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刻画符号与物象文字（二里头与夏朝文明）

二里头文化陶器上常见的刻画符号，大都独立存在。怎么解读这些刻画符号的含义和用途？这仍是困惑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谨就这些刻画符号与物象文字的相关问题，略做讨论。

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刻画的是略为复杂的动物、器物形象，偏于写实象形；另一类多是用1—5笔纵、横线条刻画形成，相对简单，偏于抽象。

第一类“形象有龙、鸟、鱼、乌龟、蛇及其他不明动物形象，多为容器烧制之前刻画形成”，第二类“符号多见于大口尊的口沿内壁”，“均为烧成之后以锐器刻画形成”。其中，“有些应起着标记的作用”，“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

我们赞同这些刻画符号就是“早期文字”的判断，但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标记”。然而，如何证明他们就是中国的“早期文字”，这仍是个有待讨论的重要问题。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者，物象之本。”我国远古器物上刻画的“图象”，其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可称之为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这种原始的纪事文字，大都刻画在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充当着人神沟通的媒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共有30多种，大都属于物象文字的范畴。兹略举数例，予以说明。

二里头陶尊上的“一”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IVH60：45号大口陶尊口沿的内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一”字相同，故当释为“一”字。

中华先民盛行天神崇拜的社会习俗。陶尊是祭祀天神的礼器。古代帝王在四时祭典时，都要使用“尊”来祭祀神灵。

“一”是天体和太阳的象征。《大戴礼记·易本命》载：“天一，地二，人三。”《素问·三部九候论》说：“一者天。”张志聪集注：“一者，奇也，阳也，故应天。”《大戴礼记·易本命》载：“一主日。”这说明“一”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一”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二”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VT2010：20号大口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二”字相同，当释为“二”字。

“二”有“天地相承”之义。《说文·二部》：“二，地之数也。”《说苑·辨物》载：“二者，阴阳之数也。”这说明“二”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二”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三”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VT201：2号大口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三”字相同，当释为“三”字。

“三”是“心宿”的象征。《诗·召南·小星》：“三五在东。”毛传：“三，心。”《大戴礼记·夏小正传》：“大火者，心也。”“心”即东方七宿中的心宿，也被称为天王星。这说明“三”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三”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五”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陶尊口沿的外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五”字相同，当释为“五”字。

“五”是“天位”的象征。《周易·贲·彖传》“天文也”集解引虞翻说曰：“五，天位。”《周易·大畜·彖传》“应乎天也”集解引京房说曰：“五，天位。”这说明“五”的含义与陶尊用途相符合。

因此，“五”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六”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六”字相同，当释为“六”字。

“六”有“天地之中”和“禽鹿”的含义。《国语·周语下》：“夫六，中之色。也”韦昭注：“六者，天地之中。”《大戴礼记·易本命》载：“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禽鹿”是祭祀神灵的牺牲。这说明“六”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六”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八”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ⅤⅢT14C：1号大口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八”字相同，故当释为“八”字。

“八”是“风”的象征。据《大戴礼记·易本命》记载：“八主风。”蔡邕《独断》卷上说：“八者，象八风，所以风化天下也。”《周易·小畜·象传》“风行天上”集解引《九家易》曰：“风者，天之命令也。”《淮南子·天文训》载：“天之偏气，怒者为风。”这说明“八”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八”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编为ⅡH202：14号陶尊腹部，刻有“十”形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甲”字相同，当是“甲”字。

“甲”是“日”的象征。《周易·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集解引马融曰：“甲为十日之首。”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说：“甲者，日之初也。”这说明“甲”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甲”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VH52：4号陶尊上的“箭镞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VH52：4号大口陶尊口沿内壁和81YLIⅤH81：1号陶尊口沿上，分别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矢”字相类，故当是“矢”字初文。

VH52：4号陶尊上的“箭镞形”符号

81YLIⅤH81：1号陶尊上的“箭镞形”符号

“矢”有“陈放牲体”之义。《尔雅·释诂上》：“矢，陈也。”“矢”，通作肆。《山海经·中山经》：“其祠皆肆瘗。”郭璞注：“肆，陈之也。陈牲玉而后埋藏之。”《周礼·春官·典瑞》：“以肆先王。”郑玄注：“肆，解牲体以祭，因以为名。”这说明“矢”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矢”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酉”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2005VT114：1号大口陶尊口沿的外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甲骨文和金文“酉”字相似，当是“酉”字。

陶尊是盛酒礼器。《说文·酋部》：“尊，酒器也。”“酉”本是“酒”字的古文。《周礼·天官·酒正》“二曰医”孙诒让正义：“酉即酒也。”王筠《说文句读·酉部》：“酉，乃古酒字。”这说明“酉”的含义与酒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酉”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IVT8：7号大口陶尊口沿的内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罍上刻画的“封”字及周初康侯封鼎“封”字相类同，故当是“封”字初文。

陶罍是祭天的礼器。中国古代有封土为坛、燔柴祭天的社会习俗。《周礼·春官·肆师》“类造上帝，封于大神。”郑玄注：“封，谓坛也。”“封于大神”就是聚土为坛以祭土地、方岳等神灵之义。《史记·封禅书》“封禅书第六”《正义》：“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后汉书·祭祀志下》载：“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柴祭告天”就是燔柴祭天之义。可见“封”字的含义与陶罍的用途正相符合。

“罍”，通作震，有木义。“封”字本为“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之义。中国古代所谓“柴祭告天”就是焚烧木柴，使其升烟以祭天的典礼。可见“封”字的含义与陶罍的名义正相符合。

因此，“封”字可以作为陶罍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盆上的“鱼形纹”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鱼形纹多见于敞口盆的内壁上端，少量见于大口尊的内壁上端”，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鱼”字相同，当是“鱼”的象形字。

陶盆、陶尊属盛水礼器，为古代祭祀天神时常用礼器。“鱼”属阴性祭品。《说文·鱼部》：“鱼，水虫也。象形。”《周易·中孚》载：“中孚，豚鱼吉。”《礼记·昏义》也说：“教成祭之，牲用鱼。”郑玄注：“鱼，水物阴类也。”这说明“鱼”属阴性祭品，与陶盆、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鱼”可以作为陶盆、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陶罐的腹部，刻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卜”字相同，当释为“卜”字。

陶罐本属缶类祭天的礼器。“卜”有赐与、孝养之义。《尔雅·释诂下》：“卜，予也。”郭璞注：“卜，赐与也。”“卜”“报”义通。《古书疑义举例》说：“卜尔之卜亦当训为报，卜尔者，报尔也。”《荀子·法行》：“有亲不能报。”杨倞注：“报，孝养也。”这说明“卜”字的含义与陶罐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卜”字可以作为陶罐的象征和标识。

郑窑陶罐上的“日出图”

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渑池郑窑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残陶罐上刻画的“日出图”，引起学者的关注。

在这件残陶罐肩部刻画的“日出图”像，画中央上部“用重圈纹表太阳”，两侧画云气纹，下面画火焰状的云气纹，两侧为由红光折射的彩霞，表示“旭日跳出地面的时的景象”。其构图和意境与大汶口文化陶罍上刻画的“旦”字相类同。《说文·日部》：“旦，明也。”徐锴系传：“日出于地也。”《公羊传·哀公十三年》何休注：“旦，日方出。”这说明“旦”字本是表示太阳刚从地面升起的意思。故这幅“日出图”当是“旦”的象形字。

“罍”，通作震。《别雅》卷一说：“雷，罍也。”《国语·晋语四》载：“震，雷也。”《周易·说卦传》：“震，东方也。”《白虎通义·情势》说：“东方者，阳也。”《淮南子·天文训》说：“日者，阳之主也。”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可见“旦”字含义与陶罍的名义相符合。

因此，“旦”字可以作为陶罐的象征和标识。

通过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的讨论，大体可以得出三点基本认识：

一是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大都独立存在，不与其他符号相连属，也应属于物象文字的范畴。二是这些刻画符号可以分为两大类，“偏于写实”的动物、植物、器具和自然现象的象形类符号，属于数字、干支等“偏于抽象”的会意类符号，前者属于象形文字，后者则属于会意文字。三是这些符号多刻画在陶尊及陶罐、陶盆类礼器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器物上刻画符号的发现和解读，对研究夏代的文化面貌及我国文字起源和形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蔡运章 本文配图均由蔡运章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