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曾经被认为是1950—1970年间最有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的“战略分析家”之一。（资料图/图）
谢林因为发展了关于“有限战争”的理论，特别是基于博弈论的“战争是谈判”的理论而声名鹊起。尽管谢林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在大众心目中的最主要贡献是冲突理论，特别是基于博弈论讨论冲突。谢林曾经被认为是1950—1970年间最有学术影响和政策影响的“战略分析家”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应该把谢林和基辛格等人区分开来，基辛格本身就希望进入政府，但谢林不是——他只是希望有政府的人听他的。事实上，保罗·尼兹（Paul Nitze, 凯南的继任者）确实邀请谢林到美国国防部工作，但是谢林拒绝了，转而推荐了同事和好友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谢林和麦克诺顿当时都任教于哈佛大学，可以说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知识大本营。后来以“五角大楼文件”闻名于世、在美国国防部和兰德公司都工作过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则是谢林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出色的博弈论专家。
毫无疑问，谢林为两个超级大国如何在核恐怖下避免“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以及对一些至关重要的理念和理论，包括“（核威慑的）战略稳定性（strategic stability）”“军备控制（arms control）”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谢林的“有限战争理论”在常规战争中，特别是在美苏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中”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从1964年起，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考虑如何升级越南战争时，通过麦克诺顿受到了谢林的影响。谢林本人一开始也是支持越南战争的。不过到了1968年的“新年攻势”之后，他放弃了。麦克纳马拉也于1968年2月离开了约翰逊政府。此后，谢林基本不再讨论越战，包括美国撤出越南后的影响，也从未就他在越南战争中的有害影响道歉。
因此，后人对谢林以及他的继承者发展出的这些“有限战争”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该理论在常规战争中遇到的问题，又特别聚焦于“理性选择的有限战争”的理论，包括“理性主义的威慑理论”。
作为抽象的玩具的博弈模型
鉴于对“理性选择的有限战争”的理论，特别是“理性主义的威慑理论”（rational deterrence theory, RDT）的批判性讨论已经非常充分，本文仅罗列以下几个方面。从根本意义上说，谢林以及他的继承者忘记了他们的博弈模型作为抽象的玩具，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用于真实世界的战略决策问题，不仅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这是由于：
1）博弈模型通常都是高度简化的。即便是比较复杂的模型，也就是一个“玩具”，至少在绝大部分社会场景下如此。逻辑正确的好的模型可能确实能够捕捉到一些核心的动力学，但是，绝对不是全部。因此，直接用博弈论的某些逻辑去思考真实世界的冲突的战略，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偏差。除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某个买卖。真实世界的冲突（无论是国际冲突，还是社会冲突）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直接用博弈论的某些逻辑去套用，通常都是有问题的。而谢林本人的自信（或者自负）恰好就在认定，他的模型如此地正确，以至于可以直接应用到实际的情况中去。此处，我不得不说，我碰到过的一些优秀的博弈论学者，包括詹姆斯·费伦，似乎都很容易坚信，从他们的模型中获得的一些洞见就可以直接用来不仅理解，还能处理真实的复杂世界。我的老师之一罗伯特·鲍威尔也许是个例外，但我不能肯定。这也是为何我很早就喜欢博弈论，但却一直不将它作为唯一的分析工具的原因：它实在是太简化了，而我想讨论的问题都非常复杂。我认为，模型通常只能让我们窥见一些重要的态势或者动力学，但一定不是全部。
2）有一点可能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了，但却仍然成立。即，国家的决策者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理想化了的理性人”。因此，博弈论的核心假设已经违背了决策者是真实的人的事实。我们不能假定人是理性的，就希望决策者真的是“理性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而同样也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决策者作出决定，需要考虑国内政治的种种因素。
3）绝大多数时候，博弈模型中的变量至少不容易测量，甚至完全不可被测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状态下，将不同的结果排序是相对容易的——相互确保摧毁一定是最坏的结果。因此，领导人很容易理解核威慑。但是，到了常规战争，不同的领导人对结果的排序可能就会非常地不同。这也是为何美国一直不能理解，为何越南（北越）无论代价多大都一直想获得统一的原因之一。
4）理性选择模型都是极其抽象的，因而是“非历史性的”。事实上，理查德·内德·勒博（编者注：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学者，著有《在和与战之间》《我们都输掉了冷战》等）的很多批评，包括Lebow（1981），Lebow & Stein（1990; 1994）都是在批判理性选择的战略模型。这些批评集合见Lebow（2007）。
5）除了某些感性的东西之外，不同人对于不同信息的处理，也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即便面对完全一样的信息，冲突双方对信息的处理是不同的，从而得出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而博弈论模型都假定冲突双方面对不同信息的处理是一样的，因而得出的理解是一样的。这还没考虑到双方获得信息通常都是不同的。这也是谢林的模型在越南战争中无法成立的核心原因之一。
6）绝大多数时候，关于冲突的博弈论模型都是只有两个行为体。而许多，甚至绝大多数冲突都不止有两个行为体。特别是，冷战中，美苏双方都卷入了许多第三方的冲突。因此，直接用谢林等人的博弈论去理解真实世界，偏差会很大。
这时候，大家也许会问，那为何我会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预测俄罗斯将会出兵乌克兰呢？如果大家注意到了，可以发现，那个模型里，关键是纳入了一个“预防性逻辑”的假设。该假设是先于其后的模型推导的。而这个假设很难被“理性选择”纳入。
我们永远需要记得，不是所有的国际危机都能够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模型来预测的。但是，能够用模型思考这类问题，一定会有帮助。因此，我一直认为，模型是一个必要的思维工具，但是你的思维不能只有这一个工具。除了工具之外，你当然需要对基本的历史和目前态势有足够的了解。
多米诺骨牌效应
谢林的研究是“理性主义的威慑理论”的基础。这一个子理论同样也存在不少缺陷。其中一个核心缺陷是承认“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今天在这个地方让步，对手明天就会在下一个地方挑衅”。
因此，谢林和他的追随者都认为必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强硬（比如，南越、缅甸等等）。所以他才会要求美国在对峙中，显示决心，寸步不让。他认为在两极竞争的态势下，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紧密相连的，必须永不退缩，寸土不让。
因此，谢林直到1968年左右都是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的，因为谢林认为如果美国撤出越南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谢林之所以放弃了越南战争（他并没有反对），是因为他认为美国不大可能赢得战争，而这不符合他的理论预期。
“多米诺骨牌效应”非常符合人类的直觉，甚至在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确实如此。这可能也是不少人相信这个说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国家不是这样的。非常重要的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只是一个假定，不一定是事实。事实上，随后的很多研究都表明，这个假定似乎只存在某些人的脑子里，可能本来就是美国领导人的某个思维，但不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的思维。我们甚至可以说，谢林的这个假定是为了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提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此，谢林对resolve（决心）、commitment（承诺）、credibility（可信度）、reputation（声望）的讨论都是非常具有欺骗性的。对这些问题的批判，见Mercer（1996，乔纳森·默瑟，国际政治以及心理学研究者，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以及我本人的研究Tang（2005）。
对谢林发展的“理性主义的威慑理论”的批判非常多，我就不再重复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先从这三篇综述性的批判论文开始阅读，它们都非常有见地。
Robert Jervis . 1979.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重新审视威慑理论》）World Politics 31(2): 289–324.
Robert Jervis. 1982. “Deterrence and Perception.” （《威慑与认知》）International Security 7(3): 3–30.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1990. “Deterrence: The Elusive Dependent Variable.” （《威慑：难以捉摸的因变量》）World Politics 42(3): 336–369.
另外，这本书也不错。
Robert Jervis, Richard Ned Lebow, and Janice Gross Stein. with contributions by Patrick M. Morgan and Jack L. Snyder. 1985. Psychology?and?Deterrence.（《心理学和威慑》） Baltimore, M. 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谢林的著作《冲突的战略》。（资料图/图）
几个花絮
1.我非常推崇和尊重的Lebow最开始也非常喜欢谢林的东西，Lebow在耶鲁大学听过谢林的讲座，但之后却成为谢林及其追随者的最为彻底的批判者之一。我同样非常推崇和尊重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对“螺旋模型”和“威慑理论”的批判也起源于对谢林的反思。杰维斯说，他之所以决定从心理学来研究冷战（冲突），就是因为听了谢林和拉波波特（Anatol Rapport）的辩论而开始意识到他们辩论的其实是苏联的意图，以及如何判断苏联的意图等问题。这再一次表明我的老师之一罗伯特·鲍威尔的一个建议：你需要去追究这些讨论背后的假设。
2.肯尼思·华尔兹在课上直接就说：“（谢林）他是个鹰派，一直是个鹰派。”华尔兹从一开始就反对越战。
3.我的第一篇国关理论的文章（Tang 2005）的出发点之一便是批评谢林关于“声望”的讨论。
4.谢林从1970年后便几乎远离战略理论研究，而是转向种族隔离、气候变化、劳工纠纷等领域。类似地，麦克纳马拉在成为世界银行的行长（1968-1981）之后，全身心投入全球减贫。麦克纳马拉甚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有一定的贡献。他也见过邓小平先生。我猜，这两位都是因为内心的愧疚，开始他们的新旅程，做点实际的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天天研究战争，甚至是推动战争。我认为，所有研究战争的人，都应该铭记，研究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
唐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