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摘录|
还是昏睡好。昏睡就不疼了。我把母亲房间的窗帘拉上，后来干脆把客厅的也拉上了。母亲跪着让我难受。她睡着的时候，我会刻意把她弯曲的腿摆平、摆直。
可是清醒的时间还是多。
清醒就要跪。跪。跪。跪。跪到天亮。跪到天黑。
跪到第三天，母亲讲出了她的决定。
晚 安
□钟二毛
有一个秘密，这辈子只能烂在肚子里了。
不是不能说，是没法说。
那天清晨，母亲说，我想死了，你帮我吧。
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脱口而出，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我是刑警的原因，主治医生每天早上来查房的时候，问来问去就是一句话：“阿姨，今天舒服点吗？”然后就是笑笑说：“好的，我知道了。”他这么寡言，我猜是出于谨慎，担心话说得不恰当，被我抓住把柄记在心里，万一有个什么纠纷，拿着当证据。现在医患关系太紧张，医护人员就像一台上了程序的电脑，一切都按照事先设置好的规定动作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果然，当母亲饿了一天之后，主治医生执行了第二套规定动作：管食。我记得很清楚，六月一日，晚上九点，第二次化疗结束，主治医生亲手关掉监测仪，我跟了出去。我问，现在吃两口吐一口，以后要是吃一口吐两口，怎么办？甚至吐都没东西吐，怎么办？主治医生说，钟警官，根据通常做法，我们会采取管食，也就是插根管子到病人胃里。想不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护士长带着两个护士过来，俯下身给母亲说，阿姨，你肚子里没东西，不行啊。至少有四十岁的护士长，话说得很亲切。我母亲不是傻子，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大学老师当了三十年，马上明白了来者之意，把头偏向床边，看着护士长，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我不饿。
讲完这个话，母亲示意我拿水给她喝。我要喂她。她摆手。她反手摸到储物柜上的汤勺，动作很慢，却很准确地插入口杯里，搅拌了一会儿，舀出一满勺凉开水。手一直抖，到嘴边的水，不到半勺。呛，咳。半勺水真正进到嘴里，也就几滴。随后，母亲的头勾在被子上，缓慢地转动着脖子，看了我一眼，像是宣布她刚才的成功。
护士长给母亲掖了掖被子，退出病房。
母亲轻声讲了一句：天亮，回家。
化疗、化疗，每种癌症都要化疗。化疗就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真理让人怀疑又不能怀疑。你怀疑它，你又找什么替代？这让人害怕。所以，每次化疗一结束，我就想带着母亲逃离病房，逃离医院。遗憾的是，每次化疗吊完数不清的药水之后，时间已经走过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来到了晚上，不是九点就是十点。等不到天煞黑，我会趁母亲似睡非睡的时候，把墨绿色的窗帘拉严实。因为，第一次化疗的时候，看到窗外的世界万家灯火，母亲就再也睡不着了，她一个晚上都在数着对面一个高层小区亮着的窗户，直到凌晨三点多钟，整个墙面漆黑一片。
谢天谢地，母亲睡了一个好觉。主治医生早上过来查房的时候，母亲已经吃了小半碗粥水。
阿姨，今天舒服点吗？
想今天出院了。
好，一会儿到护士站拿药。先出院，手续到时候回来再办。
化疗副作用，会潜伏一天，从第三天开始。出院的时候，母亲精神还可以，回家的时候，我特意把车绕到水库那条老路。上午十点，路上车少，风景很美，左山右水，红花绿树。我把后视镜往下掰了掰，看到母亲靠在后座上，头稍偏，压着车窗边缘，眼里淡然而出神，仿佛高僧坐化圆寂了一般。我有点害怕，猛地咳嗽一声。母亲动了一下，看了我一眼，以为我怎么了。母亲动了，我放心了，假装抓了抓头发，然后专心开车。母亲随即恢复了刚才的动作。在恢复动作之前，她理了理头上的蜡染包巾，把头顶上剩下的几缕头发拨弄到额前。母亲用的是兰花指，正好一片从树叶中间透漏下来的阳光，碎银子似的落在母亲的脸上。水红带蓝的头巾，淡然的眼神，母亲像一个想着心事的少女。
这样的宁静太难得。我故意把车开得很慢，绕行山水之间。
小毛最近有什么消息？快到家的时候，母亲问。
打了他电话，没打通，不知道是不是还在非洲。
回到家，还真应了母亲说的。小花猫把家里扒了一个遍。
母亲饶有兴致地整理着，掉在地上的衣服、书本，还有旧报纸。收拾了约二十分钟，母亲自己坐到床沿上，踢了一下脚边的小花猫，猫叫了起来，母亲试图再踢一下，却没成功。母亲疲乏地躺在被卷上。
我一手扶着母亲的背，一手扯开被卷，塞到一边，再放母亲躺下。
母亲看了我一眼，说，我不饿。
母亲不饿，我饿了。我到冰箱里找出一袋速冻饺子，下了锅。饺子翻腾的时候，我给妻子和女儿发了条微信，告诉她们，第三次化疗结束了，现在回到家了，勿念。
在检察院批捕科当公务员的妻子、寄宿在校马上升高中的女儿，很快回复了微信。
我顺带又把微信转发给了弟弟小毛。转发的号码是他美国的手机。他在美国硅谷当工程师，三十好几快四十了，光谈恋爱不结婚，说自己“恐婚”。他一周前去了非洲，援建一个综合医院，负责安装和调校医疗设备。
山高水长，日夜颠倒，手机从来不显示发往异国的汉字是否被读到。这让人失望。
我把手机丢在一边，夹烂一个饺子，肉汁流出来。觉得少，又夹烂一个。发现，太浓太油，赶紧加了点饺子汤，装成小半碗，给母亲端过去。
母亲侧着身子，睡着了。我伸过头去，她的脸笼罩在昏暗中，特别庄严的样子。
母亲一觉睡到日没西山。落地窗看出去，火烧云逐渐淡去，夜幕翻滚而至。
母亲坐起来。我把温在锅里的小半碗肉汁端过来，母亲在一呛一咳中完成了一半任务，然后摆摆手。我也作罢，随即把床头柜上的温水瓶旋开，备着。
我早已不再像刚开始化疗那样，逼着母亲进食，骗着母亲进食，感化着母亲进食。
那个过程已经过去了。我相信，母亲忠于她的胃口，胜于儿子的说教和求饶。我可以诓骗母亲，但我诓骗不了她的食欲。
出来沙发坐一会儿吧，睡了那么久。我说。
母亲坐起来，理了理她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头发。但她做得很认真，十个指头往后拢着，像一副掉了齿的耙耕耘一块旱地。
头发梳理好后，母亲移步到沙发。小花猫跟到脚下。
按照习惯，我没有开灯，没有开电视。
母亲伸出脚又要戏逗小花猫。脚刚要出，她哎哟了一声。整个人伏在沙发上。微暗的光，包裹着母亲。瘦骨嶙峋，像一把尖刀。蠕动着，在寻找舒服的姿势。最后，她滑下沙发，跪在地板上，手撑着膝盖，久久不动。
跟网上说的一模一样，这种癌会出现强迫体位，那就是跪着。跪着才能缓解疼痛。
回医院去，打镇痛剂。我说。
不去了，上次打完照样不舒服，“哎哟”都喊不出来。母亲说的是大剂量镇痛剂打完之后的副作用。
我帮不了母亲，只能任她跪着。
跪在猫前。
跪了一夜。
猫都睡着了。
还是昏睡好。昏睡就不疼了。我把母亲房间的窗帘拉上，后来干脆把客厅的也拉上了。母亲跪着让我难受。她睡着的时候，我会刻意把她弯曲的腿摆平、摆直。
可是清醒的时间还是多。
清醒就要跪。跪。跪。跪。跪到天亮。跪到天黑。
跪到第三天，母亲讲出了她的决定。
当时是清晨六点，我醒来，第一件事是去烧一壶开水。
母亲的房间开着，大亮。原来她自己把窗帘拉开了。客厅的窗帘也拉开了。
一丝风都没有。窗外小区的几座高楼、远处的整个城市，兵马俑一样，安静伫立，整装待发。突然，马路上开过洒水车，呜呜的警报响起，偌大的世界一下子就活了。卖早点的店开门了。公交首班车上路了。背着书包的小孩出现了。为了躲避早高峰提前出门的小轿车出现了。一天开始了。
我端着新鲜开水，进了母亲的房。旋开保温壶，把几乎没动过的隔夜开水换出来。
母亲说，大毛，我想死了，你帮我吧。
我说，好。
我应完母亲，回到客厅，烧第二壶开水。水壶接通电，小红灯亮起。我静静地站着。不一会儿，水咕噜咕噜响起。这声音，我觉得特别好听。像个小孩，活蹦乱跳的样子。
我就让水一直开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心想，要是水就这么一直咕噜下去，老子他妈的就是站成枯木也陪你咕噜下去。可是咕噜很快就灭了。
我退后两步，坐在餐桌上。手机正在餐桌上充着电，我拔了，给不知道是在美国还是非洲的弟弟发了条微信：“小毛，妈妈有事，急事，尽快回复。哥。”
我和弟弟的微信记录一直没删，没时间删。我翻了下，这三年来，我们说的内容全是母亲的病。三年前确诊，是癌。中医、偏方、西医，最后才上了化疗，一次，两次，三次。击倒，再击倒，最后跪着，跪过白昼，跪过黄昏，跪过漫漫长夜。
有次，半夜，我站在门口，看着母亲跪着，像一尊雕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跪了下来，我也跪得跟一尊雕塑一样。跪了多久我不知道。最后是猫轻轻叫唤了一声，我才抬起头。猫从沙发上跳下，落在母亲边上。母亲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猫左右翻了个身，最后也安静了。我站起来，坐在椅上，看了她们很久……
四处拉开的窗帘，让人想出去走走。我推出轮椅，带上母亲。母亲居然摆手不用轮椅，自己扶着墙壁，走出门口，走到电梯口。等待电梯的时候，她冲我用力地笑了笑，大概是一种无奈的意思，最后还是挪到了轮椅上。
我从后面抱起母亲，把位置坐正。母亲在我双手里，只剩骨头，宛如一块烧了半截的木炭。
我们就在小区里走走。小区靠近一座山岭公园，无论天气再热，总有凉爽的风。
跟试图不要坐轮椅的心情一样，母亲在小区里兴致挺高，嘴里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
这是什么花呀？开得蛮好看咧。
管理处干吗去了？这个水井盖还没固定好，哐当哐当的。
啊哟，哪里来的野猫子，脏兮兮的，可怜。
野猫之事，让母亲想起家中的小花猫。小花猫原本也是野猫。三年前，母亲抱了回来后才成了小花猫。
母亲要我推着她回家，说要喂小花猫了。
其实是我喂的小花猫。母亲不过是把猫食交给我而已。一边看着我投猫食，母亲一边慢慢说话：
你是刑警，你知道如何安乐死。
我没有说话，继续喂着小花猫。
小花猫抱回来之后就成了懒猫，一天多餐，晚上十二点还闹着来一顿夜宵，饱餐之后，坐着也可以睡着。
小花猫又坐在母亲脚下了，小盹打起来。母亲移动着脚推了推小花猫。小花猫没反应，果然瞌睡了。母亲继续慢慢说话：
这几天，我们每天说说话，七天后，你就动手吧。
我说，好。
好就跟我跳支舞。母亲突然站起来，很有力的样子，打开双手，脸上微微笑。
母亲吓了我一跳。母亲年轻时爱跳舞，爱跳交谊舞，退休后仍爱跳交谊舞。这几年老年人流行的广场舞，母亲从来不参与。她只爱交谊舞。
我不会跳舞，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兴致高昂的母亲。我把手搭进去，像个机器人，托着母亲，但不敢太用力。
和你老爸一样笨，来，华尔兹，走起来，一、二、三，退左、横右、并脚，并脚呀！来，开始，蹦、嗒、嗒，蹦、嗒、嗒……母亲在教我。
跳到最后，母亲完全不管我了，伏在我臂膀上，身体微微地摇动着，不肯停下来。
弟弟一直没消息，真想揍他一顿。
我想找人说说话。妻子出差了，女儿跟着学校乐团到意大利演出去了，都是七天后回来。
父亲在天上。父亲如果还活着，多好，这个主意他来拿，我执行就是了。他干了一辈子的刑警，比我勇敢，比我有眼光，到现在为止，公安学校的刑侦教材还援引他当年办的案子。
三年前，如果母亲不查出这个癌，父亲也不会悲痛过度，早母亲而去。你说也真是的，父亲这么硬的骨头，怎么被母亲的病搞得魂飞魄散。
要是父亲留下了，陪着母亲，到今天，整好八十，多好一件事。
我跟领导电话请假的时候，就听到母亲在客厅喊了，过来啰，跟你讲几句话。
母亲这一声唤，让我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母亲要给我们两兄弟上教育课的时候，她就会说，过来啰，跟你们讲几句话。
我搬一个凳子，坐下。
以前，母亲是坐在藤椅上讲。现在，母亲是跪着讲。
母亲的第一讲，是她的一个游历故事：
八几年的时候，我们学院有个外教，第一个外教，比利时人，名字叫雷帕尼，我们叫他“老雷”。当时全校能用英语跟他对话的，没几个，我是一个。而且他知道我读过原版《圣经》，我们聊得来。他大事小事喜欢黏着我。你老爸开始还以为我想改嫁到比利时，紧张得要死，派刑警跟踪我们。
这个老雷，可以说就是一个酒鬼。只要有酒，什么都OK。他也不管什么酒，管你红酒还是香槟，还是啤酒，还是我们湖南乡下的米酒，是酒就喝。有次给学生讲语法，讲着讲着就跑了出去。有学生在厕所里看到他，好家伙，他居然跑到厕所里喝酒，酒气冲天。学校要开除他。还没等学校下命令，老雷把衣服、家什搬到街上的宾馆去了。但学生不愿意，联名写信要留这个老师。学生觉得上他的课，好玩。不得已，学校又把老雷请了回来。
我们所有老师，对老雷最大的迷惑是，他怎么一天到晚总是笑哈哈呢，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忧愁，这是人的性格，还是酒的作用？这个问题，我至今搞不懂，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开心的人？
后来，老雷去了北京，进了他们的驻华大使馆。到大使馆工作，更疯了，全中国到处玩，成了中国通。云南摩梭女儿国，还没开发的时候，他就已经玩了个遍。有时候他会突然回到学院，给每个认识的老师送礼物，各种造型的巧克力，还有糕点，他说那糕点是刚刚从比利时空运过来的，大家都相信他说的，因为他那么开心的样子。
二○○八年汶川大地震那天，老雷正好在长沙。他带一帮学生，来了我们家。来我们家干什么呢？比利时电视台那边要电话连线他，做现场报道。老雷就导演了一场戏：比利时越洋电话打过来，老雷假装在现场的样子，扯着嗓子喊，现在中国汶川的老百姓如何如何，政府如何如何，我们一群人就不停地从老雷身边跑过去跑过来，几个会说四川话的人，就断断续续喊着、叫着。就这样，他完成了现场直播。他说，他这一个直播，可以得好几千块。你爸气得要打人，说他是个骗子。
你看，就这么一个人，但他却受到很多人喜欢。包括他老婆。他老婆是比利时国王家族里的人哦，很好看，而且小老雷一二十岁。前几年，老雷在西藏还是哪里我忘记了，摔断了腿。他提出要跟他老婆离婚。他老婆居然不干。
老雷腿断以后，就回了比利时，接着这个中国通就卧床不起了，他那个病叫什么，我记不得了，总之起不来了。我得病前一年，老雷给我发电子邮件，邀请我去看他。我还没来得及回邮件，就有人给我送来了去比利时的机票。原来他和我大学共事的时候就偷偷记下了我的身份证号码。你说这个人坏不坏。接着，签证手续很快办好。你还记得不，那次我出国，也是匆匆忙忙告诉你的。
到了比利时，才知道是参加老雷的死亡仪式。
天天赖在床上不好玩，喝酒也被制止了。老雷觉得没意思，不想活了。
他给当地执行安乐死的协会打了个电话，工作人员过来一核实，死期就商定下来了。
老雷安乐死的日期，就是我到达比利时、见到他的那个晚上。
老雷邀请了大约十几个好友，国外的，有几个，但中国客人，我是唯一一个。老雷说，为什么邀请我过来，因为中国人活得太谨慎，我是其中一个代表，所以想让我看看，其实一切都很简单。
那个晚上，约来的十几个朋友一起喝酒、说话。老雷躺在床上，又吼又叫又唱，酒洒了一身。执行安乐死的工作人员也在一边玩耍、热闹。他们的工作就是待到客人们一一散去，再给老雷一杯茶，然后道晚安。
整个告别晚宴，我都在一边跟老雷的两个女儿聊天。他两个女儿都是耳洞那里有颗痣，我记得很清楚。
突然，我就听见老雷用中国话大声说：
×你妈，什么阎王爷大笔一挥，老子今晚找你算账，一瓶二锅头灌死你！
……
母亲想继续还原老雷喊叫的那些话，终究没有那个气力，喘着气，躺下，歇着了。我给母亲倒了些葡萄糖，说，休息十分钟，一会儿我喂你，喝下它。母亲点头。
母亲第二天的第二讲，谈的是自己的故事：
五八年大炼钢铁的前两年，我初中毕业了，全村就我和一个叫翠莲的女孩收到了县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本来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整个暑假更是形影不离，晚上都在一起睡。有个晚上，她突然不来我们家睡了。我去喊她。结果她弟弟说，你是不是偷了我姐姐的钢笔，英雄牌钢笔。我说，怎么可能？她弟弟说，家里都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到，你们天天在一起，不是你偷了，还有鬼了？！
我那时候十六七岁，自尊心强得不得了，拉起在一边不讲话的翠莲和她弟弟，去我们家里。他们两姐弟去了我们家里，进了我的房间，关起门来到处搜，哪里有什么英雄牌钢笔？她弟弟满头大汗，不服气，说，你藏起来了，当然找不到。
我站到翠莲面前，说，你讲句良心话，我会偷你的东西吗？
翠莲来了一句，你父母都是老师，按说不应该，但是人心隔肚皮。
两姐弟说完走了。我傻掉了。人心隔肚皮，这句话好毒啊，什么叫人心隔肚皮！
被好朋友怀疑，我一夜没睡，想哭，但一滴泪水也没有，眼睁睁看着窗户有了光亮。
那个时候人好单纯。为了证明清白，趁着天似亮非亮，我偷偷溜出家，三跑两跑跑到河边的一个石井边，我一低头，头发散在眼前，我真的跳井了。
我想以死证清白。
那么深的井，一二十米深，黑洞洞的，必死无疑了。我当时想，这是值得的。
但没死成。
在我跳井之前，人民公社一头刚能走路的小黄牛，逃出牛栏四处乱跑，结果掉进了石井里，四脚朝天。也就是说，我最后是摔在小牛松软的肚子上，再滚落在泥水里。
秋天快到，水浅得很，可以说是个枯井。
看着四方形的小天空，我这时候才泪如雨下，哭到最后气都接不上来，昏迷过去，直到井口吵吵闹闹。
公社社员早上出工的时候，发现小牛不见了，几百人分头去找，结果就发现了我和小牛。
当然是救人要紧。他们放下酒杯粗的麻绳，底部打成一个圈圈，喊我坐在圈圈里，抓紧。就这样把我拉了上来，想死没死成。
等要救小牛的时候，大家才大拍脑门，呀，刚才应该先救小牛，让田家丹丹把小牛给套住，拉上来，再拉丹丹啊。怎么办？牛是公社重要财产，必须要救。不救，死在井里，瘟疫不说，不吉利。
也没有人出主意说吊一个人下去，去套小牛。
大家想到的是填井。于是，一个生产队的人用了一个上午挖泥、挑泥、往井里倒泥。求生本能让小牛在井里跳着舞，一点一点地升高自己的位置，最后终于轻松跳出井口、恢复自由。
因为跳井这件事，翠莲和她弟弟表示了愧疚，但我一直闷闷不乐，因为我还是没有证明自己，直到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那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公社要把当年填掉的井恢复原状，于是又是一个生产队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把泥巴挖出来。你外公是公办老师，但你外婆不是，代课老师而已，仍旧是农民，暑假一样要劳动。我当时已经是劳动力了，那天我去顶你外婆的工分。倒最后一粪箕淤泥的时候，一支黑色钢笔露出来。这支笔盖缺了一角的钢笔，就是烧成灰我都认得，它就是翠莲的英雄牌钢笔。扭开笔盖一看，果然是“英雄”。这一下，全想起来了，三年前那个暑假，我和翠莲最喜欢到井边玩耍、背诗，钢笔要么是从书本里掉进井里，要么是从口袋里滑出掉进井里。那天，翠莲也在出工，我拿着沾满黑泥的钢笔给她看，然后扭头走了。
我终于清白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就传来了翠莲跳井身亡的消息。
翠莲自杀了。
我主动去井边为翠莲收尸，脑壳、手脚不全的部分，给她一点一点拼凑整齐，然后抬到木板上，装进棺材。
翠莲埋下没两天，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早早就去了长沙，再也不想回家。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还在说秦家翠莲自杀是一个谜。这里面真正的原因，只有我知道。她冤枉了最好的朋友，她良心上过不去，以死还债。可她这么一搞，我良心上也过不去啊。
……
母亲讲完已经满头大汗，既虚弱又意犹未尽的样子。她伸脚踢了踢倒在一边睡着了的小花猫。小花猫一动不动。母亲自言自语了一句：
装什么死，我才是死过的人。
第三天，五点不到，我就醒了。我屏住呼吸，贴在母亲房间的门框上，想听听母亲是否安睡。挺安静，我把头挤进去，看到母亲像小猫小狗一样蜷缩在床尾。我想应该是睡着了。
我又溜回自己的床上。摊开手脚，呈一个“大”字形。我努力放松自己，让自己再睡一会儿。自从母亲病了之后，奔波、照顾的担子基本上是我在挑起。我不挑，谁挑？两个儿子，只有我在身边。我从一线调回了机关，目的就是工作规律一点，时间宽裕一点，请假方便一点，而且之前负责的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嫌疑人越来越不好对付，担子越来越重，我也有点烦了，当然也开始有点怕了。
可是我再也无法入睡。黎明之前静悄悄，一个巨大的声音在问我：为什么答应帮助母亲去死？久病床前无孝子？不忍母亲受折磨？
答案一会儿是A，一会儿是B，一会儿是AB，一会儿啥都不是。
我烦躁不安。想想三年前母亲因为突然的一次剧烈腹痛，一个人跑到医院拍片，然后得知肚子里长的居然是被称为“癌中之王”的东西。母亲一个人把这个结果生吞活剥咽进肚里，不料父亲一个眼神就识破了母亲的隐瞒。得知实情后，高血压一冲天，父亲自己先呜呼了。守完父亲的“头七”，一个星期后，母亲终于被我说动，坐高铁到了深圳，投奔我来了。
我们一起住一段时间，喊你老婆不要嫌弃我哦。母亲把箱子往我女儿的房子里一扔，选择了高低床的下铺。
一开始，母亲坚持自己去医院，网上预约、排队、挂号、看病、数不清的检查、复查、吃药，做完腹腔神经丛毁损手术，之后寻找民间偏方。都是母亲自己做主，她只相信自己。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身体消瘦。
消瘦最可怕。因为你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体重一百零五、一百、九十五、九十、八十八、八十五、七十、六十五。
有天，妻女陪母亲散步去了，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床上新增一堆药品，我颓丧万分。电视里正播着一档减肥节目，我捡起地上的篮球狠狠砸了过去。电视很硬，球弹回来，撞在我鼻子上，血流不止。
我转而迁怒于镜子和电子秤。洗手间里的镜子拆下来，扔掉。女儿梳妆台上的小镜子，扔掉。我和妻子卧室里衣柜的镜子拆不掉，但被我糊上了报纸。电子秤，扔掉。不能让母亲看到秤上递减的数字。
母亲一声咳嗽，把我从床上弹起。
我下床，推开母亲半掩的门，叫了一声。黑暗中，母亲说，刚才鬼鬼祟祟站在我门口干什么，怕我死啊？还有几天呢。
我没有说话，走出房间开始每天的第一件事，烧开水，咕噜咕噜。
提着开水进房的时候，看到母亲自己在小口抿着葡萄糖。
今天给我搞点青菜粥，有点想吃。
嗬嗬，这是半年多来听到的最让我开心的一句话。
我响亮地应着，飞身出门。楼下有一家连锁粤菜酒楼，他们的青菜粥熬得最正宗。我要了两份。
母亲吃得很用心，很尽力，热气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特别白，把母亲乌青的脸都熏白了、熏嫩了，有了些许生气。
母亲说，她昨晚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我大专毕业后，留校任教。那个时候长沙跟现在比起来，也就是个大农村，土路、土房子。我们学校围墙下有条路，两边是高高的香樟树。我做的梦就发生在这条路上。
大清早，我抱着教本去学校。走在我前面的是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开得很快。突然，前面一匹马撞了过来，撞在拖拉机头上，“乓”一声闷响，根本不像铁撞肉，像铁撞铁。马当场倒地。拖拉机呢，发现出了事，一扭方向，“啪”，机头撞到学校围墙，司机飞了出来，也撞到了墙上。
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围了过去。有人说，这匹马踩到缰绳了，迈不开腿，所以自己给自己送了命；拖拉机司机呢，眼睛布满血丝，一看就是睡眠不足、疲劳驾驶。
我一个女崽家家，哪会看这些闲事，越过人群，拐进侧门，给学生上课去了。
到了教研室发现没带钥匙，我赶紧跑出侧门回宿舍。又路过那条小路。司机还躺在那里。马也还躺在那里。机头稀巴烂的拖拉机也歪在那里。都死了。
司机也没用什么白布盖着。我忍不住走近看了一眼。一看，不得了。这人我认识。何止认识！
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
他是另外一个学院的老师，也是教数学。我们在一个教学竞赛中认识。他家就在长沙，兄弟姐妹有六七个，他是老大，单凭他那一份工资不够，于是他经常给学校后勤干活，开拖拉机。学校能开拖拉机的人少，他能开。
我们互有好感，但那时候男女感情别说表白，连表露都不会、不行。他爱写诗，经常寄诗给我，都是一些隐晦的情诗。我总是说他的诗没有灵气。他不服气，疯狂地写，任何一个小灵感，他都会记下来，然后扩充成诗。
我那天在他的手心上看到两个圆珠笔字：小寒。那天正好是小寒节气。他一定是有了灵感。于是边开车边记下灵感，或者在脑海里构思着诗句。
我没法在路边痛哭。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就一直守在旁边，直到他的兄弟姐妹、族人赶来。
这帮人说说笑笑，先砍树。砍树做棺材。这个说这棵香樟长得直，那个说那棵块头大。然后就选中了一棵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砍。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树枝上的霜冻落下来，掉在他们的后颈窝里，于是一阵哇哇叫，然后互相取笑、打闹。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死人就躺在旁边。他的死，连树上的霜冻都不如。霜冻至少会让人有反应。
……
梦做完了，就这些？我问。
记不得了，好像是完了。母亲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梦都是反的啦。你那个对象的故事，很多年前你跟我讲过，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过他？什么时候？那是哪样的？
有一年春节，老爸执行任务去了，你一边做糖油粑粑一边跟我和小毛讲的。你说你刚当老师的头一年，就被一个外校的男老师喜欢了。你说那个男老师喜欢写诗，有次走路居然差点撞到拖拉机。差点撞到，而已。而且，那个男老师还只喜欢你一个人，后面一直没有成家。
真的？你确定我讲过？
你是讲过。你还问我们，拖拉机那么大的声音，居然都听不到，这个人是不是疯子？你说，那年冬天，你得了贫血，身体弱。那个男老师三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细粮甚至很长时间吃不饱，省下定量供应的细粮给你吃，有时候还给你做糖油粑粑。天寒地冻的，他把糖油粑粑包在布里，兜在肚皮上，一路狂奔，送到你宿舍。
母亲看了我一眼，羞涩地笑了，说，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听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我喜欢你，我要对你好。
你为什么最后没有跟他？我问。
哎呀，他这个人啊，性子太急了。三天两头要我们快点结婚，理由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先结婚后恋爱。我哪里受得了这个？还有一个我不喜欢的细节，说出来，我自己都想笑。
什么细节？
他屁股后面春夏秋冬都挂着一大串钥匙！天哪，我最受不了这个，一点审美都没有，还当诗人！六十年代兴起跳交谊舞，我是长沙跳得最好的女老师。每次跟他跳舞，笨不说，屁股后面那串叮当作响的钥匙，让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只想笑。我提示过他，他也改了，挂钥匙的位置从屁股后头改到了肚子前。这有区别吗？笑死我了！
他现在如何了？你们有联系吗？看到母亲兴致很高，我问着。
呀，差点漏了重点，他早去世了。喜欢我的人都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
第四天，母亲从衣柜里抽出一张已经残破得不成样子的黑白照片，示意我搬凳子过来听她讲。
我执意还是要在客厅里、沙发前谈话，空间大，敞亮。我把母亲抱到客厅地毯上。母亲自己调整好姿势，跪着。照例，我在她斜对面坐着。
母亲把照片按在我膝盖上。这张照片我当然看过，拍摄于一九一三年，可以说是家里最古老的实物。左边是母亲的母亲，右边是母亲的奶奶。母亲是没见过她奶奶的，但她奶奶的故事听过。母亲的奶奶死于一九一五年，兵荒马乱时代，肚子饿，偷了地主家的半箩红薯，被发现了。心思败坏的地主婆，不吱声，故意放松警惕，让母亲的奶奶再一次偷窃得手。半路上，母亲的奶奶吃了半个红薯就肚子痛得满地打滚，手脚抽搐，等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原来，地主婆在红薯上抹了毒。
母亲跟我谈的，不是复述民国往事。她说了一个惊人的东西。
她说，“文革”的时候，谁都不敢说这个东西，这东西说了，不单是迷信，而且要被打倒。改革开放了，我堂堂一个大学数学老师，讲这个东西，也不合适，不适合我的身份。但这个东西在咱们湖南乡下，流传很广，也未必就是“迷信”两个字可以归纳它。
母亲把我膝盖上的照片要回去，说：
我是我奶奶的转世。我两岁多开始说话的时候，一直不认你外婆，我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妈。大家就笑我。有老人拿一个红薯逗我，我啪地打在地上，说，吃不得，地主婆害人的。两岁多发生的事，我自己肯定不记得，都是你外婆讲给我听的，很多老一辈还作过证。所以，我信了，我是我奶奶的转世。奶奶等了我这么久，我该跟她会面了。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跟你说。
母亲望着我。我有些害怕。
我最着急的是联系到弟弟小毛。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念叨“长兄为父”，当哥哥的要拿主意。因为他经常要出差、抓捕，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个月，连母亲都不知道他去哪里。父亲经常是半夜回来，很小声地敲门，但母亲总能第一时间听到、开门。我怀疑母亲从来就没睡过好觉，她一定担心丈夫因公殉职。父亲很早就当上了刑警队长，但一直到退休都没提上公安局局长。父亲为此很多年郁郁寡欢，发泄的方式就是自己冲锋陷阵抓捕罪犯。似乎他一点也不怕死。可越是这样，母亲越担心。有一次母亲过生日，当时我刚刚从公安学校毕业，正等待落实工作，我第一次用学校发的毕业费为母亲买了蛋糕。父亲出差了。母亲还是很开心，我们母子三人喝了五六瓶啤酒。微醉的母亲说了一句：
你爸爸屁股头插着枪，威风得很；我心头上插着刀，害怕得很。
母亲一直反对我读公安学校的，但我喜欢。绝对是受父亲那一身老虎皮的影响。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弟弟跟了母亲，学了理工科，还早早出了国，见了世面。
……现在父亲不在了，长兄更加为父，可以做一切决定。但母亲想安乐离去一事，我还是想听听弟弟的意见，至少要让他知道。
小毛应该更理解母亲吧，他在西方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硕士、博士、留美工作都快十年了。小毛不会在非洲出事了吧？非洲的歹徒最喜欢抢劫华人。因为他们知道华人身上喜欢带现金。新闻不是说，在非洲淘金的华人，很多都被赶回国了，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想到这些，我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查查新闻。就在点开网页那一瞬间，我一拍脑门，怎么忘记了电子邮件这一茬，电话不通，可以发邮件啊。
我赶紧给小毛发邮件：妈妈有事，速联系！！！（节选）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2年第6期）
选自《当代》2022年第2期
原刊责编 徐晨亮
本刊责编 吴佳燕 熊梦柔
作者简介
▲钟二毛|
钟二毛，湖南人，瑶族，小说家、电影导演，曾为警察、记者，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小浮世》《完美策划》《我们的怕与爱》，短篇小说集《旧天堂》等。曾获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及百花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广东省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奖项。编剧、导演电影作品有《死鬼的微笑》，获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小成本电影奖”，入围美国亚利桑那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埃德蒙顿国际电影节“全球最佳短片”单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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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金龙 孙瑜
审校：鄢莉
核发：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