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新常态，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随之改变，每个人都在试探性地寻求某种类似于更好的常态化的东西。对世界上最酷社区的年度排名也根据大环境改变了优先事项。食物、夜生活、文化，都很重要，但社区的精神、复原力、可持续性，同样重要。
作家丹·布特纳(Dan Buettner)在建立了15个衡量幸福感指标后这样说道，“幸福不是巧合，而是开明的管理者有意识地做出改善当地人生活质量决定的结果。”
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福州和更多城市，方兴未艾的城市更新运动正在让我们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广州
有机更新的快乐
宋刚：竖梁社联合创始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现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
2006年我从清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当年最后一批后职业化研究型建筑学学位(March Post Professional Degree)。3年后入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完美地避开了中国房地产起飞的那几年。
做了老师后，我发现自己没有“躬身入局”的经验，无法面对学生“坐而论道”。于是在2010年，我开始了自己的实践。当然，教书后在老师和职业建筑师的角色之间切换，内心一直斗争到现在。
曾经的留学经历对于我这样一个小镇青年影响是比较大的。康奈尔大学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一个名为伊萨卡(Ithaca)的小城，一个很希腊化的名字，同时还有个漂亮的中文译名“绮色佳”。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去美国留学，就曾在这个手指湖(Finger Lake)旁边的大学城学过绘画。校园里有湖、峡谷，冬季被孤独笼罩，让人对自然产生一种敬畏和热爱。我喜欢坐在校园的大斜坡望着远方，后来回去过，却再也找不到曾经的感觉。
伊萨卡实在太小了，如果坐飞机前往，一般要飞到旁边一个稍大的城市雪城(Syracuse)。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美国城市的另外一面：破旧的街道、空无一人的社区、偶尔经过马路的居民。附近的水牛城(Buffalo)也面临着衰败，城市中心基本等同于贫民窟。
2013年我在洛杉矶待了一段时间，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设计的迪士尼中心的金属幕墙反射的强光让我心有余悸。这些零零散散的体验让我意识到，城市不是永远美好的。
时间回到2010年，我和同学钟冠球开始了实践，后来我的研究生同学朱志远也加入进来。发展至今，又多了好几位搭档。工作室在最早几年没有什么正经项目，那时刚好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一些不靠谱的项目磨炼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工作室的名字为“竖梁社”，这本身就隐含了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地做点能够落地的作品。
“竖梁社”是拉丁文群落(Coenosis)的意思，代表着牵引着城市生长更新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力量。
我和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钟冠球做过一些厂房改造，再加上作为年轻的设计师，很难有新建项目机会，反而是旧物业租赁市场的兴起给我们带来了更新改造的尝试机会。
在广州亚运会的契机下，珠江啤酒厂琶醍的改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项目。我们将建筑以地景的形式与周边环境融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这个项目又因为轻轨的修建而部分拆除，我们又继续在珠江啤酒厂继续各类实践，一直持续了12年，贯穿竖梁社成长的始终。
这12年，我们亲历了广州核心区的快速发展，啤酒厂周边也从一片农田变成高楼林立的电商总部区。
2016年，广州开始了老城复兴的探索，我们有幸参与了永庆坊(一期)的改造。这个项目产生了非常大的社会意义，包括“微改造”、“绣花功夫”这些脍炙人口的语句都出自它。也是从这个项目开始，以广州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彻底地进入了存量时代。
B.I.G海珠湾创意园内白墙与红砖交相辉映，让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年轻、时尚与梦想。
在更新和改造的过程中，和原住居民之间的故事很多时候和“吃”密不可分。我们在开平做过一系列项目，每次都会去赤坎老街吃一碗传统的黄鳝饭和豆腐角。后来老街经过改造，再也见不到用木柴烧的、放着厚厚油脂的小吃了。
这几年，我们也发现城市、街区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关注社区活化，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来。比如永庆坊一期开始前，一些年轻人组织了“恩宁路小组”学术团体，做了很多推动老城保护的工作。
在佛山，我们结识了“同济再拾”，和他们的交流总是很让人愉悦。他们组织各种工作坊、讲座，推动社区居民去认识老城，以众创的方式进行社区营造，身体力行参与其中......正因为这些热心的年轻人，才让城市变得非常美好。
深圳
城中村的新生
黄楠：深圳万科社会品牌事业部合伙人
2019年我们正式启动南头古城的活化，2020年8月正式开放了南北街，随后是东西街，十字主街正式落成，if工厂以及由物物集、光合社组成西集陆续开放，对这里的活化没有休止符，城中村在被激活，人们开始在背街小巷自主地焕新和美化。
关于南头古城既要重现“粤东首郡，港澳源头”的辉煌，又要融合湾区人文，打造“湾区文化地标”，历史文化的重现，城市活力的提升，多元文化的植入，都需要用心考量。
南头古城有992栋房子，古建筑占比不超过5%，地下是文物埋藏区，地上是像龟背一样六纵一横的肌理，这些都是需要被保护的部分。
新到来的定居者安心扎下来，变成南头古城的一部分，也为古城带来新的改变。
我们和村民、街道、基层社区一栋栋去谈，把房子统租过来，经过微改造，让居住的舒适性有所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保留了它的所有肌理，希望它是一个多元、包容、鲜活、复合的社区，能代表这个城市的精神和40年的发展历史。
最终它包容进了各种业态，有高端精品酒店，也有价廉物美的民宿，还有来自深圳本土的有个性好的设计、主理人和品牌。除了喜茶全国第一个手造店，现在的古城共有110多家商户。
时尚和创意推动了城市的正向发展，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未来似乎正在到来。
南头古城是深港文化之根，所以来自香港的襟江酒家、天后站、麦记云吞面，还有澳门的奶茶都纷纷加入进来。九街糖水的老蔡是1989年从湛江来到深圳的，1995年在南头古城开起了糖水店。除了便宜，糖水店还是全村人交流八卦的地方。店里新鲜应季的香芋是主打，很多人慕名从很远的地方来吃。
我们还重新梳理了古城和中山公园之间的连接。原先楼下有一个非文物庙宇，它是古城人的精神信仰，但堵住了去中山公园的路。经过协调，我们把精神信仰移到关帝庙，做了一个新的雕塑，还请来越南籍国宝设计师武重义在古城北边做了竹屋。竹屋经济环保，越看越美。天气炎热时，居民会在那儿做一些缝补的家务，清洁工打扫完卫生也会留步小憩。
文｜Gao
图｜仲春之会
北京
生长的街道
孙群：北京科意文创创始人，参与创办了北京国际设计周、苏州国 际设计周、海南国际设计周
我先后通过组织设计周活动了解了北京大栅栏、白塔寺、天桥、草场地、751设计公园、苏州桃花坞、平江路、海南的骑楼老街等项目。这些年，一直在为城市更新导入更好的观念和资源，提供更好的传播。虽然身份没有变化，但是作为一个设计传播者，我对中、西方叙事的差异性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在我看来，老城区不是开发区，而是文化、文明的载体，是历史的现场，归根结底是人。因此，我非常同意原负责大栅栏更新项目的贾蓉老师的观点——城市更新最底层的逻辑就是社会创新和社区再造。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能抛弃所谓“整齐划一”的景观、“高端大气”的品牌。
2014年第14届威尼斯建筑艺术双年展中国城市馆“穿越中国，从北京出发”展览现场。
我们在2011年接触到大栅栏街区，在西城区和当时的属地管理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做了创新性的尝试。2014年，我们用它作为城市更新案例，推到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国际舞台上。这块拥有6万名居民的地区之所以特别，在于它成功地“抵御”了周边城市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拆迁脚步。
冯婷是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项目的开拓者，很多工作都需要和社区的原住民打交道。我记得她说过，设计周刚进入大栅栏时，很多居民不知道我们来做什么，大家没有积极性。后来发现我们在街道上帮着做公共家具，划停车位，解决老房加固问题，开咖啡、首饰店，设计周的时候来了很多游客，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才大大提高了。
历史悠久的老物件儿见证了北京城的变迁。
后来再办设计周时，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叫回来，帮我们打扫街道。这些小事让我们非常感动，一个社区的再造，就是多方信任感的建立与维护，不是单纯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2017年，基于我们与原研哉先生开展的CHINAHOUSEVISION项目的研发工作发布了“理想家文创社区1.0宣言”，提出的10项实现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包括：
1.尊重、包容多元化的社会群体；
2.共建共管的“小微社会”；
3.既智慧，又绿色；
4.拥有文化的新地标；
5.鼓励代际融合与协作；
6.构建鼓励终身学习的平台；
7.建立都市农业、本地农场的低碳化供应链；
8.因时而变、因人而变；
9.鼓励艺术创作与工艺创新；
10.创新决策机制、推动协同发展。
我想，如果能够达到3个以上的标准，就算是美好宜居的社区了吧。
上海
小改变大不同
陆洲：Nice公社社长
我很喜欢芬兰的自然环境，人少、植物和动物比较多，想在回国后也找一个类似的氛围，比如做田野研究之类的工作。
我的博士课题选择了乡村，因为“设计丰收”(将社会大问题的解决和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结合起来的组织)也就是现在NICE公社的主要运营单位，在最初的10年都是关注于城市近郊的乡村，并且在崇明岛的仙桥村深耕了多年，有一片良田、几处大棚和三个民宿。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继续博士深造，做了一段自由职业，发现很难找到社会创新的项目，成就感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时，我的导师，也是NICE 2035项目的发起人娄永琪老师给了我其他几个选项。
娄老师一直关注由设计驱动的社会创新，所以有些前瞻的观念和项目，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同济完成的，又是上海人，深思熟虑后，我加入了NICE 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上的好公社项目。因为人手有限，当时的全职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寄希望于设计会立刻带来伟大的改变，而是一边做，一边发掘更多资源，逐步靠近理想的目标。
从2015年开始，一些工坊和实验室搬进了四平街道。第一个迁至院外的是玻璃工坊，选址为铁岭路上原来的麻辣烫店，距同济大学只有8分钟的步行距离。这间工坊是与上海玻璃博物馆合作建立的，现在由孙捷教授领衔的“当代首饰与新文化中心”管理，已经成为学院与公众共享的开放式玻璃工坊、实验室、画廊和社区艺术中心。
2017年，与学院一路之隔的废品回收站被改造成同济—麻省理工上海城市科学实验室，聚焦开展数据驱动的城市设计研究。之后，“上海生活实验室”和“DESIS 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实验室”搬进了同一个空间，临街的选址以及长期扎根社区的研究为实验室赢得了“街角实验室”的美誉。
西比奇教授和陆洲在好公社门前合影。
2018年2月，四平路1028弄的“未来生活原型街”正式启动。这条弄堂是鞍山五村的一条内街，多层住宅底层以五金、配料、仓储等商户组成，与居民生活关系不大，噪音和冲突却不小。学院和街道合作，保留了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便利店、洗衣、修配、清洁服务等功能。
首先落成的是NICE 2035众创空间，约750平方米的空间里容纳了朱哲琴声音实验室、Fablab-O创客工坊、唐硕xthinking、连联新材料实验室、设计丰收乡村实验室、安吉尔水创新实验室等，门口是“内里百货”的一个展示空间和无人店。
我们一直期待着三区联动(社区、园区、校区)，但是在起步时，租客把这里当成办公区域，和居民的互动并不多，有些冷清。2019年6月，娄老师发起的众筹众创项目“好公社”(NICE Commune)建成，空间里包括一家咖啡馆、一间共享厨房、一个共享多功能厅、若干共享办公和初创公司，每一个单元都在捣鼓这个老住宅区前所未有的生活实验。
共享厨房不仅让捉襟见肘的住宅空间里的居民可以体面地举办一次家宴，也为众多私厨、社交创业公司提供了新的合作伙伴。
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式改变了大家对居家空间标配的一般理解，还得到了阿尔多·西比奇(Aldo Cibic)教授的积极响应。他说，如果能在这里喝到地道的意式咖啡，他就可以住在这个社区。
通过“美丽街道”项目的支持，由西比奇教授领衔设计的街道环境提升项目于2020年初完工。这些轻改造用极低的投入确定了内街的调性，传达了社区草根性、前瞻性、创新性、国际化等多元融合的特征。
2020年7月，在好公社的支持下，寻豆师路易斯在小巷深处开出了人生中第一家咖啡馆Punchline。后来，这个“路很难找”的咖啡馆居然长期雄踞杨浦区大众点评的高位，还曾一度高居榜首。同时，西比奇教授在社区租了一套34平方米的一居室，由他亲自设计。2020年10月底，西比奇教授从意大利回到同济时，欣欣然喝上了他的第一杯意大利咖啡。
开在上海弄堂深处的Punchline中国首店。
2020年年底，现有空间已经变得饱和，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初创企业开始集聚，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空间来承载这些新需求。
于是，NICE 2035正式拓展到800米长的赤峰路(20年前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起点)。公社发展愈发顺利，我想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我记得Nice公社开张前，我问娄老师有没案例可以研究参考，娄老师说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因为我们在做一件全新的事。
用心出品，坚持自己烘焙咖啡豆。
很多人认为我们做的叫“社区更新”，设计师可以做的是物理和空间方面的改造，这方面我们尝试了，更多背后的逻辑是在运营角度上加入设计思维。社区里有很多资源可以去挖掘，产生共创，从而带来创新力。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他们从社区获得什么，社区就是什么，发挥每个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城市的创新才能活起来。
图片提供｜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设计丰收
福州
城市更新的探险
李中伟：Lab D+H SH执行合伙人、创意总监 ( 上海 )，美国景观设计师学会会员
从天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宾大继续深造。因为当时看到了德国当代著名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Peter Latz)设计的德国鲁尔区的北杜伊斯堡公园。它更像是一个独立创作的过程——没有赏心悦目的平面，没有系统的诗篇，只有最简单的设计。
而那个时候的我还在国内“抄”着其他设计，彼得·拉茨的设计从内心深处激发了我对城市更新的兴趣，希望能够去宾大向他学习。
在宾大，我接触到了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的高线公园，这让我对于景观设计师主导下的城市更新更有信心。
毕业后，我顺理成章进入JCFO纽约事务所，接触到了多个全球重要地标项目和国际竞赛。为了接触更多中国的项目，一年后我加入了SWA洛杉矶办公室。在随后的三年中，吸引我在景观设计领域继续前行的依然是中国的城市更新，我渴望深度接触并让理想扎实落地，因此我决定回到上海，与朋友合伙创立了Lab D+H Shanghai。
2016年之前，大多数的城市更新都是由建筑师或规划师主导的，没人认为景观事务所可以在更新中起到积极作用。那时候，如果要更新一个城区，先拆除，再建一些“仿古”的东西，比如天津的鼓楼商业街，原有居民被迁出，商户入驻。这样的更新很快，但失去的也很多。
随着越来越多设计师投身进来，大拆大建逐渐走向了“微更新”。没有了拆除，居民留下来，城市中具有生活气息的街巷空间也被保留下来。这一转变为景观设计的进入提供了可能，通过“针灸”的方法改变公共空间，留住烟火气与乡愁。
烟台山位于闽江南江滨沿线，至今仍保留着百年前原生态的山地街巷，在城市高速建设发展的背景下，这里成为一处人们愿意漫步驻足、品味记忆的空间。
烟台山乐群路社区的复兴是通过一种克制的景观设计方法进行的适应性城市更新项目，为了尊重当地特色，设计之初我们就对所有的历史记录进行了全面审查，甚至压抑了设计师的“欲望”，以“考古的方式”在图书馆里查阅100年前传教士拍的老照片，将照片中记录的老城形制、肌理、空间以景观的方式“复建”出来，以大量真实的细节留下独特记忆点，修复出一个原汁原味的烟台山。
现在的烟台山成了福州最著名的婚纱拍摄地，在石厝教堂还能看到当时的古银杏树。法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的记忆也逐渐被找了回来。走在烟台山乐群路上，你会觉得这条路存在了上百年，其实它是近几年才建成的。这个项目获得了2021英国皇家景观协会奖，我想获得这份认可的原因很简单，实践中的材料都是回收的，做法是质朴的，在可持续性以及社区融入等方面是高效的，我们一直在用最少的设计，最大化地解决城市更新中的问题。
小孩子在街区的低喃细语中，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如果用心观察，你会发现每一座城市都是不同的，在历史的积淀中，城市的气质也千差万别。保留历史空间与注入商业气息两者的平衡点就是抓住每个城市独特的记忆点，回收当地材料，用最质朴的方法做设计，那么这样的空间建成后一定是独特的、具有生命力的，而这种生命力也自然会为商业赋能。
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也是“有机更新”的核心，城市多样性的核心是人的多样性。城市更新最怕所谓的“士绅化”——街区经过改造，环境提升了，但是房租上涨，导致低收入人群和低端业态流失，人群变得单一，城市烟火气也没了。完美的更新是“有机更新”，既希望通过活化带来新的人群，同时也不失去社区原有的魅力，留住记忆和乡愁。多元的城市，多样的人群，才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