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华:奥斯特罗姆与布卢明顿学派——纪念文森特·奥斯特罗姆逝世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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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逝世十周年
奥斯特罗姆与布卢明顿学派
——纪念文森特·奥斯特罗姆逝世十周年
王亚华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和政策分析学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与夫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共同创立的布卢明顿学派(Bloomington School),是美国三大公共选择学派之一,在国际学界影响巨大。2012年6月30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因癌症并发症在家中逝世,享年92岁,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去世相隔不到一个月。在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逝世十周年之际,也同时纪念她的先生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缅怀他们夫妇一起开创的学术事业,致敬他们共同奠基的布卢明顿学派。
▌大师背后的大师
2004年初,我赴北美游学,首次前往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拜访奥斯特罗姆夫妇。那是3月的一个早上,我首先到了埃莉诺的办公室,她很和蔼地和我交谈,带我一起参加一个小型研讨会,然后特意安排我与文森特见面。记得当时在文森特办公室,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先师孔子行教像》,我当面聆听文森特谈对中国的研究心得,谈他指导过的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如何研究中华帝国及孔子,认为中国文明非常独特、对塑造人类未来意义深远。他还拉着我的手,给我看他书桌上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并亲切与我合影留念。沉浸在文森特的大师风范中,高山仰止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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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拜会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合影留念(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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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夫妇访问北京期间合影留念(2007年)
2007年,奥斯特罗姆夫妇访问北京,期间到清华参加国际经济学年会,我陪同他们夫妇多日,期间有很多的交流。回美国后不久,埃莉诺邀请我去他们研究所访学,在她的提名推荐下,我获得了2008年度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中国学者奖金。2009年6月,我与毛寿龙、陈幽泓等国内同人一起赴研究所参加WOW4,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子们还共同庆祝了埃莉诺从研究所所长职位上荣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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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4期间奥斯特罗姆夫妇与参会中国学者合影(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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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4期间参会弟子庆祝埃莉诺研究所所长荣休(2009年)
从2009年8月起,我赴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访学。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系统学习了布卢明顿学派的理论,在埃莉诺的指导下开展了几项研究,期间与文森特也有很多接触,并得他多次当面教诲。在当时研究所的同事们眼中,文森特已是大家公认的学术大师,而埃莉诺由于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被认为是一名学术巨匠。当然,随着埃莉诺获得诺贝尔奖,大家都公认埃莉诺是学术大师了。
2009年到2010年在研究所访问期间,与奥斯特罗姆夫妇两位大师同游,他们的为人为学温暖在心,令我有一种徜徉在学术殿堂的舒畅感。文森特虽然年事已高、说话都显吃力,但每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思想的深邃与睿智。记得2009年12月,在庆祝埃莉诺获颁诺奖的研究所聚会上,我坐在文森特的旁边。我和文森特耳语,说埃莉诺获得了诺贝尔奖,您有很大的功劳,他马上就谦逊地回应了我:“I contributed some, but not too much”。还记得2010年春天,有一次文森特专门来研究所与大家座谈,有一位访问学者表达了面对社会问题不知如何作为的困惑,文森特对我们缓缓地说:“Not ask what you can do, do what you can”。智者慧言,文森特极富哲理的话至今言犹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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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庆祝埃莉诺获颁诺奖聚会(2009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已经为国内学界熟知,一提到奥斯特罗姆,很多同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埃莉诺。严格来说,把埃莉诺称为奥斯特罗姆其实不太准确,应该叫奥斯特罗姆夫人。埃莉诺原来名字叫Lin Eva,她是德裔美国人,嫁给文森特以后叫Elinor Ostrom。这好比居里夫人,因改随夫姓而叫居里夫人。可能因为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本人也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足够有名,所以称居里夫人以示区分。实际上,文森特的学术成就也非常高,早在1967就已经是美国公共选择学会的会长,1997年还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的会长。他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大城市区的政府组织》等著作,皆为政治学与公共行政领域的名著。
即使文森特没有拿过诺贝尔奖,他也是一个诺贝尔量级的学者。文森特和埃莉诺提出的多中心治理和公共经济学理论,与乔治∙斯蒂格勒领衔的芝加哥学派,詹姆斯∙布坎南开创的弗吉尼亚学派,并称为美国三大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19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风头正盛之时,文森特一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1982年和1986年,乔治∙斯蒂格勒和詹姆斯∙布坎南先后获得诺奖,文森特则遗憾与诺奖失之交臂。假如文森特与埃莉诺都能获得诺贝尔奖,那会是继居里夫妇之后的又一段诺贝尔奖佳话。不过那样的话,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可能像居里夫人那样,会以奥斯特罗姆夫人之名传世了。
熟悉文森特的同事、学者和学生都公认,他是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埃莉诺作为文森特的夫人,好比是站在巨人身上的巨人,也是由大师成就的大师。埃莉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她的先生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埃莉诺获颁的诺奖,是颁给他们夫妇共同的奖。最终,埃莉诺以奥斯特罗姆的名字传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了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想来是一段回味悠长的趣事。
▌文森特与埃莉诺
就学术生涯的起步而言,文森特要早于埃莉诺,在某种意义上,文森特是埃莉诺学术生涯初期的引路人。文森特于1950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多所知名高校任教。1960年代埃莉诺在UCLA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以助教身份参与研究工作,而当时文森特已经是蜚声学界的知名学者,也是埃莉诺的老师。在博士学习期间,埃莉诺结识了文森特并于1963年正式结为夫妻,开启了这对伉俪的学术伴侣之路。在自己的学术自传中,埃莉诺称认识文森特是自己学术之旅的发端,甚至埃莉诺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源自文森特的研究课题。
1964年文森特以教授的身份来到印第安纳大学任教,而埃莉诺的学术之路从辅助文森特的期刊编辑工作开始,后来一步步得到助教教授和教授的职位。1973年,奥斯特罗姆夫妇白手起家,从设计到参与施工,创立了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简称Workshop)。这个研究所国内也常翻译为“工作坊”,应该说也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文森特喜欢木匠活,受此影响他把制度理解为是人类建构的一种手艺,同时也倡导手把手指导学生,与学生共同开展合作,一起探究人类社会运行的真知。在文森特这样办所理念的影响下,几十年运行下来,研究所积淀成为一个学术气氛浓厚、师生密切交流合作的学术机构,具有浓厚的求真探索的学术文化。2004年当我第一次访问这个研究所之际,即被其学术氛围深深吸引,对这个“学术殿堂”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相信很多在研究所学习过的学生和学者,都有类似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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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获诺奖后修葺一新的研究所(2010年)
1973年以来的近半个世纪,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印第安纳大学一起运营研究所:
他们在这里一起做课题,从自然资源治理、城市治理,到科技治理、全球治理,研究主题广泛而深入,成果获得研究奖项无数,诺贝尔奖不过是为世人熟知的一项;
他们共同在这里为学生开设课程,秋季学期开设微观制度分析,春季学期开设宏观制度分析,周而复始持续几十年,为无数学生学者提供了制度分析的思想启蒙,通过教学相长,他们将人类制度运行的理解推向了新的认知高度;
他们在加拿大休伦湖的曼尼托林岛购置和建造了一栋小木屋,每年暑期他们夫妇都会去这个地方学术度假,一起讨论和撰写论文,宛若一对神仙眷侣;
他们共同提出的学术思想,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吸引了各国访问学者纷至沓来,甚至数位国家元首慕名来访;
他们一起带学生,很多时候不分彼此,这里走出的学生,大多将文森特和埃莉诺尊为共同的导师;
他们在这里培养了上百名博士,接待访问学者数百名,可谓桃李遍天下,将研究所的名声和学术传统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得研究所成为享誉世界的布卢明顿学派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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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夫妇参加研究所周末聚会(2010年)
在研究所学习过的学生和访问学者,被称为Workshoppers,彼此之间即使从未谋面,也会一见如故、倍感亲切,大家都为能够得到奥斯特罗姆的师承,而感到荣幸和自豪。作为众多Workshoppers中的一员,过去十几年中,我与世界各地的Workshoppers多有联络和互助,感受到了奥斯特罗姆大家庭的温暖。
文森特既是埃莉诺的先生和生活伴侣,也是学术上的亲密合作伙伴。埃莉诺的学术成就与文森特密不可分。尤其是文森特提出的“多中心”(Polycentricity)和“合作生产”(Co-production),为埃莉诺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61年,文森特与合作者就在研究中引入了多中心的概念,简单来说,多中心意味着许多决策中心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文森特之所以提出多中心的概念,正源自他对当时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危机的深刻洞见。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着重表彰了埃莉诺在发展公共事物治理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这些贡献强调不依赖一个权威的政府化解公地悲剧难题,而是通过自主治理来解决社会困境,实际上与文森特早年提出的“多中心”和“合作生产”思想一脉相承。如今多中心早已成为布卢明顿学派的学术标签,布卢明顿学派也常常被称为多中心学派,甚至埃莉诺以《一个漫长的多中心之旅》为题撰写了学术自传,可见多中心是该学派和埃莉诺的思想内核。
文森特与埃莉诺携手走过半个世纪,其亲密的关系早已使两人融为一体,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术上。2010年春天我陪同埃莉诺到科罗拉多大学讲学,一路上我们谈了很多事,她告诉我,虽然满世界奔波,但她每次出差都控制在1个星期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必须尽快回到布卢明顿的家中照顾文森特。她总是把文森特挂在嘴边,放心不下。那次讲学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研究所的一个博士生开着车把文森特带到机场。文森特坐着轮椅在机场出口等候,埃莉诺出来一看到先生马上就扑了上去,拍他的肩膀,拍他的身子,口上连连说“I love you、I love you”。一对学术伉俪感情挚深,这感人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以理解,当2012年6月12日,当埃莉诺因病在布卢明顿市医院离世,文森特两周之后就随她而去了。他们夫妇已为连理枝,离开对方谁都无法在世上活下去。
奥斯特罗姆夫妇没有孕育子女,他们把大部分收入(包括诺贝尔奖金)捐献给了心爱的研究所,去世后的遗物(包括居所和诺贝尔奖章),全部捐赠给了印第安纳大学校方。2012年,在埃莉诺去世前的一个月,印第安纳大学决定以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名字命名研究所(Vincent and Elinor Ostrom Workshop)。从那时以来,世人把他们夫妇创立的这个研究所,直接称呼为“奥斯特罗姆研究所”。这是对文森特与埃莉诺一生比翼双飞、相濡以沫的最好见证,也是对奥斯特罗姆夫妇学术贡献的永久纪念。
▌大师身后的布卢明顿学派
经过长达半个世纪岁月的沉淀,奥斯特罗姆夫妇这对学术伉俪,缔造了学术界的一段传奇,开创了布卢明顿学派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在文森特和埃莉诺的教导下,布卢明顿学派走出了马可·詹森、邓穗欣、埃德拉·施拉格、林维峯、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迈克尔·考克斯等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布卢明顿学派的弟子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传承着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传统。
布卢明顿学派以严谨的理论关怀和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并重,并以整体性的方法论和跨学科的交融而见称于世。在奥斯特罗姆夫妇学术思想的浸润下,布卢明顿学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传统,拥有很多 “招牌性”的理论和方法。例如,以IAD框架、SES框架为代表的通用框架,作为学术研究的共同语言,成为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利器,促进了不同学科背景学者之间学术对话,提高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效率。当然,布卢明顿学派并不拘泥于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倡导不同方法的互补,从而形成了以共同语言为指导,多种研究方法共同合作的方法论特色。再比如,多中心治理、集体行动与自主治理、设计原则、制度多样性等理论,被社会科学的文献广泛引用,为世界各地的公共管理学者所熟知。
由于布卢明顿学派发端于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成熟于对各种依赖集体行动的公共事物(Commons)的研究,这一学派的发展催生了“公共事物治理”这一新兴学科,近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成为受学界瞩目的一门“显学”。2010年,我从印第安纳大学访学归国后,致力于推动公共事物治理知识体系在中国传播和拓展。过去十几年,我带领的清华大学公共事物治理研究团队,围绕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开展了大量研究。近年来,我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公共事物治理的相关课程,2022年基于教学科研成果正式出版了《公共事物治理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公共事物治理知识体系的教材。我和我带领的研究团队形成的学术成果,深受奥斯特罗姆夫妇学术思想的影响,也带有很深的布卢明顿学派印记。
王亚华教授编著《公共事物治理概论》出版发行(2022年)
布卢明顿学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帮助人类理解和增进公共事物治理,而且在于其蕴含的走向“新的治理科学”的重大意义。面对复杂的有机的人类社会,社会科学仍然没有形成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体系,甚至还缺乏科学有效的分析工具。布卢明顿学派围绕这个主题,以制度分析为中心,探究人类制度的内部结构,理解社会运行的深层机制,分析公共政策何以有效。为此开展的长达数十年的学术探索,积累的学术成果十分厚重,为破解人类治理困境,建构新的治理科学开辟了可行道路。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深感布卢明顿学派还融合了东方智慧与西方科学。总体而言,西方科学重视知识发展的专业化,而东方智慧则强调系统论和整体论。布卢明顿学派的研究打破了学科的边界,呈现出了很强的综合性特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卢明顿学派的取向是一种东方智慧和西方科学的调和。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的,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东方哲学采用的”负的方法“,而西方哲学采用的是”正的方法“。前者强调通过直觉感知系统和整体,而后者强调在与形而上学的对象打交道时重视分析和理性推理。冯友兰相信未来哲学的发展是负的方法和正的方法的融合,我在布卢明顿学派的学术成果中真切感受到了这种融合。
记得2014年我再次赴印第安纳大学,重游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故居,看到文森特十几年前在后园种下的一棵幼苗,如今已有数丈之高,一派蓬勃生机。环绕在树丛之中,当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副这样的图景:奥斯特罗姆夫妇就是一对参天大树,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他们辛勤耕耘,在印第安纳孕育出一片森林,成为影响深远的学派,并且通过学生和访问学者,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孕育出一片片森林,装点出越来越多的绿色大地。我当时非常感慨:奥斯特罗姆夫妇辞世了,正如这对参天大树老化枯萎了,但是更多的树木又在世界各地成长着、成材中,焕发着勃勃生机,展示着生命的力量,实践着知识的价值,这就是人类的生生不息,这就是学术的薪火传承!如今来看,布卢明顿学派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特别是通过公共事物治理新兴学科的发展,深度融入了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滋养着大批后来的学子们,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着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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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罗姆夫妇故居(2014年)
时光飞逝,遗憾世间已无文森特和埃莉诺,但他们的故事和美名还会代代传颂!这对学术伉俪没有为自己留下子女,却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因此永垂不朽!
分别十年,时常想念老师,情不自禁写下此文,以表达对文森特和埃莉诺的无限追思,并寄托对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深沉敬意。
(转载自:公共事物治理,ID:China_Commons)
纪念奥斯特罗姆夫妇逝世十周年姊妹篇
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知识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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