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前在会考放榜日失利的校草，长大后还会是万千少女的梦吗？
童年时被父母放逐、自生自灭的街童，有没有好好长大？
上世纪参加婚后训练营的年轻夫妻们，是分道扬镳还是携手到老？
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莫名惦念起那些曾在记忆中出现过的面孔。
去年TVB的一档口碑综艺《寻人记》，就在这样的惦念下应运而生。
顾名思义，节目核心就是寻人。
寻找二三十年前出现在TVB新闻栏目中的素人主角，
去看看他们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
也从他们身上，窥见时代变迁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印记。
节目播出后，成功登顶TVB非戏剧类口碑之最，在香港掀起一轮寻人热潮，更有不少观众大呼“10集根本不够看”。
于是最近，这档宝藏综艺又回来了——
《寻人记II》
担纲主持的，依然是TVB熟脸、“金句王”方东昇。
从走遍冷门国家体味不同风土人情的《世界零距离》，到以风趣视角探寻各地老年人生活的《长命二百岁》，皆是好评如潮。
在不少粤语区观众中，流传着“东昇出品，必属精品”的美名。
第一季节目播出后，掀起一轮寻人热潮。
越来越多观众向节目组提出寻人请求，有的想寻找小学同学，有的想找旧闻主角。
其中有一个名字，被不同的人多次提起——安仔，梁安国。
安仔是何方神圣？
节目组调出当年的采访视频，原来这是一位“元祖级投诉王”。
早在1982年，安仔就凭借举报招聘骗局“出道”。
1987年，更是靠着投诉烧肉铺，一诉成名。
起因是当年许多烧肉铺，有个约定俗成的做法——“买烧肉搭烧骨”。
一般顾客几乎都会选择默认纵容这种“潜规则”，但安仔却绝不愿吃这种闷亏。
他上前理论，对方却说他“傻傻的”。
于是他一通电话打给999（香港报警电话），投诉对方没有给他足够分量。
并且这段仇一记就是半辈子，直到前几年将对方告到关门闭店，才算罢休。
投诉，成为了梁安国生活中的一部分。
作为政府部门热线的常客，不少官员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疼。
安仔360度无死角的维权意识，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
就算当年接受TVB的访问，也曾向节目组讨要在他家打灯用的电费。
除了把投诉当武器，安仔还有许多另类的“生活哲学”——
因小儿麻痹留下残疾的他，钟意体面的打扮。
任何时候都打着领带，穿皮鞋，甚至在家下厨时也不例外。
最讨厌别人说他傻，或者购物时短秤。
为了买东西少吃亏，他素有囤货的习惯，面粉一买就是50磅。
宁愿吃不完放在家里发霉，也不能让无良商家多赚一分钱。
在80年代的多数人眼中，安仔是不折不扣的异类。
当年斤斤计较，事事投诉的他，如今过得怎么样？
以往节目组寻人，大多要走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还未必能找到。
而这一次的主角安仔，却主动给电视台打来电话。
“你们来找我。
我最近变了，不一样。
如果你们来访问我，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安仔让节目组来找自己，却并没有直接留下地址，而是买了一个关子：
“你可以致电特首办，问问林郑月娥，是否认识梁安国？
林郑月娥是香港特首，我是“元朗特首”，人人都认得我。”
“你跟司机说，我找元朗特首梁安国。
他会告诉你哪里下车。”
投诉王的privilege已经尽数体现了。
于是几位主持人依言照做，乘上去往元朗的大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司机打听。
没想到司机瞥了一眼照片，便脱口而出：“元朗特首，很有名的！”
接下来，一路靠着街坊指路，轻松找到安仔家门口。
镜头里，瘦瘦小小的安仔一瘸一拐地从胡同里走出来，与响当当的知名度形成巨大反差。
当年的小青年如今已是满头白发，身形也愈加佝偻。
但依旧悉心打扮，装备齐全。
领带，西裤，皮鞋，从头到脚都是新的，连吊牌都还没拆。
他将主持人带到家中，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几乎无处下脚。
多年前母亲去世后，安仔从公屋搬到乡下，房子比以前大了一倍，囤货也更加“豪横”。
衣服一买就是30件，各种巴士模型摆满了整面墙，鱼翅、鲍鱼一类的海货更是以冰箱为单位的囤。
“当于有时思无时，勿到无时思有时”是他的生活信条，
精打细算不只为了省钱，更成为了一种乐趣。
录音机买了60部 ，录音带买了几百盒，是因为这些过时的产品已经没有地方卖了。
多囤一些，便不怕那些改不掉的爱好与习惯被时代甩下。
除账本外，安仔还有另外一本厚厚的笔记。
那是他的“诉簿”，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他要反应的问题。
打开它，他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行政长官办公室的电话，他早已熟烂于心。
熟练地拨号，精准地点名。
然后一边静待对方转接，一边翻看着诉簿，准备开工。
小巴超载，投诉！
违规停车，投诉！
乱丢垃圾，投诉！
事事关心，样样投诉。
纵横投诉界四十年，眼里容不得半粒沙，俨然成了正义的化身。
但看着看着，观众好像又会意识到哪里不对。
平时生病发烧，安仔都是召唤救护车。
一日想搭救护车打疫苗被拒载，便立刻致电高层官员。
外出吃饭，食物不合口味，他会找老板理论；
对方如果不收钱就算了，如果反过来骂他，他会找食环署巡查饭店厨房，再找劳工处查他们的雇员有无记录，再看消防是否阻塞通道。
跟随安仔，镜头来到街市。
路旁的许多摊主待他异常大方。有的将食物按进价卖给安仔，有的半卖半送，有的甚至直接白送。
安仔乐呵呵地一一收下。
但也有些摊位，并不欢迎他的光顾。
一家早已把安仔拉入黑名单的摊主认为，街坊的特别照顾是迫于无奈，
直言“他们送他东西，是怕他投诉！”
紧接着向记者大吐苦水：
“不送他东西，他就投诉阻街，警察一天来五次！”
投诉，似乎渐渐变了味。
它不再只是安仔维权的通道，更成了他谋取好处、公报私仇的手段。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然而当我们急于给安仔下定义时，节目却提醒我们在对安仔下判断前，停一停想一想，他为何这样做？
镜头更进一步，带我们逐渐走入这位“投诉王”的内心世界。
其实早在第一次上节目时，安仔就解释过自己为何喜欢投诉。
第一，可以证明自己不傻。
第二，可以令对方怕他。
我们不难发现，在受访的过程中，安仔总是把“他歧视我”、“我并不傻”一类的说辞挂在嘴边。
儿时一场大病，使安仔落下一生的缺憾。
学生时代，有的同学拿他取乐，在后面趁机敲他的头。
有同学冤枉他，让班长记下他的名字。
老师叫他过去，打他屁股。
少年时代的安仔软弱又单纯，只能忍气吞声。
心结，也自那时开始成形。
后来再大一些，他到街上买东西，被老板叫白痴仔。
他便投诉那间餐厅，让对方被罚几千元，给自己出了气。
吃到了甜头，安仔渐渐摸索出一条对抗“正常人”欺辱自己的路。
从此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加倍奉还，甚至主动“出击”，吃到不少红利。
片中有一个细节。
当节目组邀请的心理医生来到安仔家做客时，安仔难得与外人交往，十分热情地欢迎对方。
然而他的家里却没有一把可以招呼客人的椅子，因为平时没有人来探访他。
唯一一位牧师朋友，30年前移民澳洲，从此再无联络。
这也揭示了他主动联系节目组采访自己的原因，渴望被看见、被理解，却无人可诉。
囤货，一囤就塞满整个柜子，
其实是他内心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现。
而一通通投诉电话，
则成了他身处孤岛上，对外面世界的呼号。
层层抽丝剥茧，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安仔孤独的底色。
身患残疾，没有朋友，独自一人生活。
那些厚厚的账本与诉簿，仿佛成了他人生的索引。
事实上，安仔并非一味的索取。
他也常会大包小包地回赠那些帮助过他的摊贩。
谁对他好，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对我好，请我吃东西。”
除了“报恩”，安仔还时常能发挥特长，替民请愿。
之前街市上有个渠口淤塞，不断涌出白泡，令摊贩们异常头痛。
打电话给相关部门，各种踢皮球已是基本操作。
没办法，只好找安仔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你帮我致电政府部门投诉吧。”
安仔应下。
没过多久，居然真有高官来看，还向他保证地政署会处理此事。
“比找区议员好！”摊贩赞许道。
而当年让安仔一战成名的“烧肉风波”，更是相当具有前瞻性。
直到2009年，海关发现五间店铺的烧肉份量不足，卖一斤烧肉搭四两烧骨的行为，触犯度量衡条例，相关店铺被判罚款，自此买烧肉搭烧骨的现象大幅减少。
这似乎也证明了安仔特有的敏感让他在某种意义上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时而像阿甘般善良热心，时而又像丁蟹般自私狭隘。
用安仔四哥的话说，“又可怜又可恨”。
他似乎总是身处两极，没有中间。
身体缺陷与成长环境使他与人沟通困难，难以适应社会规则。
但极度的孤独空虚又让他比常人更加渴望友情、渴望他人的善意。
当节目组帮安仔联系到那位失联了三十几年的牧师朋友时，安仔十分开心。
他连珠炮般地与对方寒暄叙旧。
知道澳洲与香港时差三个小时，现在应该是下午四点。
记得对方是1984年结婚，还不忘拾起老本行，“投诉”对方没有邀请他去婚宴。
聊到热烈时，还像孩童般扮起了鬼脸。
告别时，安仔叮嘱对方，“你记得我电话的吧？”
对方说记得，他才放心地挂了电话。这一幕让人不免心酸……
“哥，很多人说我是傻瓜，我不是全傻的，我傻一半而已。”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那些热搜、新闻事件，一旦热度过去，我们就很难再想起它们。
新闻镜头飞速掠过路人甲乙丙丁，他们被抽象成一个个能被社会广泛讨论的符号。
直到《寻人记》将再次找到他们，邀请他们把镜头外的人生开个小窗，展现他们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与不变，展现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复杂一面。
才让我们想起，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的主角。
寻人，寻的也是人间百态。
寻回的是宏大叙事里的微小个体，
也让我们从时代的沧海桑田中，看见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