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病,正在席卷东亚青年

作者 | 灯灯
来源 | 十点人物志
ID | sdrenwu
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感受?
每天上班、下班,做着无感的工作,厌烦了两点一线的生活,却不敢停下;
看似和每个人都相处融洽,实际上却没有能够交心的朋友,依旧被孤独感折磨;
明明不愁温饱,也没有遇到大的灾祸,但就是身心俱疲,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儿......
如果以上全中,那么,相信你一定会喜欢最近这部口碑爆棚的韩剧,《我的解放日志》(又名《我的出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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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都市题材的剧集,《我的解放日志》没有狗血的感情纠葛,没有菜鸟逆袭的职场神话,只有东亚青年最真实的疲惫、倦怠和迷茫。
开播一个月,豆瓣评分从8.9涨至9.2,今年还未过半,就被行业内外预定为“2022年度最佳韩剧”。
无数人从主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豆瓣高赞短评写道,“我的灵魂瞒着我出演了这部戏”。
当代社畜图鉴
故事的主角,是家住京畿道农村、在首尔工作的廉家三姐弟。
大姐廉琦贞,年近40,大龄未婚,在一家数据调查公司当小主管;二弟廉昌熙,年龄35+,是连锁便利店总部的普通职员;三妹廉美贞,刚刚过了30岁生日,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合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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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普通的打工人一样,三姐弟学历平平,家境平平,收入平平。
虽然都到了而立之年,但就算倾尽全家之力,也买不起首尔一套房,只能和务农的父母一起住在首尔周边京畿道地区、位于山浦市的乡下老宅。
如同家住燕郊、在北京上班的北漂们,廉家三姐弟每天也要耗费三四个小时在通勤路上:
早晨7点先坐村里的巴士去地铁站,再坐地铁进城,下班原路返回,在人挤人的地铁里站上一路,临近终点站才有座位。
往往下班时天还亮着,到家时已黑得彻底。大姐琦贞总是自嘲,“我是没有傍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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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的通勤牢牢枷住了他们的生活。
美贞下班后极少参加公司聚餐,因为她要掐着点儿赶地铁,错过末班车就只能和哥哥姐姐拼车回家,分摊高昂的打车费。
同事们听了都很震惊,“你怎么可以每天都把青春耗在回家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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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昌熙也多次抱怨,“住得远”是他谈恋爱的最大阻碍。
周末和女朋友去首尔市区约会,一来一回就要花掉半天时间;就连分手都要找个离地铁近的地方,以免赶不上末班车。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三姐弟不能在首尔租房住?答案很简单,租不起。
去年9月,韩国政府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首尔市的公寓均价已逼近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1万元)。
房价的上涨也拉动了房租的普涨,在首尔,一个普通单间的月租价格平均在60万韩元以上(约合人民币3100元),按规定,租客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倍的保证金。
这对于剧中处于工薪阶层、且各自存在经济问题的三姐弟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目。
虽然昌熙笃信,如果自己住在首尔,生活会轻松很多,但个性内敛、沉默寡言的美贞却觉得,不管自己住在哪里,情况都不会有改变,因为比经济压力更让她疲惫的,是层层叠叠的人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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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恐的性格,美贞属于职场中非常典型的“边缘人”。
韩国有公司职员共进午餐的职场文化,每次众人聊得热火朝天,美贞都插不上话,只能坐在最靠边的位置默默吃饭,礼貌地微笑以示应和;
受同事邀请去打保龄球,别人上场都有喝彩声,失误了也有善意的哄笑,唯独美贞一个球都没进,却无人在意,她只能尴尬地拢拢头发,快速坐回座位;
聚餐时部长偶然问起美贞家住哪儿,她紧张地回答“山浦市”,刚想要补充两句,却发现部长已经扭头开启了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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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被人忽略、轻慢的委屈,顶头上司无休止的刁难,加上HR充满压迫感的关照......都在美贞貌似波澜不惊的外表下,激起了千层浪。
但这些情绪她只能独自消化——唯一的好友住在首尔,生活同样一地鸡毛,自顾不暇;
前男友找她借了一大笔钱后销声匿迹,是她至今难以启齿的痛;
父母都是忙碌的庄稼人,家里还有无穷无尽的农活等着她回去干,家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另一份沉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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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无处释放的压抑和失落,终于让美贞疲惫不堪。
周围充斥着欢声笑语,她却只感到困惑,“每个人都在一样地走向死亡,我不懂大家为什么这么开心”;
每天按时上下班,她只觉得内心空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像在工作,清醒的每个瞬间都在劳动,我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但我就是累了”;
只有雷电交加的时候,她才能获得短暂的平静,“感觉世界末日来了,正合我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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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病,吞噬年轻人
《我的解放日志》播出后,许多年轻观众和美贞这一角色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豆瓣网友“热牛奶加糖”这样描述:
“成年后最大的困扰,是无法抵抗那种强烈的虚无感。它出现在每一天的清晨日暮,脚步抬起又落下的每一个间歇。
一个个鲜活的人,在为一些让人哑然的东西卖命时,你只感到生命之火在一点点熄灭。”
这并不是矫情。
“虽然不至于不幸,但也谈不上快乐”的感受是如此普遍,美贞这一角色,代表的正是这个时代相当庞大的“空心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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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大心理学教授、精神科医生徐凯文在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中提出“空心病”这一概念。
他表示,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长过程没有受过明显创伤,生活稳定优渥,个人能力优秀,却时常感到内心空洞,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孤岛一样,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找不到自己。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有30.4%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徐凯文说。
豆瓣话题“你如何治愈自己的“空心”症结”下,有2300多名网友表示,自己时常需要和空虚、无意义感搏斗,“感觉自己像一具空壳,行尸走肉”,“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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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普遍的空虚、疲累、迷茫指向一个结果,即我们已经迎来了“倦怠社会”。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曾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出,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
无数打工人迷失在持续不断的劳动之中,将工作内化为自身价值与意义的衡量标准,在过度的积极性中自我剥削,直至精疲力尽。
过劳是倦怠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
韩国是世界上过劳死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工作时长达到2069个小时,比加班文化浓厚的日本人还要多300个小时。
《我的解放日志》中,三姐弟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打工人。
大姐琦贞在一家公司工作了近十年,才坐上小主管的位置;美贞经常独自枯坐到深夜,反复修改同一份设计稿;
昌熙也总是在全家人的晚餐时间,接听来自店长的电话——即使对方只是向他抱怨自己出轨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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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带来的另一现象是,婚姻退热,家庭降温。
韩媒早在2011年就提出过“三抛世代”的概念,指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低工资等社会问题,放弃或无限期推迟恋爱、结婚和生育的年轻人。
剧中三姐弟都是大龄单身青年,即使他们内心备受孤独折磨,都渴望一段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但因为种种现实的困难,多年来仍维持着单身的状态。
更加无解的是,在存量竞争的大背景下,年轻人渐渐认识到,个人奋斗的程度与收获不成正比。
得不到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昌熙再努力也买不起车,更别提买房,他曾有过一个千载难逢的工作机会,能够接手一家生意兴隆的便利店。
但这块香饽饽最终还是拱手让给了他最讨厌的同事——
对方的父亲有能力、也有意愿支付一笔约合人民币150万元的店铺转让金,而他的父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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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努力收效甚微,但“人人应做、人人能行”的现代职业伦理道德却又深入人心,像廉家三姐弟一样的“穷忙族”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他们深感疲惫、孤独、无意义,却不敢停下,也不知道该去向何方。
剧中,美贞的一段独白说出了许多打工人最隐秘的感受:
“一天24小时,让我觉得还可以的时间,也就一两个小时吧。
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硬撑,像赶牛的人一样,举步维艰地拖着自己向前走。
我就这么勉强地拖着自己,走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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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获得解放
如果仅仅停留在抱怨、诉说生活痛苦的层面,《我的解放日志》不会获得豆瓣9.2的高分。
令人安慰的是,剧中的每个人物都在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
面对家里的帮工具先生,那个神秘又沉默的男人,一向寡言的美贞头一回大着胆子请求,“你崇拜我吧,让我的内心被填满”。
美贞觉得,正是因为过去总是被忽视和看轻,她才那么自卑,且一无是处,她希望在别人的肯定和支持中,解放自我,重新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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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高质量的亲密关系,的确是摆脱“空心症结”的一剂良药。
法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伯特·内博格认为,大多数感到活着没有意义的人,都缺乏“存在感”,即令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被他人、被世界需要和认可的感觉。
在和具先生交往的过程中,美贞感到自己的情绪终于有了安放地。
那些细微的感受,对人生的思考,都有人愿意认真倾听;她可以哭,可以发脾气,不必再强打精神假装微笑,因为有人愿意接纳她本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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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职场,面对人力不断劝说她加入各类“同好会”的压力,美贞和另外两位同样内向、社恐的同事组成了“解放同好会”。
三人每周聚会一次,为了避免面对面的尴尬,他们并排坐着;为了避免说教,他们只倾听,不批判,也不给予建议。
这样的方式让成员们能够敞开心扉,放松下来,获得片刻的平静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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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解放自我”的勇气开始向剧中的各个角色蔓延开来。
大姐琦贞勇敢地向朋友的弟弟表达心意,这是她活了快40年,第一次主动向别人表白;
昌熙不再假意维持和同事之间的塑料情谊,头一回直白地告诉对方,“你的行为对我造成了严重干扰”;
就连人力在旁听了 “解放同好会”的交流后,也哽咽着坦陈,自己好想摆脱脸上这副僵硬又制式的假笑......
剧中的人们纷纷更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感受,允许自己和世界产生联系,通过大声地宣告自己的存在,来抵抗存在感的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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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爽剧中惯用的逆袭套路,众人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依然存在。
但那些细小的努力,至少让他们麻木已久的内心掀起了涟漪,让紧紧束缚住他们的枷锁有了一丝松动,让他们每天早晨醒来时,对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天多了一点点期待。
我想起这几年频频走红的“丧愈系”日韩剧:《逃避可耻但有用》《浪漫的体质》《我的大叔》......
这些剧集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精准地抓住了年轻一代的“心理刚需”:
人们需要那些恐惧、孤独和倦怠的情绪被承认、有人懂,同时也并不想沉溺在黑暗中,而是希望能获得鼓舞,积极地自救。
就像美贞说的,“一跃而下就能结束这一切,但大家却没有这样做”。
世道再难,更多时候,我们都和美贞一样,仍愿意相信每天早晨在摇摇晃晃的地铁上看到的那句广告语——“今天你会有好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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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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