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美国校园枪击案梦魇
澎湃新闻记者 孙语双 李佩
实习生 赵子易 汪梦雪
文章转载自 澎湃新闻
“袭击发生的那天，我被困教室4个多小时。以至于后来每次踏入教室，枪声、血迹和蜷缩在课桌底下瑟瑟发抖的自己就会一股脑地涌入脑中。”尽管距离那场骇人的袭击已过去二十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会让林德霍尔姆无法呼吸，并不受控制地哭泣与呕吐。
“就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一天。”林德霍尔姆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1999年发生的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被认为是美国随后蔓延开的校园枪击案的源头。林德霍尔姆正是那场袭击的目击者之一。枪击案发生后不久，林德霍尔姆便查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她从高中辍学、尝试去社区大学上课，却发现自己依旧跨不过心里那道坎。
校园枪击案所带来的PTSD再度受到关注，是在今年3月。
3月17日，一个无风而温暖的日子，已进入大学开启新生活的希妮却意外地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用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19岁的生命。她是去年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亲历者，她的发小闺蜜在那场袭击中丧生。
就在希妮自杀的6天后，同样经历了这起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校园枪击案的16岁高二男生也选择了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同的是，媒体没有披露这名未成年者的姓名。
紧接着，3月25日早上，49岁的杰里米·里奇曼（Jeremy Richman ）被发现死于康涅狄格州纽敦镇，警方表示死者“疑似自杀”。杰里米的女儿阿维尔（Avielle） 在2012年12月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遇害，当时只有 6 岁。
三条鲜活生命的相继离去，向世人昭示着，紧紧缠绕着校园枪击案亲历者与遇难者家属的梦魇，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远去。
闺蜜之死：难以承受之重
2018年2月14日。那一天，19岁的克鲁兹（Nikolas Cruz）带着一把AR-15步枪冲进了自己的母校——位于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道格拉斯高中，他抬起枪，开始扫射四处逃散的学生和老师们。
那一个充满恐惧和血腥的日子，对于当时18岁的在校生希妮而言，留下深刻印记的除了头戴面具的克鲁兹疯狂扫射、14同学和3名教职人员后倒下的画面，还有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密闺蜜梅多•波拉克（Meadow Pollack）的死。
在母亲卡莉看来，希妮最好朋友梅多的丧生让她的女儿一直备受“幸存者愧疚感”的困扰，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梅多和希妮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好闺蜜。在一张泛黄的照片上，梅多和希妮皆身着绿色T恤、黑色运动短裤，两人笑容灿烂，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放在了一枚炮弹模型上。照片中，梅多站在左边，长发披在肩上，希妮则剪了浓密的齐刘海，那是两人童年友谊的回忆。
“我亲爱的希妮，我是如此爱你，你是我心灵的钥匙，是我最珍贵的朋友，你是我的生命之泉，对我具有无比的意义。祝你好运！”五年级的梅多在写给希妮的一封信中如此表述两人之间的友谊。
她们无话不谈又互相支持，一起参加学校啦啦队，一起穿着裙子参加舞会，一起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直到克鲁兹的枪口朝向了梅多，两人从此阴阳两隔。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本来性格开朗的希妮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同学和老师都惨死在了枪口之下，而我却还活着。”这样的想法犹如魔鬼一般，长期萦绕在希妮的脑海中，让她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过上以前正常的生活，更对教室产生恐惧。
曾经总是学校啦啦队和各种社团组织的活跃人物的希妮开始害怕教室、害怕学校，甚至害怕自己过得和以前一样快乐。随后，希妮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这一切都让母亲卡莉心急如焚，并多次希望能够带着希妮去寻求心理咨询和疏导，无奈过于难过的希妮都默默拒绝了。所幸，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妮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她开始和其他枪击案的亲历者一起参加禁枪活动。
“不要再出现”（Never Again），举着写有禁枪标语的希妮似乎开始找回了从前的自己。她考上了大学，继续参加啦啦队，练瑜伽，计划着进入医药领域去帮助更多的人，也开始渐渐展露笑容去感染他人。
但是，就在希妮似乎开始变得“正常”的背后，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种亲历了好朋友死亡，只有自己活了下来的那种罪恶感却无时无刻地不在折磨希妮。
随着佛州枪击案发生一周年纪念日的到来，网络与社交媒体上对此次枪击案的纪念，或许又重新在希妮的脑海中唤起了那段可怕的经历。
最终，无法忍受的希妮最终选择了用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希妮在过去19年里书写了她自己的故事，她是一个被深爱的女儿、姐姐和很多人的朋友。”希妮自杀后，为希妮家属筹集善款的众筹网站GoFundMe页面上如是形容道。
▲梅多（左）与希妮（右）
“这张照片拍了之后的仅仅一年，两位女孩相继离开了我们。”3月21日，梅多的哥哥亨特（Hunter Pollack）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对闺蜜的合照，照片中两人穿着黑色礼服，在湖边绽放着自信愉快的笑容。
“我们对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还很缺乏，在我们的社区中没有开展足够的预防自杀教育，我们应该向需要这些帮助的人提供应有的帮助。”亨特继续写道。
PTSD，第二年或比第一年更困难
事实上，在美国，对于大规模枪击事件，尤其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的心理干预并不鲜见。然而，这样的心理干预，往往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内。
“起初你会收到大量的支持和关爱，有人会因此走出来，有人则停在原地。”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幸存者丽莎告诉澎湃新闻，“但这些帮助会慢慢减少，人们对这件事也不再关注。你会逼迫自己向前看，向已经走出痛苦的人看，但对停在原地的人们来说，这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痛苦。”
在经历2017年10月1日那个“惊魂之夜”后，丽莎也曾患上PTSD。但通过与家人、朋友、其他幸存者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不安，她逐渐摆脱了阴影。
丽莎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大部分幸存者在患上PTSD后都不会这么快康复，而且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陷越深。
洛杉矶儿童医院小儿科医生、校园危机与丧子之痛国家中心主任大卫·斯科菲尔德（David Schonfeld）对此解释道，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悲痛可能会持续数年，随着他们在生活中不断前进，人们会不断地重新处理那种丧失感。“如果你卷入了一件对你的生命构成威胁的事件，你就会受到创伤。”
并且，这种影响并不一定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最严重，有时候第二年比第一年更艰难。
“第一年，朋友和家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人们通常认为事件后的第一个感恩节，第一个假期可能会非常艰难。‘我只想熬过我的第一个圣诞节’。”斯科菲尔德说。但这种丧失感在第二年仍然存在，而能获得的支持系统可能就没那么强大了，这让这种伤痛更难以应对。
但在通常情况下，提供给幸存者和遇难家属的心理健康服务却很短暂。也因此，不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自发地组织或加入到心理干预的工作中。
在女儿死后，里奇曼创立了“阿维尔基金会”，旨在通过更好地了解大脑的健康状况来预防暴力并建立同情心。
瑞安·佩蒂(Ryan Petty)在女儿阿莱娜(Alaina)一年前与梅多在同一起枪击案中丧生后，创立了Walk Up基金会，旨在帮助经历过创伤后的人们预防自杀。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的事件发生后，会有创伤、焦虑和抑郁。”瑞安说，“我们必须让家长和老师捕捉到这些迹象，并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我给家长的建议是：多向孩子提问，不要等。”希妮自杀后，瑞安提醒道。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家庭治疗师 Jonathan Singer，也建议放慢节奏，多花时间与孩子和青少年在一起。仅仅是与孩子在一起，就能提供一个对话的窗口，也能帮助父母注意到孩子无法较好应对创伤的迹象。这些迹象包括行为或情绪的剧烈变化、睡眠和食欲紊乱，以及任何带有绝望感的表现。
因儿子在31年前自杀身亡，遂发起了佛罗里达州预防自杀行动（Florida Initiative for Suicide Prevention）的杰基·罗森（Jackie Rosen）进一步指出，受创伤者包括食欲和行为在内的变化可以提供一些预警信号，这些现象包括：睡得太多或根本不睡；表现出冷漠和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或优柔寡断；远离家庭、朋友和社会活动;送出珍贵的财产，和朋友们道别等等。
“接触过身边人的死亡，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杀的风险。”专注于监测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情绪健康和预防自杀的非营利组织Jed基金会的首席医疗官施瓦茨博士称，有理由认为幸存者内疚的风险增加。
大多人在经历枪击事件后都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他们可能在事情发生几天或几周内感到紧张、不安、烦躁或做噩梦，这些症状并不长久。但是，长期受困的人同样不在少数。
美国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目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中，约有 28% 的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约三分之一的人患上了急性应激障碍。
不过，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还没有解开PTSD之谜，心理治疗和创造更多倾诉空间被认为是预防自杀的方法之一。
该研究同时认为，社会对枪击案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支持是减少PTSD发生的最佳途径，那些从支持中获得强烈社会团结感的幸存者最有可能从心魔中走出来。
“心理健康是一个跨党派的问题。”加州紧急事务管理主任、帕克兰的前众议员贾里德莫斯科维茨(Jared Moskowitz)敦促立法机构为当地社区提供更多的精神卫生资源。他在“推特”上写道:“现在是佛罗里达州立法机构伸出援手的时候了。”
美国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目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中，约有28%的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校园枪击案所带来的PTSD再度受到关注，是在今年3月，三条鲜活生命的相继离去，向世人昭示着，紧紧缠绕着校园枪击案亲历者与遇难者家属的梦魇，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远去。
控枪乏力与“枪击演练”
心理干预之外，也有另一种声音称，只有解决枪支滥用这个根本问题才能彻底打开幸存者的心结。研究表明，拥枪比率较越高的州自杀率也越高，而在枪支管理较为严苛的州，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也证实，48%的自杀都与枪支有关。
但是，相比于人们在提供心理干预帮助上的热情，美国的控枪力度似乎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尽管在过去的2018年，美国超过半数的州至少通过了一项枪支管制措施，从禁止增加枪支库存和限制弹夹尺寸，到提高购枪最低年龄要求和扩大背景调查；全国步枪协会提供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各州出台的76项枪支控制措施数量在至少六年内首次超过了拥枪措施的数量，但是，在联邦层面上，除了正式禁止使用撞火枪托等类似枪械配件（这一规则在2017年10月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被广泛呼吁），其他改革均在国会的党争中搁浅。
与控枪乏力相对应的，是校园枪击案的蔓延。诸多例子表明，校园枪击案往往不是孤立、随机的暴力事件，它极具蔓延性。
2015年，26岁的克里斯（Chris Harper-Mercer）在母校俄勒冈州姆普夸社区学院枪杀了8名同窗和1名教授前，曾在网上发布讲述2012年康涅狄格州纽敦市地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惨案。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凶手、20岁的亚当（Adam Lanza）此前曾公开赞扬过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后者在挪威杀害了77人，其中大多都是青少年。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传染性疾病的古尔德教授认为，校园枪击案也是一场不断扩散的传染病，每一次发生都在敲打着那些游走在犯罪边缘的青少年们，告诉他们“看，你可以这样做”。
1999年发生在科罗拉多州的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被认为是引发这场“传染病”的源头。两名18岁的在校学生哈里斯(Eric Harris)和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带着枪支和爆炸物闯进学校大开杀戒，共枪杀12名学生和1名教师，24人受伤，最后在与警察的对峙中自杀身亡。自此，“哥伦拜恩”便成为了“校园枪击”的代名词。
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此前74起校园枪击或袭击事件中，嫌疑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起枪击案的影响。其中14起计划在哥伦拜恩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当天施行，至少10起的策划者视埃里克和克莱伯德为“英雄、偶像或上帝”。甚至还有不下三名策划者亲自拜访了哥伦拜恩高中，一名16岁的少年还乔装成收集PTSD资料的学生记者，后来他因涉嫌策划校园枪击案被捕。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指出，在美国，大多数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大多都是年轻男性，他们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崇尚暴力、憎恨社会，认为自己在家庭、学校或社区遭受不公待遇。
以克鲁兹为例。克鲁兹从小是个孤儿，在领养家庭长大，他与养父亲母似乎并不亲密，争吵是家常便饭。身为特朗普“铁粉”的他和养母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争执不下，在养母过世时，克鲁兹还戴上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在养母的灵柩旁自拍。
在同学们眼中，克鲁兹有些孤僻，不太合群，却经常在网上发布各种武器枪支的图片，这也让他在学校变得小有名气。克鲁兹的成绩也还算不错，平均能拿到B，初级军官训练课还拿了A，但在老师眼里，他却是个实打实的问题少年。故意触发警报器，无法控制情绪，甚至威胁其他同学，学校曾多次给克鲁兹开过退学警告。他曾在三年间转学了六次，其中一次还转到了专门为有情绪或学习障碍的学生开设的特殊学校。
尽管平时就表现出易怒和固执的倾向，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克鲁兹从一个缺爱的孤僻少年变成一个背负着17条人命的刽子手。
然而，无论枪手们出于何种原因触发暴力，从1999至今的这20年，美国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然改变了一代孩子们的生活。
在他们成长期间，学校再也不是个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在那练习如何应对无差别枪击犯，挤在一起度过红色警戒演习，和朋友一起暗暗讨论枪击事件是否会发生在自己学校、哪个同学最有可能成为枪击犯。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2018年，美国共发生25起校园枪击事件，有25332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33人丧生，61人受伤，案件数量和伤亡人数均创下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影响更大的是校园封锁，它几乎成了“枪支一代”学校的标志。在 2017至2018 学年，美国总共发生了6200 次校园封锁事件，被封锁的校园无处不在，在人口特征、贫富程度、学区位置、安全措施等方面均无规律可循。
尽管各种可疑的危险信号都可能导致学校做出封锁决定，但高达61%的封锁事件与枪支有关。《华盛顿邮报》称，在2017年9月2日美国劳动节和2018年5月28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之间的每一个上课日都有校园因发生枪击或受到枪击威胁而被封锁。
在经历校园封锁的400多万儿童和青少年中，有超过100万在11岁以下，其中至少22万还在读幼儿园。
除了封锁，一些学校还开始举行“枪击演练”。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神经学和人类行为研究所临床心理学家凯瑟琳·莫吉尔看来，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把“枪击演练”视为与地震演练一样“正常”，“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悲哀”。
“这一代（儿童）可能变得较为焦虑，或像战争时期的儿童那样过度警惕。” 莫吉尔说。
有专家认为，在威胁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患上社交障碍、抑郁、焦虑、睡眠不足、药物滥用等生理或心理疾病。
“枪击案从来都不是一个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它什么时候发生。”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学生们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道。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枪击案的问题，幸存的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
17岁的伊斯特蒙德（Aalayah Eastmond）喜欢拉小提琴和饶舌音乐，当克鲁兹手持AR-15步枪冲入道格拉斯高中开始6分20秒的扫射时，伊斯特蒙德正在上历史课。那天，老师刚好讲到犹太人大屠杀。
枪声响起，伊斯特蒙德眼看着坐在前排的德沃莱特（Nick Dworet），一位梦想闯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游泳运动员，被破窗而入的子弹击中后倒下。逃过一劫的伊斯特蒙德随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持控枪的学生运动浪潮中。
▲学生们参加“生命大游行”
在手掌上写下标语“不要再出现”（Never Again）
在美国，枪支管控就好比一个死结，从枪击事件发生后的愤怒求变，到舆论风潮退散后的无动于衷，各州的禁枪法案进程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伊斯特蒙德在内的一群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高中生们却不愿向现实低头，“大人如果无法保护我们，那我们将自己保护自己。”
伴着伤痛和泪水，这群坚强的高中生们在枪击案后不久就开始了政府游说工作，反枪支反暴力的“生命大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运动也由此诞生。
2018年3月23日，道格拉斯高中的多名学生代表抵达首都华盛顿，带着遇难同学的遗照发表公开演讲，呼吁议会尽早通过加强枪支管控的法案。一天后，50万游行者走上华盛顿的街头，手持“不要再出现”（Never Again）标语为控枪，以及理性持枪文化而呼喊，这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华盛顿规模最大的青年抗议活动，世界上800多个城市也在当天出现了同一主题的游行声援。
学生们的脚步并未止于此，他们与全美各地控枪协会的青年活动人士结盟，教育公众枪支滥用与自杀、家庭暴力和帮派冲突的联系，谴责全国步枪协会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呼吁政府在进行一些具体的改变，比如禁止攻击性武器、施行购枪普遍背景调查和施行数字化枪支所有权记录等。
学生们将他们控枪的请愿传递到了白宫总统特朗普的桌上，他们更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全球力量传递他们的诉求。在去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他们还把焦点从枪支管控转向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投票。
这些成就和期许让很多人都忘了他们还是一群17、18岁的孩子。“他们确实激励了这个国家。”1999年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幸存者梅利莎·斯特拉斯纳（Melissa Strassner）评论道。
一年多来，美国大大小小的机场成了伊斯特蒙德的第二个家。除了完成学校的课程和准备大学入学申请，她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穿梭在全美各地发表控枪演讲，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接受各大媒体的轮番采访，成为华盛顿国会山的常客。
但近日，她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坦言，自己投身学生运动的部分初衷是为了掩盖痛苦和无助，“我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更没有时间去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直到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一周年纪念日有人问她会如何悼念逝者时，她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在逃避，“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纪念它，我连想都不敢想。”
“到底还要多少孩子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才能让政府和学区行动起来？”两名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者在同一周内相继自杀后，同样经历过黑色六分钟的“生命大游行”组织者之一豪格在“推特”上质问道。
责任编辑：李怡清
校对：余承君
（本文部分素材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中新网等媒体公开报道）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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