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和陈寅恪都是当代极有成就、极富盛名的史学家，并称为“史学二陈”。后来陈寅恪避地南方岭南大学任教，陈垣一直留在北方，长期担任私立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所以二人又别称“南陈”、“北陈”。胡适曾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曾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唯王国维与陈垣先生两人。”
■作者 蔡登山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出生于药材商人家庭。光绪十一年（1885）随父亲陈维启（号励耘，陈垣后来以此为斋名）到广州经商，并于七岁那年入私塾读书。光绪十八年（1892），得读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撰写的《书目问答》，眼界顿时大开。自言找到读书门路，“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次年就开始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光绪二十三年（1897），赴京应顺天乡试，以八股文欠佳，榜发落第。次年设蒙馆，任塾师，一面教读，一面学八股文，迨八股学好而科举已废。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陈垣与潘达微、高剑父、何剑士、岑学吕、谢英伯等人在广州筹办《时事画报》，是为广州有画报之始，而且也是现代政治漫画刊物的鼻祖，他以笔名，撰写了大量反清的政论性文章。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垣曾在广州振德中学短暂担任教师，因其父患肾结石手术成功之故，因而对西医产生兴趣，暑假时考入由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创办的广州博济医学堂。次年因不满美国教师的傲慢无礼，与梁培基等广州医药界名人共同创办光华医学院，自己也转入该校，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讲授生理学、细菌学、人体解剖学等课程。他也撰写了不少医学史和近代医学知识文章，刊登在《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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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陈垣参与创办《震旦日报》并担任副刊《鸡鸣录》主编。该报由广州圣心天主教堂副主教魏畅茂资助，陈垣家居近天主教堂，他不仅与魏副主教是朋友，还由该教堂一法国神父介绍，前往上海徐家汇拜访马相伯，是为其与天主教接触之肇端。民国成立不久，陈垣以革命报人之身份当选众议院议员，并于1913年从广州来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国会，从此定居于北京。而在1912年9月20日，身为天主教士的英华（敛之，《大公报》创办人）和马相伯两人联袂上书罗马教皇，呼请教廷派遣博学硕德之士来华，在北京创办大学，“广收教内外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但此兴学计划却受挫了，英敛之乃于翌年秋季，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小型学校），收有各省教会中青年子弟数十人。“相与研讨经史古文字外，兼及六艺”，“辅仁社”诸生须定期撰文，称为“社课”。1916年英敛之出版《万松野人言善录》一书（按：万松野人乃英敛之自称），当时，陈垣有意致力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却苦于寻不到原本。当他阅读《万松野人言善录》发现英敛之藏有部分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著述时，立即写信求借，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陈垣说：“余之识万松野人，因《言善录》也”，之后他常至“辅仁社”与英敛之谈史论文。1917年5月，陈垣在《东方杂志》发表他平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他在“缘起”云：“此辅仁社课题也。辅仁社者，英敛之先生与其门弟子讲学论文之所。余尝一谒先生，先生在示辅仁社课，中有题曰‘元代也里可温考’，余叩其端绪，偶有所触，归而发箧陈书，钩稽旬日，得左证若干条。”陈垣将二百一十卷、二百多万字的《元史》通阅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全部录出，并查阅了相关的笔记、典章、方志、碑帖。陈垣自学过蒙文，最终考订出“也里可温”，就是蒙元时代对基督教会人士的统称，从而了结了数百年的一桩悬案，也使陈垣在中国史学界一鸣惊人。英敛之对于此文评道：“陈君初搜辑关于也里可温之证据，作十二门，条理分明，论断切当。仆一见之倾服无似，因亟为刊布。”因此从此也开启了陈垣致力于史学的研究，这其中有着英敛之的功劳。
1925年3月，罗马教廷租下北京李广桥西街十号旧涛贝勒府为公教大学，校名沿用已停办的辅仁社，先开大学预科一班，是为辅仁大学前身，由英敛之担任社长（亦即校长），马相伯、英敛之共同推荐陈垣担任副校长兼主讲教师。1926年1月，英敛之去世，临终时以校务相托。因此陈垣就接任北京公教大学辅仁社社长，同年九月出任北京公教大学副校长。从1927年6月，北京公教大学改称辅仁大学，陈垣兼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后正式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出任新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6月21日去世，担任校长长达45年之久，创下教育史上罕见的纪录。
而1926年陈垣出版《元西域人华化考》，元朝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书中西域人主要是指色目人，该书详细阐述元代百年间西域色目人来华后吸收并传播汉文化的状况。譬如讲元曲的贯云石、诗人丁鹤年，他们都是西域人，但汉化后连名字都改成汉人的，你若只看名字又怎知他们是西域人呢？陈垣用了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来当材料，还引用其他史籍二百多种，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该书开研究华化西域之先，材料丰赡，条理明辨，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蔡元培称其为“石破天惊”之作。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著名历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冠三认为该书“论朴实，极类顾炎武；论简赅，直逼王国维；论明白通晓，可敌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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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陈垣与胡适的交往，据考证在1922年2月19日以前他们就认识了。同年三月，北大《国学季刊》编辑部成立，胡适兼任编辑部主任。次年一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出版，当时陈垣在《国学季刊》上相继发表了《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摩尼教残经》和《元西域人华化考》上半部。陈垣的这些论著，可以说和胡适的治学理念是相通的。在1926年7月24日的胡适日记说：“作《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今日作第一部书评，绍介援庵的《二十史朔闰表》。”
至于1928年7月9日陈垣给胡适的信，说他前几天收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对于白话文他有和胡适相同的看法，信中说：“我以为‘白话’‘文言’对待的称呼，根本要不得。所以十四年秋冬之间，写了十几段《白屋文话》，开宗明义，就把文言文的头衔革掉，正其名曰古话文，一名鬼话文；而白话文的名称，也改正为今话文，一名人话文。又把周秦人的鬼话文，称为地道鬼话文；汉代以后学着周秦人的鬼腔所写的鬼话文，称为蓝青鬼话文。从前那些鬼话文家，摇着头说，‘文运古盛而今衰’，无非鬼话越学越蓝青，一代不如一代而已。至于人话文，却断然是文运古衰而今盛。先生以为何如？”两人在白话文的立场，可说是趋于一致的。而在五天前（七月四日）陈垣给胡适的信谈及他完成《史讳举例》八篇，并将叙目寄给胡适。他自言：“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补助科学也。”
1932年8月21日陈垣搬到米粮库胡同一号，和早在1930年11月28日携眷北上、定居米粮库胡同四号的胡适成了邻居，一直到芦沟桥事变爆发有近五年的时光。虽是邻居，但他们还是以通信为主。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中，收录了陈、胡两人来往书信三十六通，写于这一时期的有二十四通，占了大部分。何以故呢？陈垣的孙子陈智超说：“他们都是忙人，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来作长时间交谈，而他们讨论的问题又不是仅靠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用写信的方式，正可以弥补上述两种方式的缺憾，既可以见缝插针，抽出零碎的时间来写信，又可以把电话中说不清楚的问题谈清楚。”
1933年初，陈垣的朋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2月12日，陈垣以北平著名的谭家菜宴请伯希和，前一天便致函邀请胡适作陪。陈垣在信中说：“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盛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在多次宴请中，有次胡适在席间说道：“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需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憾，以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其实早在1931年9月14日胡适日记说：陈援庵先生曾对我说，“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这种“夺回国际汉学中心”想法的不止陈垣一人，还包括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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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11日胡适日记说：“陈援庵先生嘱作他的《元典章校例》序，我久已许他了，今早他送校样来，我细读一遍。”陈垣的《元典章校例》（一九五九年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并提出“校法四例”，第一种是对校法，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校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种是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抉摘异同，辨别是非。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第三种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第四种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胡适说：“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本，校出讹误一万两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
1937年8月北平沦陷，辅大奉教部密令，没有迁移仍留北平八年。陈垣相继写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著作。陈寅恪为《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说是书之特点为“以（清初僧人）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讲在金人占领下的北方人民如何生活和他们反抗金人的历史。陈垣的得意弟子柴德赓说：“这些书名义上是宗教史著作，而讲的内容却都是政治史，他是通过宗教史形式来讲政治史的。”
而最能体现陈垣深明大义、崇尚名节思想的著作，则是《通鉴胡注表微》。宋末胡三省（1230－1302）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校勘、注释和考证，形成了《通鉴胡注》一书，陈垣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是将长期被历史埋没的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和学术思想公诸于世。陈垣自言当时写此书的心情云：“同人同学屡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这书费时三载，用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精密考证而已，是陈垣所撰之最后一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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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和刻苦，他著作宏富等身，成就斐然于世界，对此与陈寅恪、援庵先生有数十年交谊的方豪院士有如下的评价：“大抵陈援老精年历学、金石学、校雠目录学，故其考证史学诸文字，皆精确不可易，较之干嘉诸老如王凤喈、钱晓征、赵瓯北辈，犹近一层境界；而其对宗教史、《通鉴胡注》之研究，筚路蓝缕，殊为一代开山，且非当代史家所能及也。至于寅恪先生，早承家学之渊源，博通经史，稍长又留学美欧，刻苦钻研佛学与东方古文字，其掌握语言之赡富，不惟当代一人，简直古今无有。至其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之成就，固世人所共喻，国际间亦有定评，无庸多赘。其晚年兼涉唐代及清初文学之研治，除运用近代文艺批评理论，并辅以多种语言工具外，尤能联系当日时事以探求作者所用之‘今典’，及诗、史互证之法，此为今日治文、史之学者，开辟无数新途径。是故，史学之二陈，恰似泰岱之对峙，江河之争流，各胜擅场，实无须轩轾也。”洵为知言。
而陈垣最重史料的搜集，常以“竭泽而渔”而自况，对此其弟子、著名书画家启功说：“（老师）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至于用几条，怎么用，那是第二步的事。”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耕望也说：“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即为佳例。……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踰先生者。”都是不刊之论。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