益。”久而久之，高剑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也更深刻，“这是一群求生意志强烈的人，为了生存，可以狂热地抛掉一切。”
这与高剑在救援队接受的理念不谋而合。当时，救援队的理念也是团结一切力量自救、互救。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
做救援时，高剑最深的感受是，人需要学会自救。“如果我们的家人出现了问题，我们能完全指望119/120（机构救助）吗？在救援到来以前，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急救术语里的“黄金4分钟”（记者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让他受益颇多。
他并非所有的观点都认同。“狂吧”内流派众多：跑路党以跑路为主要求生手段，装备精简；松鼠党偏向储备大量生活物资以预防战争威胁；菜刀党则宣称当末日来临靠拦截别人的物资生活。后者在高剑眼里极为自私，“顾己不顾人。”
人终究是社会性动物，摆脱不了集体。《编辑部的故事》的片头曲有一句，“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持。”高剑从小听到大。从这个角度看，他觉得“社恐”挺可惜的，“很难在人群中生存。”有别于传统生存狂的分类，他在贴吧里成立了海豚党：“聪明、友善、喜欢成群结队。”多数时候，他是一枚光杆司令，很少有人响应。
“狂吧”里，大家最热衷的还是与生存本身有关的事。高剑每次发急救类帖子时，总是很受欢迎。比如，止血的方法；绳结的绑法；紧急情况下，“心肺复苏可以取消人工呼吸，持续按压”。那些边边角角的细节，“很多吧友是不知道的。”他把在救援队学到的技巧一股脑分享给吧友。
干货多、信息量大的帖子谁不爱呢？许多人在帖子下继续追问，他觉得自豪。那感觉与做救援时相当——“写东西是有用的。”这种时刻，他才觉得自己融入了生存狂这一群体。
提到生存狂，许多人会以为这是一群对社会和其他人的介入保持怀疑心态、活在社会边缘的人。菜刀党的流行，一度给人们留下了生存狂群体性格粗鲁、沉闷的印象。
北美线上社群“准备者”（The Prepared）—— 一个致力于为普通人提供实用生存指南和装备的网站——的创办人John Ramey称，过去5至10年，生存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已经改变了，“准备者社群不再是那些老派的阴谋论者或社会边缘人类型，现在的准备者大多都是认真理性的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主流。”
生存狂的圈子内，费帆最佩服高剑这类救援队成员，“他们乐于助人的理念我非常认同。”两人相识于贴吧。经常发帖的人彼此记得。在高剑的印象里，费帆比自己活跃得多。
自救与互助是他们的共识。2015年，费帆当“狂吧”吧主后，希望将互助的氛围扩大，“我们希望依靠团结解决问题，而非暴力。”很多人不认可，“很多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存狂，知道吧？可以称他们为生存狂题材的爱好者。”高剑说。他身边小部分的人虽然认同，但也觉得，“关键时刻只能信自己。”
“真正的生存狂是什么样的呢？”我问。
高剑说：“不绝对，只有学习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在极端的环境下，有能力活下去，并保护自己的家人。”
费帆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贝爷（贝尔·格里尔斯 Bear Grylls）的《荒野求生》火了后，贴吧人数激增。很多人可能把野外求生和生存狂混为一谈。贝爷的表演我们可以去学习、借鉴，但生存狂应该尽量避免将自己置于需要野外求生的境地。”
这些年，他们渐渐疏远了“狂吧”的舆论场。两年前，吧里曾因个人恩怨，几个“老狂”卸任，组建了一个微信群。“过去那些高深的技术分享基本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分享装备与囤货的。”费帆觉得惋惜。
新冠疫情暴发后，贴吧涌入大批新人，大家迫切地想知道——没口罩了怎么办？家里吃的不够怎么办？这些人在费帆眼里是求助者，而非真的生存狂。
李嫣就是在疫情后成为生存狂的。若非熟人介绍，她或许不会接受采访。生存狂往往低调，注重个人隐私，以“灰人”自居。李嫣积极地实践着“灰人”原则，除了家人、室友和零星朋友外，没人知道她的这一身份。
▲李嫣现在的急救包，被她放客厅醒目的一角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Kezia Barker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生存狂的论文中指出，保密的原因是囤积被认为是病态的。在传统的观念中，我们应该相信商业、贸易网络和市场会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而非质疑全球化的弹性。但随着这些系统在全球灾难的重压下愈发不确定，自由市场信仰的危险已经拉开帷幕。准备工作的核心实质上是一种激进主义，是对抗资本主义虚假承诺、无休止增长和资源永久可用理念的堡垒。
准备确实是有用的。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李嫣就注意到了。她一向谨慎，买了些口罩和酒精分给来做客的亲戚们，提醒大家注意，结果被笑话是小题大做。后来武汉封城，她不断地收到亲戚的消息，问，酒精还有吗？
那之后，她更笃定自己的生存策略。2020年初困在福建老家的三个月间，她“按一年的量”买了米和肉罐头。数量太多不免被问起，她说有备无患。家人还是不解，她只好撒了个谎，说自己做了几个晚上的噩梦，囤货才能安心。
这样的习惯保持至今。现在，她隔离在上海的家中，唯一令人安慰的是，终于不用再为自己囤货找“正当”的理由了。爸妈没再唠叨什么，反而因此感到些许放心。
相比生存狂，李嫣更喜欢自称准备者，“我们是在花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去准备一件可能不到千分之一概率会发生的事。”当然，她并不希望那千分之一发生。
她是个容易焦虑的人。虽然身形瘦小，出门总爱背一个北极狐迷你尺寸的双肩包，里面装着急救毯、小便袋子、纸巾、速效救心丸……“这样才有安全感”，那是她对抗焦虑和恐惧的办法。她当时不知道，这其实是每个生存狂必备的“EDC”（记者注：everyday carry，生存狂每日要携带的装备，因个体差异，携带内容不同）。
生活里“不受控”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失业、父母的情况，她总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加入生存狂后，她快乐许多——“当你看到一群比你还焦虑的人，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
她是这个群体内为数不多的女性。没有具体数据统计过生存狂的性别差异，但许多受访者告诉我，男多女少不足为奇，“毕竟很多男性本来就对装备更感兴趣嘛。”李嫣说。在她的观察中，女性生存狂分为四类：一类是纯粹囤东西的人；一类纯粹交友；一类是“酷酷”的女孩，时常因为性别观点与群友吵架；最后一类是她自己——单身，“只能自己靠自己，也希望保护家人。”
▲一名生存狂在试用信号棒
两个月前，李嫣原本计划搬家，疫情却有了变化。
她本以为自己准备得充分，不会太焦虑。但实际上，大家团购蔬菜时，她也会跟着一起。“需要一种确定感——我是买得到菜的，我有这个（抢菜）能力。”困在出租屋内，她远程给爸妈买了许多包盐和食用油。
她加入的生存狂微信群内，一个人发言，“还好我是生存狂，家里囤了好多东西。”李嫣不太认同，“很悲哀，我宁愿这些东西被浪费。”
她以前从不看新闻。2020年疫情刚暴发那会儿，“像应激反应般”，她不停地浏览资讯、刷囤物资的攻略。外部世界的不确定让她精神紧张，每当这时，她总会去整理自己的物资和逃生背包，寻找慰藉。
疫情以来的两年，她在租屋内准备了半年的物资，几乎都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一个应急避难包（圈内人称“BOB”，bug-out bag）。有些囤货吃不完，处理起来确实麻烦，她只能提前送给小区的保洁阿姨。
她记得，室友两年前第一次看到她囤东西时，觉得奇怪。“这有必要吗？”前几天，室友跟她说，“确实是必要的。”她听完一笑。她觉得生活从某个时刻起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许多东西变得“脆弱、稍纵即逝”。以前买生活必需品时，李嫣习惯仔细挑选、对比，“想清楚了再买。”疫情后，尤其是买药的时候，她常常不管“有用没用，买了再说”。
如果将准备者分为知识、物资、技能三种阶段，李嫣自觉处于技能储备的阶段。成为准备者的过程里，“前期投入较大，但最贵的还是学习技能。”她特意考了驾照和AED（自动体外除颤器）急救证。
给予她帮助最多的是群友，在群里，她学会了开最简单的锁。准备避难包时，收到过不少人的宝贵建议，她才在里面放一包烟和一个防毒面具，前者可以帮她在特殊情况下以物易物。
她在群里认识了一些伙伴，热络地聊着。关于个人隐私，大家则避而不谈。有一次，一个群友到上海玩，约她见面。她犹豫再三，还是婉拒了，“地址是最敏感的。”
与别的群友相比，她觉得自己远不够格。她听朋友说，他们家三兄弟不会同时乘坐同一个交通工具。有鉴于此，她决定不再玩滑翔伞那类体育运动。
生存主义为什么是重要的？生存狂如何看待死亡？采访时，我将这两个问题抛给了每位受访者。
李嫣觉得，她“不能理解不把生命当回事的人”，“我只是想增加自己活下去的概率。”不像其他“狂友”般周全，她只准备了火灾、地震等常见场景，战争被排除在外。“遇到战争就躺平。”她觉得如果真发生了战争，自己也无可奈何。
这些年来，费帆觉得最紧张的时刻还是今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国际关系变幻莫测，他深感担忧。疫情在他眼里反倒还好。他记得，几年前雾霾弥漫一些大城市时，他囤了不少N95口罩，现在还没用完。“你的准备虽然不是每次都能派上用场，但或许可以解决下一场危机。”
至于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他想了想，说：“死亡挺可怕的，它代表你这个人一切都停止了。但死亡终究会到来，我想在那之前把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最近，这个事情是写小说。
2013年，还在做救援时，高剑和队友试图解救一个自杀的少年。打捞了半晌，最终只捞上来一具遗体。“他的生命就这么终结了，现实意义的不存在。”这件事对他冲击很大，“一个人怎么可以轻易地放弃生活？”虽然，“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但他想活得开心些，通过准备，让自己生存得更好，“不至于用死亡来逃避生活的艰难”。
2022年4月，几经周折，辗转三地，高一平终于解除隔离，回到故乡。耳边是熟悉的鸟鸣与小贩叫卖声，他觉得脚下的土地十分安全。最近，他忙着列撤离包的清单。几个月后，他将重返乌克兰继续学业。
（本文除高剑外均为化名。感谢“老韩生存狂”对本文的帮助。参考资料：《大西洋月刊：我们都应该做准备者》；《什么是“准备者”？新冠疫情下生存主义概念为何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