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在清华园
2022年5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在线上举行。何兆武先生的家人、何兆武先生生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后学，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参会；另有一百多人在线上观看了会议。本次追思会意在于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从为人与为学两个层面缅怀先哲。
会议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仲伟民教授主持。仲伟民教授首先表达了因疫情原因，无法在线下举行会议的遗憾；随后介绍了何先生从1986年开始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经历，以及他为清华人文学科的复建与复兴做出的突出贡献。何先生学识渊博，在史学理论以及中西思想文化领域都取得了一流成就。此外，何先生淡泊名利，永远抱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中，都没有放弃对学术、对思想和对真理的追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刘石教授从三个方面谈到为什么说何兆武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知识界的巨大损失。首先，从学术角度言，何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翻译，他的翻译量多而精，并且选取的大都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中最重要的经典文本。其次，在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前提下，汲取西方文明的精要，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主题。第三，何先生达观开朗，不愿成为建功立业的人，而是一生满足于做个旁观者。
何兆武先生的孙辈何小卉女士与大家分享了何先生生活中的几个点滴。一方面，何先生对家人充满宽容和温情，从不强迫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永远保持润物细无声的状态。另一方面，何先生对于友人同样抱有真挚的感情，特别是逻辑学家王浩、物理学家郑林生、地质学家韩德馨等在西南联大时期结交的旧友。直到上世纪90年代王浩去世，何先生与身处大洋彼岸的王浩都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且珍藏了许多信件。
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指出，何先生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始终保持了一颗纯净的爱知识、爱智慧、爱真理的赤子之心，精神状态始终如同在真理的大海边玩耍的孩童。在刘北成教授看来，何先生于1986年回归清华时，是校内文科教授中唯一曾有西南联大学习经历的学者，这标志着联大的传统通过他得以延续。此外，从学术翻译的角度而言，何先生的译作语言生动典雅，例如将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章第一句译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可以被视作是中国现代语言规范化的优秀代表之一，是译文的经典范例。
何先生（前排右起第三位）参加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第二次工作会议
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提出，何先生的一大贡献，是帮助当代学者重新思考在中国治西学的路径。在海外刊物发表论文固然重要，然而治域外之学的根本立足点还是应该在国内，尤其是在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从西方文明中汲取滋养，启迪智慧，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且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人类文明。何先生的中西兼通恰恰为中国的西学研究者们提供了深切的启发。
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回忆了上世纪90年代两次在何先生访问德国期间陪伴左右的往事。他最大的感触是何先生对于欧洲现代语言的掌握，以及对于各种西方思想经典文本的熟稔。在张国刚教授看来，何先生在为人处世上是一位儒者，而思想上则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恒教授认为，何兆武先生身上同时体现了三种精神，分别是西南联大的不屈团结与文化自信、商务印书馆的开放包容与海纳百川，以及清华大学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陈恒教授表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术中心拟在今年举办多场“兆武历史思想讲坛”，以纪念何先生。
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何先生著作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讨论了“历史理性”在何兆武先生历史思想中的位置。王立新教授指出，何先生赋予这一概念三层内涵，分别是历史发展并非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知识的建构往往受到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与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历史研究不存在某些既定的结论与规律。由此，重建“历史理性”也是重新认识历史思维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过程。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回忆了青年时期到何兆武先生家中讨论史学理论的往事。陈新教授认为，何先生文字中表现出的淡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也是对自我和个体有限性的认识。何先生在动荡的大环境中完成的译作，恰是未来进行文化反思和创造性发展的瑰宝，何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是需要被充分认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研究员指出，何兆武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展的工作，其最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在于通过大量译介西方思想史作品，在思想上启蒙了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人；另一方面，他通过重建历史理性，促使一代学者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意义和实质，某种程度上在改革开放之后把历史学引上正道。
何先生著《从思辨到分析——历史理性的重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越教授谈到，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特别关注何兆武先生对一些近现代史家的评论。例如，何先生认为钱穆先生讲史依靠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其理论似乎缺乏必要的逻辑洗练，以至于从中无法推导出他的某些观点。又如，何先生曾提到，雷海宗先生也有一套脱胎于斯宾格勒的历史理论，虽然恢宏壮丽、引人入胜，但生物学方法是否能够用于理解历史值得推敲。
浙江大学历史系韩琦教授介绍了他本人及导师杜石然先生与何兆武先生交往的过程。此外，韩琦教授总结了何先生在明清思想史，特别是明清之际西学传播史等领域做出的贡献。例如，何先生是国内最早利用李之藻和傅泛际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等史料的学者。在韩琦教授看来，何先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是一部奠基性的作品，其中提到的有关中国科学近代化等主题，直至今日仍是萦绕在研究者心中的大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岳秀坤教授回忆了与何先生交往中的一些细节。例如，何先生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面对不同的意见几乎不会做正面交锋，永远是云淡风轻地一笑置之。又如，岳秀坤教授曾帮助编订多本何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在此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何先生对他人的温情和信任。然而，某些出版机构利用何先生的善意，有时甚至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将他的文章随意集结出版。这导致何先生的文章在多种文集中出现，其实这不是先生的本意。
清华大学历史系陈为蓬教授回忆了他与何兆武先生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工作时期的交往。何先生非常热爱京剧和昆曲，且拥有不凡的鉴赏水平。作为逻辑学研究者以及王浩文集的编订者，陈为蓬教授对何先生和王浩的友情非常感兴趣；据他介绍，王浩不仅频繁地给何先生写信，并且时常寄来书稿和演讲稿请何先生批评，最后也将自己中文著作的出版授权给了何先生。
何先生回忆王浩
何兆武先生的弟子、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追忆了自己在何先生身边求学、从游三十一载的经历。彭刚教授表示，何先生常感叹自己是“报废的一代”，这并非故作谦逊之语，由于时代动荡，何先生的主要学术创作都诞生于六十岁以后，虽然其中一些长篇论文——例如《可能性、现实性与历史构图》——属于最具原创性的作品，可以说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章，但何先生本人依然发自内心地认为，他的著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彭刚教授认为，何先生一方面是一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历史学家，笔下文字及日常点评往往一针见血，另一方面又毕生葆有赤子之心，拥有可敬可爱的高贵人格。
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与何兆武先生就史学理论和历史认识论等问题有过通信，通信内容后来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侯旭东教授指出，何先生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一文具有深刻的史学史意义，直接终结了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停滞”的讨论。侯旭东教授认为，何兆武先生一方面秉持了五四以来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理念，另一方面继承了清华人文学科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传统。这两方面都值得后学继承和发扬。
何先生著《思想与历史：何兆武自选集》
最后，仲伟民教授向诸位发言的老师以及线上参会的师友和同学表示感谢。这次会议既追思了何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同时也是一次很好的学术研讨。何先生作为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大家，特别值得我们在当下由衷地怀念。今后清华大学历史系还会开展一系列活动，以期更好地纪念何兆武先生，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
原标题：《“历史理性的重建” ——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