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中，陈寅恪可说是卓越而有极大贡献的学者。他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语言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史学方法等领域的杰出成就，可说是为世人所瞩目。因此论者以为，“民国以来，堪称大儒，有‘教授之教授’之称的，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义宁陈氏”更是为世人所称颂，他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蔡登山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是晚清湖南巡抚、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之孙，大诗人陈三立（散原）之子。在江西修水桃里乡的上竹塅，横亘着一栋雕檐翘角的高大祠堂，就是“陈家大屋”。在“陈家大屋”前有两件重要的文物：一是陈宝箴在咸丰元年（1851）中了举人的旗竿石；一是陈三立在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的“旗竿墩”。上面还刻有“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的字样。许多传记作家说陈三立在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是不正确的，当是三年后的光绪十五年，以刻石为铁证。陈宝箴在位期间，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整饬吏治、兴办实业，并开办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武备学堂。陈三立亦协助其父亲，父子通力合作，使得昔日闭塞落后的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可惜的是仅仅三年，政坛风云突变，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去官，三立亦受到革职处分，远大的政治抱负尽付东流，父子两人只能“往往深夜孤灯，相对唏嘘，不能自已。”
宝箴回到江西南昌“崝庐”，虽自放山水间，仍难掩心中之痛。光绪二十六年（1900）去世，享年七十岁。
陈寅恪留学欧美时留影。
有关宝箴之死，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病死，有的说是慈禧派人赐死的。
父亲之死，使得陈三立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中国政坛少了一位智士，而文坛多了一位诗家。他将满腹幽忧郁愤尽泄于诗文中，被称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他的诗歌代表了“同光体”诗派的最高成就，亦成为近代江西诗派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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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因家学渊源，早年就打下国学基础，后来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具备了阅读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蒙古语、藏语、满语、梵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其学习科目，主要为古今各国语文，及中国边疆民族语文，次及哲学宗教，似亦稍涉社会科学。最使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寅恪负笈四海，学贯东西，却连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
曹云祥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
梁启超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启超答：“也没有。”
曹云祥拒绝：“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云祥一听，十分震惊，这才同意聘请陈寅恪。于是陈寅恪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1948年在清华大学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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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好友吴宓住工字厅后院“藤影荷声之馆”，而寅恪亦住工字厅宿舍与吴宓为邻。陈寅恪首开的课是《佛经翻译文学》，后又担任《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文法》等课程。1927年6月2日，同为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排云殿鱼藻轩自沉于昆明湖。他留下遗嘱，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句。
陈氏兄弟1898年合影（左起第四人为陈寅恪）。
对于王国维之死，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认为殉清者。陈寅恪与王国维相处虽短，情谊却深。对于王国维之死，他的看法是：“王氏志洁行芳，而所托身之文化传统既坠，根本失而枝叶亦无所附着，故不得不死。”他写下了一篇被人们称作“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为之辩护。
清华大学王国维纪念碑背面碑文为陈寅恪所撰。
1929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决定集资，由梁思成设计，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竖立纪念碑于清华校园工字厅东侧，碑文由陈寅恪撰文，陈寅恪在碑文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体现了他对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学者夏中义在接受我的访谈时说：“中华民族的人文学术事业真的要后继有人、香火不断，没有陈寅恪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以自己的生命去践履这么一种血色碑铭的人，中华民族的学术事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能渴望或渴求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民众，像我们那样珍视学术，把学术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从陈寅恪的身上得到一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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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院仅四年就结束了，陈寅恪转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并为两系的研究所开专题课。这时他的研究方向已从佛教史研究扩大到中古史的研究。陈寅恪常说他“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所谓“不古不今”就是指中古史那一段。从任教清华到“七七事变”，大约十年间，是陈寅恪读书最勤、研究最力、收获最多的时期。他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与序跋。他旁征博引、环环相扣，扎实的知识不仅赢得了学子的心，也成为其他教授请益的对象。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当时像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一流学者，都去听过他的课。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北平，陈寅恪在料理父丧后，始携一家仓皇逃离北平。几经辗转，艰困，得至长沙。而由于时局变化，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往云南。于是陈寅恪带着全家再往南行。终于在1938年春节前抵达香港，夫人唐篔因沿途劳顿，心脏病发不能再走，陈寅恪遂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授课。秋天后，西南联大又迁昆明，陈寅恪在联大讲授“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经翻译文学”等课。1939年陈寅恪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书从不同角度系统地考察了隋唐制度的渊源和演变，是陈寅恪贯通中古史、以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研究历史的极具创见性的丰硕成果。
陈寅恪1940年在香港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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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发出聘书，聘他为该校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在1939年及1940年夏天两次到香港准备赴英，但终未成行。赴英未果，陈寅恪只得暂在香港大学任课，他在港大上学期讲“唐史”，下学期讲“唐代文学”。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陈寅恪离开港大闲居。直到1942年5月5日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后任教于广西大学。这时期他写完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书集中探讨唐代政治制度、统治集团、党派分野、内政外交等问题。其研究之精细、议论之紧凑而富说服力，实为罕见。战火南逼，陈寅恪再度挈家逃难，辗转到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这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此书以诗文证史，考其古典、求其今典，可谓独具慧眼，亦为他日治文、史之学者，开辟无数新途径。陈寅恪家学渊源，堪称一代诗人，虽然他从不以“诗人”自居，但他的诗却别具胸怀。1945年春，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导致失明，虽住进成都医院手术，但并未成功。当年秋天又远赴英伦治疗，但因成都手术失败导致视网膜皱在一起，已经无法弄平了。返国后，他重回到阔别九年的清华园，回想当年的种种，而今目盲身残，可说是百感交集。但尽管如此，他从不考虑他的身体，他分别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开了课。1948年12月25日陈寅恪和胡适夫妇等二十余人搭机至南京，又搭火车到上海住俞大纲家。傅斯年一再地发来电报，催促他随国民党政府一道到台湾，陈寅恪婉拒了，他决定留在大陆。
陈寅恪一家1951年在广州拍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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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6日他从上海搭船到广州，从此他再没有离开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等人在码头上恭候，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仍任中文系、历史系合聘的教授，讲授的科目有“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课程。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也动过重返京城的念头，后因故未能成行。从他的诗中，能看出客居岭南的某些情绪。学者夏中义说陈寅恪有着一个纯粹、刚正的学人的风骨。这种风骨是不会为权力折断的，这种精神，也正是知识分子该有的珍贵品质。
陈寅恪1959年在广东中山大学留影。
1953年9月起，陈寅恪开始撰写《论再生缘》。陈寅恪认为该书是弹词中空前之作，作者陈端生更是当时无数女性中思想最卓越之人。在完成《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在目盲足膑下，靠着助手黄萱的协助查阅一千多种文献，经十年岁月，完成了八十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该书可说是陈寅恪一生的呕心沥血之作。陈寅恪在早年就已经喜好钱牧斋的诗文，到抗战时，在昆明得到常熟钱宅红豆一颗，使他重燃旧思，重读《钱牧斋集》，尤其对钱牧斋与柳如是的一段情缘，特感兴趣，他发愤重新笺注钱柳诗，而在笺注过程，陈寅恪发现柳如是不仅是后人所视之的名妓，更是一代才女，其才华与性格更不是当时的士大夫所能及的，即令钱牧斋也相较逊色，于是他将原来的书名——《钱柳姻缘诗释证》改名为《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成为书中的主角。在书中陈寅恪除通解钱、柳诗词外，并将“孤怀遗恨”的历史感遇写出。他对柳如是同情而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佩服其民族气节。这也是陈寅恪自己所说的“著书唯剩颂红妆”。陈寅恪将柳如是视为异代知己，他更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金明馆”“寒柳堂”都可为明证。陈寅恪的考证，素以细密而闻名，他为人所称道的是“以诗证史”，在《柳如是别传》中，他更是发挥所长，陈寅恪“以传修史”，《柳如是别传》可说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明清交替之际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字各层面，可说是陈寅恪在明清史的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陈寅恪1950年在岭南大学的住所及上课的教室（二楼走廊）。
陈寅恪很欣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希望像司马光那样写出不朽史书，但战乱、眼睛失明，使他计划落空。史学家汪荣祖就说过陈寅恪：“他佩服《资治通鉴》，它是一个大叙述，把这个历史的事实叙述出来。因为他有这么好的一些发现，假如再经过一些叙述，那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品，可以媲美英国大历史学家《罗马衰亡史》大部头的著作。这个当然有受限于时代战乱等因素。后来因为他晚年身体的原因，先是抗战末期眼睛失明，上世纪50年代又把脚跌断了，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当然也限制了他的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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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到广州探视他，陈寅恪将他编定的书稿托付给蒋天枢，陈寅恪还特定为这次相见写下了《赠蒋秉南序》一文，论者认为那是陈寅恪的最后遗言，尤其是“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更是陈寅恪一生的写照。陈寅恪晚年开始撰写自传性的《寒柳堂记梦》，到1966年完成七章，那是一段血泪凝成的文字。他力图为世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但文革风暴旋起，文稿至今下落不明。文革初起，红卫兵冲入大学内，赶走陈寅恪的得力助手黄萱与护士，目丧足膑的陈寅恪只得在夫人唐篔的扶持下苟活，后来革命小将不断来抄家，陈宅已荡然无存。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已住了十六年的家。同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心力衰竭及肠梗塞中，走完他七十九岁的人生旅程。
四十五天后，他的夫人唐篔亦追随他于九泉。
人们再也看不到康乐园那栋红砖小楼前，陈寅恪夫妇沿着白色水泥路，蹒跚走来的身影。陈寅恪的故去，也给历史文化的长廊，留下巨大的空寂。直到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才总算听到他的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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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作为一个学问家，他的视野是国际性的。学者葛兆光就说：“从学问家的角度而言，陈寅恪的意义在于真正使中国学术有国际视野。刚回国的那段时间，他实际上是和国际学术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视野开阔，方法多样，观念很新。他最大的长处是非常扎实，文献数据非常清楚，而且他绝不以那个罕见的少见的东西来炫耀。”陈寅恪是西学东渐、活跃于“后五四时代”的学者。他既有干嘉朴学的深厚功力，又具有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对话的深湛素养。综观陈寅恪的一生，有令人羡慕的才华与家学，也有令人扼腕的失明与膑足。但他的学问与人品，始终为人所敬仰，成为后世的典型。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寅恪写下《己丑元旦作时居广州康乐九家村》七律一首：
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橘黄蕉斗岁新。
食蛤那知今日事，买花弥惜去年春。
避秦心苦谁同喻，走越装轻任更贫。
独卧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渡江身。
诗间可见“作岭南人”的欣喜，但也有难以排解的怅惘，如阴影无法拂去。此年陈寅恪已经六十岁。在岭南，他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在去世前几年，陈寅恪已为终身伴侣唐篔拟定了一副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一字一句撕心裂肺，咏叹出真正的绝唱。
（感谢学者刘经富先生提供部分陈寅恪照片）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