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
北京天安门始建于大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寓意“承天启云，受命于天。”天安门建成后多次重建，如今的规格始于清初。
明末时，天安门毁于战火。满清入关后，顺治皇帝下旨重建并更名“天安门”，寓意“长治久安。”明清时期，天安门与正南的大清门（明称大明门），以及东西两侧的千步廊形成一处“T”字型的宫廷广场。
另外，在广场靠北的位置东西各设了一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因千步廊是朝廷六部及各院所在地，所以这里是帝国统治机构的中枢。明清时期，天安门是皇城的正门，这里是皇帝颁发重要诏令（即金凤颁诏）的场所。
据史料，天安门最后一次颁发“金凤颁诏”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诏书，时间是清宣统三年（191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隆裕太后颁布。如此重要的城门，本身就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而正门洞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随意出入，只能在御驾亲征、行祭天祀地之礼、迎娶皇后等重大场合才从正门洞通过。
从这些论述就可以看出，天安门在明清时期的地位，这里绝对是老百姓的禁区。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随着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更加尊崇。
毛主席
从此，天安门的图案成为国徽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北京的象征，也是中国的象征。大家都知道，北京天安门挂着毛主席画像，这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标志。在国人心目中，毛主席画像挂在天安门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总有一些外国人对此产生疑问，天安门上毛主席的画像会永远保留吗？其中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就是其中的代表。1980年，邓小平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
法拉奇是20世纪“国际政治采访之母”，她采访了大量国际著名政治人物，比如约翰·肯尼迪、基辛格、西哈努克、布托等。因采访时语言风格犀利、咄咄逼人，问题尖锐，尤其轰炸般的“挑衅”提问，让许多政治人物大为恼火。
法拉奇采访每一位政治领袖时，从不为其权威所震慑。相反，法拉奇处处挑战权威，比如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时，当需要戴着面纱成为她得到采访的条件时，她戴着面纱走进霍梅尼的办公室，然后当着霍梅尼的面前揭掉面纱。
法拉奇此举令人瞠目结舌，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一个美国记者就说：“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美国《纽约时报》一专栏作家这样评价法拉奇：“（法拉奇是）小说家的心理透视与一个机灵孩子的粗鲁无礼的产物。”
法拉奇
大家熟悉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就领教过法拉奇的“厉害”，这让他非常生气，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与新闻媒体最具灾难性的对话。”法拉奇这种采访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跟她从小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法拉奇，全名奥莉娅娜·法拉奇奥莉娅娜·法拉奇，1929年6月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在三姐妹中排老大。法拉奇的父亲是一名木匠，他厌恶战争，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组织的一员，母亲则是一名遗孤。
1943年9月，盟军派战机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跟随父母躲入教堂。轰炸开始后，14岁的法拉奇被战机轰鸣声吓得大哭起来。按理，父母这时应该安慰女儿，可法拉奇父亲直接打了她一耳光，并呵斥她：“你是我的女儿，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
据法拉奇回忆，从此之后她跟眼泪绝缘了。二战结束后，因法拉奇父母没有钱给她继续上学，于是在当记者的大伯建议下，去做了一名记者。17岁那年，法拉奇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工作，她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处找新闻，因坚持原则，加上如实报道，这让她受到领导的打压，最后不出意外被炒鱿鱼了。
法拉奇
不过，法拉奇最终没有放弃记者职业，她的大伯再次伸出援手，将她介绍到《时代报》当记者。在这家报纸工作时，法拉奇有机会接触到政治，结果因报道时直言不讳，再次遭到解雇。常言道，是金子总会发光，罗马知名杂志《欧洲人》看上了法拉奇的才华。
但是，法拉奇当时已经把报道政治、采访政治人物作为自己的职业之路，而《欧洲人》却让她去报道关于电影、娱乐和上流社会的新闻，这让她很不适应。1967年，38岁的法拉奇主动请缨前往越南，开始长达8年的战地记者生涯。
战地记者的经历，让法拉奇知名度大增，尤其先后采访了当时国际舞台的风云人物，让她声名远扬。在同行看来，法拉奇就是一个“刺儿头”，可这一次她遇到了邓小平。
当采访开始时，法拉奇就问了一个看似非常不礼貌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是否永远保留下去？”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尖锐，邓小平一听就意识到眼前这个外国记者果然有所准备，结果他几句话就把法拉奇镇住了。
邓小平和法拉奇
那么，邓小平究竟是如何回答的？法拉奇对邓小平又是什么评价？首先我们要了解天安门挂毛主席画像是从何时开始，其背后又有着何种考虑。据资料，天安门首次挂上毛主席画像，并不是开国大典那天。
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元宵节，这是中国传统佳节。这天，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集会，隆重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站在城楼上面对20多万北平军民发表了重要讲话。
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都注意到，天安门上挂着毛主席、朱德、林彪、聂荣臻和叶剑英的巨型画像。这是毛主席画像首次挂上天安门，也是天安门上唯一一次挂上如此之多的开国元勋画像。不过，这几幅画像仅挂了几天就被撤下了。
1949年7月7日，北平数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再次集会，纪念七七全面抗战爆发12周年。这天，天安门上挂着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毛主席则首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举行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毛主席画像首次挂上天安门
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请人重新绘制一幅毛主席画像，在开国大典当天挂在天安门上。至于原因，开国大典委员会是这样解释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人民终于推倒‘三座大山’的压迫，当家做了主人，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悬挂主席像正是人民的愿望。”
开国大典当天这幅毛主席画像出自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这幅画像的模板是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拍摄的戴着八角帽照片。当年这张毛主席的照片拍摄后，在解放区非常流行，辨识度也很高。周令钊领到这项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不到20天时间。
周令钊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以及几名学生，大家自带干粮来到天安门，每天都画到很晚才回去。当时条件有限，要绘制的画像长6.4米，宽5米，总重量1.5吨，其难度可想而知。周令钊后来回忆说：
“时间很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时，他们就开始作画，把铁板靠在大殿上，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还要经常爬上爬下，观察画得像不像……大约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仰，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画像展现了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
开国大典
有一点被人忽视，都认为开国大典后毛主席画像一直挂着，其实并非如此。在1966年之前，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一般只在重大节日前后挂一段时间，一般只有一个星期时期。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天安门毛主席画像有过5个版本。
1966年8月，中央决定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天天挂着，而且每年国庆节前夕更换一幅新的。因此，中央决定请北京市美术公司画师王国栋来重新绘制一幅毛主席画像，这幅毛主席画像是第八个版本，一直沿用至今。王国栋是北京人，1931年出生，家族经营中华老字号砂锅居饭庄。
新中国成立，国家开始公私合营，王国栋把自己名下的17套房产以党费的形式，无偿交给了党组织。王国栋绘制的毛主席画像跟之前不同，中央相关部门在天安门后侧专门修建了一个巨大画棚，还成立了领袖肖像组。
另外，之前毛主席画像都是由一名主笔，率领几名徒弟或学生一起来完成。到了王国栋这里则不同，所有绘制工作全由他一人完成。绘制一幅这样的巨型毛主席画像，王国栋大约耗时20天时间。
除了绘制天安门上这幅毛主席画像外，王国栋平时还担负着绘制其他开国元勋画像的任务。1975年，王国栋招收了10名学生。邢秋成是其中一员，他多次揭秘师父绘制毛主席画像的过程。
王国栋
王国栋每次绘制时，都把所有学生叫到身边，让他们仔细观看他的每一次落笔。王国栋绘制的这幅毛主席画像特意注重眼神的表现，在慈祥和善的同时还表现出主席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另外，王国栋还通过中西结合的绘画方法，使毛主席画像愈益显示出领袖的风度和神采。
如果大家去过天安门，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观看，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无论站在哪个位置看画像，总感觉毛主席的眼神注视着你。在邢秋成看来，这样的现象并不奇怪，他解释说：“毛主席画像是一张平面像，眼神平视前方，如果绘画者的基本功到位，准确表达人物的神态，画出的画像就会呈现上面所说的效果。”
起初，因油画颜料在阳光照射下很容易褪色，于是每年国庆节更新一幅，此后颜料水平极大提升，但依旧每年更换一幅。王国栋退休后，葛小光接过绘制天安门毛主席画像的任务，如今大家看到的天安门毛主席画像都出自他之手，他延续了师父绘制的版本。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在1980年之前，毛主席画像可以说人手一份，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毛主席画像，公共场所更是随处可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认为毛主席画像挂得太多，这不是庄重的表现，要求今后在公共场所减少毛主席画像。
王国栋绘制的毛主席画像
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毛主席画像在很多场所被取下，这引起了来中国采访邓小平的法拉奇关注。当时法拉奇下榻在北京民族饭店，她去人民大会堂采访邓小平的路上，只看到天安门上挂着毛主席画像，于是就有了那个在外人看来很尖锐的问题。
1980年8月21日，人民大会堂118厅，邓小平接见了法拉奇。因法拉奇要求独家专访，现场人员只有邓小平、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翻译施燕华、法拉奇，外加一名翻译。
双方刚坐下不久，法拉奇第一个问题就是：“几年前北京到处都能看到毛主席画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入口处（即天安门），以后你们还会永远保留毛主席的画像吗？”
邓小平立即明白眼前这位外国女记者的意图，面对这个无比尖锐的问题，只见他以无比果断的口吻回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还补充了一句：“我们今后不但要把毛主席的画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影视剧情）
邓小平如此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法拉奇没想到的，逐渐意识到她这次采访的中国领导人跟之前采访的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明显有所不同。在采访过程中，邓小平坦率、客观从容和大度，以及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采访持续2个多小时，看到法拉奇意犹未尽，邓小平破例同意再接受她一次采访。两天后，邓小平又接受了法拉奇2个多小时采访。当采访结束后， 邓小平打趣道：“怎么样？我的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直接回答：“精彩极了！”
不久，法拉奇专访邓小平的全文在西方各大报纸发表，其中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论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法拉奇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
当年9月，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感谢信，她写道：“采访您是我的宿愿。我曾经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天安门毛主席画像更换
如今天安门上依旧挂着毛主席画像，每年国庆节前深夜都会更换一幅崭新的画像。毛主席逝世40多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