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的进化与生长：空间、治理、服务

腾讯研究院

2022-06-21 18:00发布于北京理解腾讯，理解互联网，理解当代中国

作者：李瑞龙、刘琼

长期来看，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的持续深入推进，为数字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的融合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短期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等社会突发事件也对加快恢复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提出了紧迫需求。在经济面临疫后恢复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未来城市发展既需善用数字技术加强社会治理和综合服务，更需兼顾打造新经济增长极的目标。基于此，“WeCity未来城市”面向城市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提出“三新”进化方向，即以新空间为载体，充分发挥新服务和新治理的支点效应，培育打造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新空间：数实共生、三端融通

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城市空间的适应与变革。从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与疫情冲击下的城市应对来看，数字赋能下的城市价值与能量正在向外与向内传递，“向外”传递即是指城市开始突破自身的地域边界、资源限制以及行政桎梏，面向都市圈与城市群进行能力扩散，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所在区域的发展前景、资产价格与产业创新将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内部，而是跟整个区域的发展潜力、前景与预期“同频共振”。“向内”传递即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下，城市治理和服务的工具、资源与能力向内精细到社区空间、乡村空间，并逐步形成数据要素流动支持下的一体化治理和服务。此外，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相关技术支持下，城市正在呈现实体空间、数字空间、社会空间融合的趋势，未来城市将依托城市云支撑的小程序、政务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城市信息模型（CIM）等，为每一个不同颗粒度的单位城市空间注入数据能力，走向由“数据”牵引、再造和重构城市空间价值的新时代。

1、社区空间：“最初一公里”与C、B、G融通

社区一直被视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以人、物业、建筑和事务为核心要素的最小城市单元生活空间，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但从本次新冠疫情防控来看，社区作为处在城市治理底端的神经末梢，是对社区居民、车辆、流动人口等进行联防联控的重要节点，多个城市在疫情暴发期间发布的密接者流调数据均细化到社区。随着数字赋能的疫情防控精准度的提升，国内不少城市将“中高风险”地区的设置也放到了街道社区层级。由此可见，社区空间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驱动下，已经由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转变为“最初一公里”，社区由传统视野下的城市工具、能力与资源的承接者，变成城市决策、市民诉求与社会资源的执行者、传输者与整合者。这背后的关键是，由于平台、数据与算法的驱动，社区作为一个包含了生活、情感、资源、创意的城市最小单位，在城市网络中的空间价值与节点意义在不断发酵，新冠疫情使得社区不仅仅要满足政府“自上而下”治理需求，同时也要兼顾居民“自下而上”获取社区服务和物业“一对多”管理的诉求，即打通市民、企业和政府三端孤立的场景功能，形成三端融合的服务闭环。

在政府端，二维码、小程序、微信群等轻量入口和工具，可有效实现信息上传下达、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组织邻里互助、在线高效办理相关事务等，打通治理结构上的最后一公里。例如，电子出入码解决了社区基层在疫情防控中使用纸质表格登记带来的效率低、准确度不高、隐私泄露和追溯难等难题。居民通过“扫一扫”功能，只需5秒即可完成个人信息的登记，生成电子出入证后，后续扫码核验即可进出社区。

除了传统的政府侧社区治理手段外，近年来市民和企业侧也正迎来场景变革。在市民侧，通过小程序、城市服务平台、政务App等流量入口，信息和服务可以高效触达到社区居民。“腾讯未来社区”数据显示，一个小程序在1个月内能让70%的社区居民了解或使用该平台。对企业端而言，不论是物业管理还是社区商业服务，场景数字化都很重要。尤其是老旧社区普遍存在停车难、人口流动性大、安全系数低等问题，而智能门禁、智能停车场、智能快递柜、智能垃圾分类等服务无疑减轻了物业的管理成本和人员投入，也改善了社区的居住体验。

社区作为离消费者最近的入口，有望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场域。社区商业正从“菜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消费供给向更广阔的“衣养娱闲”等消费领域拓展，文体中心、社区卫生服务所等功能相继被引入。在今年疫情加速催化下，生鲜电商、非接触式配送、无人零售、社区拼团等新兴业态发展势头良好。未来，家电维修保养、3C产品快修、家政保洁等均可一站式满足“15分钟生活圈”内社区居民的生活诉求。

因此，政府与市民、企业连接融合带来的效率矩阵，不仅帮助各管理部门和服务主体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输出，而且还重构了社会治理和社区商业新形态。腾讯未来社区正是基于上述思考，在新基建底座上输出积累多年的数字化经验、能力，帮助社区搭建市民、企业和政府三端融通的社区服务平台（2C）、商业运营平台（2B）和社区治理平台（2G），一体化串联安防、教育、出行、养老、零售等全场景的服务和管理，实现“智社区、慧生活”。

2、都市圈与城市群：数据重塑“市中心”

都市圈/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空间的主体形态，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的核心增长点，也是新技术、新模式的主要发源地与实验场。从全球发展经验来看，数字技术将深刻影响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变革。例如，五大湖城市群依靠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群电子商务网络，并通过电子商务集聚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缩短了城市间的经济距离，实现区域内协同发展。就数字化转型趋势下的中国都市圈与城市群发展来看，它不仅体现了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集结与融合协同效应，同时还因为城市治理能力、服务平台的数字化加速而逐步展现出城市发展能量分布式扩散的影响。而最为显著的标志则是对“市中心”的功能与价值弱化，一方面由于超大型城市的资源与能力外溢，高房价与高生活成本的挤压，使越来越的数字经济企业总部向周边城市或营商环境优良、人才资源集聚的区域迁移，由此带来的消费文化、商业资源、服务能力等推动城市发展升级；另一方面则是城市服务平台的便捷性、高铁网络的逐步普及以及智能化自助服务的跨城跨区域布局，市民工作、生活与娱乐需求在城市空间上的流动越来越短距化，不再是向某个超大城市或者“市中心”进行集中，而是工作、生活、娱乐、教育等各有各的“中心”，或者首先在数字平台上进行预约和咨询，然后再根据距离向各个区域辐射和分发。

中国11大城市群数字化指数均值及增速

《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1》研究数据显示，城市群是拉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11大城市群数量虽然只占全国城市的49%，但其数字经济指数占比高达近80%，且2021年一季度同比增速均超过100%。南部珠三角、北部京津冀、东部长三角和西部成渝，所辖城市的数字化均值明显领先。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中原、长江中游）增速领先，特别是中原城市群的同比增速最高，达到近350%，虽与发达地区体量差距还较明显，但有较大增长潜力。此外，城市群对数字经济后线城市有较好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对四五线城市的辐射和溢出效应，使数据重塑“市中心”或“分中心”成为现实。

数字空间协同是区域一体化的先导与基础。依照都市圈的空间演化规模，核心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活动向外的扩散效应会逐渐大于集聚效应。这意味着物理空间的存在感会有所稀释，而数字空间的获得感将进一步增强，部分空间如中央商务区（简称CBD）的符号化作用将减弱。在此影响下，各要素的流动汇聚会自然从线上开始，新基建的落地会加速这种汇聚，推动跨区域的政务服务数据互通共享则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基础。2019年5月，长三角地区开通“一网通办”专窗，使得51个政务服务事项可在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14个城市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就近办理”。不仅如此，综合物流枢纽的智能化将使得都市圈、城市群内物流、资金等要素的线上化流动更为频繁和高效。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而都市圈/城市群作为城市的集合，生命体征的复杂度更是以指数增长，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几乎是所有都市圈与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通病。都市圈/城市群的智慧化运行正为这些通病提供了对症的“良方”。例如，都市圈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普遍分离，带来职住不平衡、过度通勤等问题，且交通成本对居民职住分离现象的影响随城市扩张而加剧；先进的智能交通系统，通过打造快捷“通勤圈”辐射式带动区域发展。再者，随着远程办公时代的到来，生活场所、工作空间二者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空间功能将朝着混合多元方向发展，以支持生活、工作需求的就地实现，从而达到职住、通勤、区位影响的相对平衡。例如，丰田公司在富士山下开建的“Woven City”，除了满足人们的日常通勤需求之外，还可以提供移动办公、零售空间、医疗诊所、酒店客房等服务功能。此外，基于上海市发布的“五大新城”规划来看，从城市规划的功能性角度定义城市发展布局已经成为过去，城市的设计与发展需求正在回归人的需求本身。

新治理：跨区流动、一网统管

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需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技术适恰与管理合法性问题，比如健康码的数据采集、展示与应用伦理；二是局部场景与全局影响的问题，比如在某个社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对整个城市运行的影响；三是无限的数字空间与有限的城市资源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每一位市民都可以下载一个共享单车App使用相应服务，但共享单车的投放对于城市而言是应该有限度的，否则不仅不会为城市公共出行带来便捷，还将会影响市民正常生活。新治理是指善用数字技术，助力政府组织体系、运行流程、技术架构适应快速变化的不确定环境，并支撑城乡共建、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最终实现实时、协同和可持续的治理能力。新治理的目标应该是在数据、人流、资源高速流动的城市空间，找到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核心价值与关键杠杆。通过”一网统管”实现城市治理流程与模式创新，其本质是数据驱动下的城市运行问题发现、分析研判、领导决策、现场处置、结果反馈等各个环节的闭环联动，结合不同组织与个人的数据常识、数据思维与数字素养提升，将改变传统的“拍脑袋”治理决策方式，逐步建立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与个性发展诉求的数字治理新范式。

1、治理模式：从静态治理向流动治理转变

随着空间格局的都市圈化，城市内、城乡间的社会流动日益方便且在加速，各城市的社会治理范围不仅仅限于属地居民，“全域治理”逐渐兴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际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上升至当前的0.71。2019年，全国铁路旅客日运输量达1003万人，是十年前的2.18倍。中国城市跨城通勤频繁，呈现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的网络化结构，此外，移动互联网的强渗透也进一步加强了全社会的连接与互动。

高速流动增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但也加剧了社会治理的复杂度，对支撑的技术架构与数字平台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政府各部门社会治理的技术架构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城市和机构日常运作的需求和常规管理流程来设计并建设的，总体偏静态，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在此次新冠疫情应对中明显受到了较大挑战。小程序、健康码这类轻应用在信息采集、开发速度、数据共享方面体现出了独特优势。腾讯城市码作为面向市民、企业及城市部件提供统一赋码服务、多级管控及多码绑定服务的代表性应用，经过全国超过300个省市县健康码应用历练，已服务超过2亿市民。通过为四川、云南、武汉等地无缝升级方案，支持政府部门实现了从战时防疫保障到平时城市民生服务的平稳过渡。治理、经济、生活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将流动性贯穿公共危机事件应对的全过程和城市管理的日常工作，设计出更具弹性、韧性的技术架构和应用，并像健康码、城市码一样以“小切口”构建“大场景”，进而推动政府部门的组织优化和运行管理模式变革，是未来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

2、治理结构：从集中式向分布式协同转变

城市功能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多中心、多组织、多模块相互协作的综合运行体系。传统的单中心集中管控模式显然无法有效应对城乡社会矛盾多变化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分布式协同治理是大势所趋。同时，基于云计算的算力泛在化为多层次、多节点集中控制提供可能，也给协同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算力与人力协同。算力和人力正在产生新的融合，使得治理韧性进一步增强。比如城市基层都在通过健康码检测来防控疫情，但不具备智能手机使用能力的弱势群体则需要人力配合使用其他验证方式；在“夜经济”摊位摆放、垃圾分类处理等城市场景中，智能算法和高清摄像头识别等机器层面功能只是识别和提供数据，而如何进行核查以及人性化治理，还需要人工的实地督查以及社群效应的帮助。比如在新冠疫情蔓延初期，国内个别城市的市民在乘车返乡、公交出行等因为不会使用健康码而受阻或被歧视，也有人因为健康码的数据故障导致无端变成“红码”而影响正常生活。因此，城市治理需要借助数字技术的支撑与赋能，但不可将管理责任与服务品质全然寄托于技术本身，“有温度的服务”不可缺失人的参与。

多部门扁平化协同。传统的治理模式主要将所有一线问题反馈到中枢再进行解决，现在通过城市“一网统管”平台，可以即时解决、就地解决，本质上是从“云化治理”到“雾化治理”的转型。此外，传统的治理模式容易造成条块分割的局面，每个部门都有自身的独立系统和决策中枢，完全平行化的治理模式导致同一事件的界限模糊、职权纠缠的现象并不鲜见。同一个城市问题，因为各个部门定义和名称不一样，导致多个部门并行解决，一定程度上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同时，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分类治理基础上实行融合治理。这意味着需要根据不同部门间加强组织关系和业务联系，以应用场景为牵引，通过扁平化模式，建立跨部门或跨地区的联合数据中台以实现信息和数据汇聚共享。

新服务：高效下沉、一网通办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现代化都市圈战略的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将带来巨大的发展增量。新服务的“新”，其核心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新的服务方式，“无接触服务”、“告知承诺办”、“无感申办”等均是在新基建支撑与服务流程优化下的创新政务服务方式；其二是新的服务体验，从“网上办”、“移动办”与“就近办”进一步升级“免证办”、“扫码办”等新的体验模式；其三是新的服务价值，数字化不仅仅提升服务效率与服务品质，同时也在改变服务生态以及服务水平对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的影响。

“一网通办”的本质是以统一数据标准、共享规范、服务流程、服务体验等支撑的数字政务服务模式，是通过城市政务服务与公共服务的在线化、智能化、均等化供给，以缩小数字鸿沟与普惠数字红利的重要举措。通过连接政务服务机构、政务服务事项、公众与企业、社会资源等主体与要素，“一网通办”以数据、流程、资源的融通为手段，实现统一标准下的多元化界面、多样化终端与多种类入口的高效服务模式，是未来城市实现“数惠”全城的重要手段与路径。

在以小程序、政务微信、健康码等构建的便捷服务入口之外，流动治理得以拓展的背后是身份认证体系、电子证照库、社会信用体系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基建的统一支撑，以及跨区、跨城和跨省的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从城市的具体实践来看，长三角“一网通办”窗口进驻各个城市行政服务大厅、粤港澳大湾区内设立“跨区（特区）办事”政务服务自助机以及基于移动城市服务平台的医保社保跨省结算服务，均是在数据共享支持下的流动治理案例。

1、服务贯通：去中心化的服务生态构建

随着新基建发展进程加快以及迭代创新等“敏捷化”互联网思维的引入，政务服务将有望摆脱原有传统建设模式的“路径依赖”，转而实现云化、共享、敏捷的技术生态建设，发挥多方主体的创新力量，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去中心化、轻量化、共创化的城市公共服务生态构建，主要通过技术融合、数据贯通与应用聚合来实现——

技术融合：开发快、迭代快，实现服务的敏捷交付。促进技术融合，突破传统政务系统的“封闭”现状。一方面，政务服务系统建设将在云端，从而避免重复，便于运营设计，最大程度集约，同时可保持扩张的弹性；另一方面是从重IT开发转变为基于低代码开发平台敏捷化开发，如纳入AI、区块链、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引擎，提供更多通用的服务支持来快速满足需求并实现协同。基于云化平台的技术融合应用，在有效降低行业应用开发难度的同时，将接口统一的工作得以前置、解决，为后续数据、应用的融合，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从而解决技术、数据的“异构”化难题。

数据贯通：体量轻、流程短，提升服务的执行效率。数据融合，可解决目前各地区和部门数据整合难、部门间配合不够积极、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政务服务零延时、零材料和全流程可视化提供可能。用户可以即时申请，经过实时批复快速收到处理结果；电子化、无纸化的“一网通办”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对个人身份确认、不动产登记、企业开办等场景进行后台数据直接匹配，摒弃了以往申请材料多而杂的痛点；从服务申请发起到结束，每一个环节的进度和数据使用情况都可由用户一手掌握，在保证隐私安全的同时倒逼服务效率的提升。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印发，对政务数据共享、应用、安全等进行了明确要求和规范，提出了数据要素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具备同等市场地位，为政务数据乃至社会资源数据的融合利用、流程重塑提供重要的政策机遇。

应用聚合：生态广、接口多，丰富服务的供给、反馈。推进应用供给多元化与用户触达一体化的结合；一方面是实现从重主控轻生态到生态化多元应用的转变。公共服务的需求是丰富、多元的，任何单方面的力量都不足以应对全量的需求，需要激发所有人来合作参与创新开发，多方共治。从上海、长沙、南京等多个城市的政务服务小程序、App来看，在城市服务数字产品供给上均采用了生态化合作的模式，或是以开放API数据接口，利用城市公共数据资源引导企业围绕城市治理与服务需求进行创新开发，或是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服务设计规范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服务生态的共建共享。

2、服务下沉：从被动反应到主动服务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街道社区下沉。所谓“服务下沉”，从服务触达上而言，是城市服务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具体表征；从服务内容上而言，是城市服务由模糊化走向精准化的再次“对焦”。

推进政务触点的高效下沉。一方面，触达规模扩大，服务触点下沉至社区、乡村。持续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明确各级各部门的下沉清单管理，建设全覆盖的政务数字化服务体系，除市、区之外，通过更多便民的行政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驿站，增强社区级别政务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触达效率提高，促进更多业务“一窗办结”。推进行政审批数字化、标准化，通过数据多跑腿，群众与企业能够在一个综合窗口实现民生、公安、注册登记、税务等多项业务受理，并将办件信息流转至相关部门审批，遵循统一审批服务标准，部门审批完成再统一反馈到综合窗口，由综合窗口进行发证，并进一步推进跨区、跨市、跨省办理。

提升服务供给的精准度，覆盖长尾需求。一方面，利用数据反馈反哺服务规划。借助政务服务办理过程中所积累的人口、年龄、收入、消费以及服务反馈等基础数据，并充分评估各级单位、各部门的业务需求，可更加有的放矢地实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均等化供给，并同时为定制服务、定向供给提供决策依据，如向贫困地区、特色小镇等进行具有地域特色的专项支撑。另一方面，在服务更多人群的同时，提升政务服务供给的个性化与精准化，改变以往流程僵化、体验单调的供给模式。除利用数字平台、网络社区以及传感设备定期感知、收集和分析市民反馈，智能化识别市民需求，主动提供相关服务，监测公共服务实现情况，增加服务的互动性并及时做出优化调整，还可利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定向为群众和企业提供差异化、沉浸式的政务服务供给。

3、产城融合：产业服务的新模式探索

世界银行于2019年11月24日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31位，首次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营商环境便利度排行榜涵盖了10个领域，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从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与“放管服”改革推进来看，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纳税、办理破产等多项营商环境优化举措的数字化赋能，对我国营商环境质量与水平的快速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营商政策触达、获取与兑现方面，基于数字政务平台、智能技术与数据创新方面的应用，对城市经济和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字产业化的孵化促进：结合城市特色，加快新基建的应用研发。随着国家在空间上明确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方向，在投资上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以及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应充分激发新产业、新业态的市场需求，并提供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支撑。近年来，各大互联网公司、运营商以及终端设备商均在加大产业互联网的投入力度，为各地智慧城市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孵化环境。腾讯智慧产业生态平台已发布全国首个产业加速器，目前正在从AI以及SaaS两大方向，为全国技术、企业服务、数字政务、智慧产业等产业互联网赛道提供引擎动力，正为城市创造出大量的新产业机遇。

产业数字化的服务支撑：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园区，助力传统产业集群服务的数字化升级改造。随着区域格局复杂度的提升以及政府、园区、企业多方面需求的进化，园区建设须在智慧化和产业生态运营的方向实现进一步发展。未来园区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助力园区的运营管理，为多方角色提供决策支持，扶持和服务产业发展，从而打造连接“政-园-企”、协作互动、万物互联的智慧生态。腾讯联合各地政府打造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特色的城市智慧产业发动机“云启产业基地”，通过打通腾讯B端技术、产品、平台能力以及C端场景、流量能力，助力城市的智慧产业生态建设，现已落户长沙、贵阳和南京等城市。

产城能力的长期培养：从中长期来看，在产城融合方面，还须持续改善生产力环境，加强技术、人力传统要素以及数据新型要素的市场配置，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借助平台的力量，首先是加强技术与人力的引进与培养。一是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及发展需求提供人才发展咨询服务，二是通过体系化的转型培训学习和咨询，为产业互联网决策者提供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和方法；三是可以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模式建立人才培养体系，助力数字产业人才培养。其次是提供金融、数据等要素环境的建设，如“云量贷”等新型企业贷款模式，可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数字转型初期的资金难题；同时，数据供给的相关制度保障正在逐步形成，将促进社会数据共享交换，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培育新型数字业态。

WeCity视野下的

智慧城市进化路径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物联网感知设施、通信系统等纳入公共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建设，推进市政公用设施、建筑等物联网应用和智能化改造；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从基础设施、治理体系、服务模式与决策范式来看，智慧城市的发展正在向“数实共生”的方向演进。

上海市率先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提出推进“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是继“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之后，国内城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新标高”。从智慧城市、新型智慧城市到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演进逻辑与成熟度走势来看，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可以从空间、治理和服务三个维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曲线（2008-2015）：技术驱动，小区域试点

本阶段主要是以政府主导建设信息化工程为主要建设特征，智慧城市尚处于以小区域、小范围试点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期，以传统信息技术集成商的解决方案为主，由于缺乏产品思维与用户体验意识，导致技术应用与用户需求割裂，智慧城市的市民口碑较差、参与感不强，但智慧城市的社会认知启蒙开启。

空间上，以显示屏、摄像头、公交站牌等为主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出现；

治理上，孤岛式、点状化、片段式的城市经济社会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开始试行；

服务上，以政府网站为主，以提供查询、下载及少量预约、预填报的政务服务逐步上线。

第二曲线（2016-2020）：数据与场景驱动，单城建设

本阶段主要以政府和企业协作推进智慧城市项目为主要建设特征，智慧城市处于一个规划试点建设热潮、资金大规模投入以及应用野蛮生长的快速发展期，由于“互联网+”思维的逐步渗透，平台企业、大数据公司、人工智能企业的逐步涌入，智慧城市的用户体验、服务能力与市民口碑获得了空前提升，数据要素的异质性开始显现，数据治理逐渐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空间上，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已基本完成建设——传统能源/交通/环境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与智能化终端部署基本完成。

治理上，静态治理开始向流动治理和全要素治理转变，小程序、二维码等轻便、敏捷的治理工具被广泛应用，成为智慧治理的主要抓手。

服务上，智慧服务在区域内打通并下沉，“数字接口”在农村和社区的建设基本与城市中心水平一致。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连接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的“数字旋转门”开始启动。

第三曲线：生态与机制驱动，城市群/都市圈发展与“微型实验”并进

本阶段主要以推动“政府-企业-市民”共建智慧城市为主要特征，通过构建支撑满足市民、企业多样化服务需求场景的城市级平台，并将可共享资源及利益互补、协同合作的多元主体组织成具有共同目标的生态系统，政府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以及普通市民均可共同参与数字化场景创新，使智慧城市应用与体验模式百花齐放，支持实现数据要素驱动下的人、产、城协同发展。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渗透，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技术伦理与制度权力、公众容忍度之间博弈平衡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涉及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法律、机制设计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阶段不仅出现了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南京都市圈等城市群、湾区与都市圈的智慧城市群团式发展态势，同时，也涌现了以中国雄安新区、丰田“Woven City”等新城新区为载体的智慧城市“微型试验”，通过创新城市发展理念、数据规则、服务场景等，在技术、模式、机制等方面探索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空间上，新基建的支撑与驱动，使城市借助数字技术在空间中加载复合功能，并活化城市空间的使用价值，如职住一体、空中交通等。此外，如北京、上海、长沙等城市面向自动驾驶等“新物种”的城市道路空间规划也开始出现。

治理上，在工商、税务、公安、卫生、应急等垂直系统的基础之上，以政务数据开放、电子证照共享等为抓手的条块之间的数据打通，成为提升城市数字治理能力的核心动力，区级、城际、省级之间的数字治理协同成为发展方向，以“共建共享共治”为目标的城市基层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服务上，以“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无接触服务”等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服务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场景的“众筹”化、“众包”化与“众创”化成为本阶段的发展方向。

此外，从城市运行与发展的载体、界面与对象来看，智慧城市的成熟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初级阶段主要是利用数据赋能与驱动的城市实体空间的流动性，使城市价值、能量逐步外溢，衍生出超越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的城市效应；中级阶段则是以小程序、App、城市服务平台、一网统管平台等为主要界面的城市数字空间构建，为城市治理转型、服务升级与决策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作用，重构城市运行秩序；高级阶段即是通过数字空间与实体空间的交互、融合与“数据对流”，走向以城市信息模型、城市数据资源体系以及城市智慧中枢等为支撑的数实共生城市。

本文节选自《未来城市：数字时代的城市竞争力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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