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劫难的上海大戏院

图1：1927年，上海大戏院(北四川路虬江路口，正门开在北四川路上)

图2：上海大戏院开幕广告(《申报》1917年5月17日，第13版)

图3：曾焕堂与夫人、儿子合影(网图)

1917年5月17日，在毗邻租界的北四川路523号(今四川北路1408号)虬江路口的中华大戏院(后易名同庆戏园)旧址上，上海大戏院(Isis Theatre)揭幕开张。戏院为二层仿美新式建筑，正门面向虬江路，楼下是正厅，二楼正面为楼厅，两侧为包厢。早期以放映欧美影片为主，间演粤剧；晚期则由俄侨经营，专映苏联电影。开张首映连集最新侦探大片《妖党》（头二本“强盗扮捕头”），并在《申报》刊登大幅广告(1917年5月17日，第13版)：

图4：中国影戏事业领袖之合影(《申报》1923年10月10日)

当时，申城虽已有十来家影戏院，但全部由雷玛斯等外商投资经营，而上海大戏院的大股东为大世界老板黄楚九之女婿粤商曾焕堂，他开华商影戏院之先声，一举打破外商垄断沪上影院之格局。1923年10月10日，《申报》刊出一张“中国影戏领袖之合影”(图4)，12人当中只有两位华商，即曾焕堂(上海大戏院总经理，红箭头所示)和何挺然(上海大戏院经理兼干事，之后创办北京大戏院)，其余皆为西人，如百代公司、美国联合美术影片公司、环球影片等公司的经理或驻远东代表。上海大戏院的影响力和行业地位可见一斑。曾焕堂用古埃及神话女神伊西斯(Isis)之名作戏院外文名，祈望戏院得到女神之佑护。但事与愿违，这家对中国早期影坛产生独特影响的影戏院却屡遭劫难，存世仅20年。那是后话。

上海大戏院开办初期，为曾焕堂与意大利人罗乐(A.E. Lauro)等合伙经营的，且罗乐是戏院大股东(图5)。但这只是曾焕堂的权宜之计。1920年2月，曾焕堂在岳父黄楚九的资助下，以大利公司名义买下上海大戏院的其余股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商独资经营第一人(图7)。

曾焕堂深谙商道，为谋求更大利润，他还涉足制片、放映、代理经营、电影学校等方面。

1924年9月1日，中华电影公司宣告成立，黄楚九、袁履登、曾焕堂等出任董事，曾焕堂则兼任总经理。同时，公司附属的中华电影学校也随之成立，在首批录取名单中，有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皇后”的胡蝶，还有徐琴芳、刘汉钧、黄筠贞、萧英、周空空、高梨痕、舒廷浩等。电影学校由曾焕堂亲任校长，洪深出任教务主任。曾焕堂将影院作为校外课堂，除了校内上课外，学员还有每周两次免费上影戏院观摩学习的机会。但不知何故，开张不到半年，因股东间意见分歧，中华电影公司及中华电影学校就宣告解散。这对曾焕堂投身电影业是一大打击。

图5：上海大戏院，虬江路北四川路角，业主、经理罗乐(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1918年1月 0103 版)

图6：上海大戏院，北四川路虬江路角(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1919年7月 0108 版)

图7：上海大戏院，北四川路虬江路角，业主曾焕堂，经理何挺然(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1920年7月 0125 版)

图8：上海大戏院(Isis Theatre)，闸北虬江路424号(北四川路角)(1928年《上海商业名录》截图)

上海大戏院在招揽观众、提升影院影响力上，可谓动足脑筋，出尽奇招。如1923年2月20日(正月初五)，新年伊始，上海大戏院在《申报》上刊登广告，为外国影片悬赏征求中文片名。新片英文名是“The Purple Riders”，为电影名家左兰姆毕生之杰作。影片既有天然之美景，实地写真，又有勇武之拳术，别开生面。对题赐美名被录取者，戏院将敬赠英洋十元。

在当时的上海电影观众中，的确有不少人精通英文，直译这样的片名，真是小菜一碟。但要译出一个传神的片名并非易事。戏院登在《申报》的广告中，将空缺的华文片名处印上三个大问号，摆尽噱头，赚足眼球。“如蒙应征者，请即晚至敝院参观头二三集之新片后，依照事实，题以美名，书于说明书中应征券之上，投寄本院编辑部……”（《申报》1923年2月20日，第21版）广告一经刊出，应征者纷至沓来，一时观片者如潮，戏院的名声也随之远扬。戏院花十元英洋“悬赏征求”，打着“新年之游戏”的旗号，实为名利双收之绝佳策划。

不久，戏院收到了一千余封应征函，其中不乏绝妙的译名。而戏院最终只取一名，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一周后即2月26日，院方应征截稿，初选出六个译名。后选出孟静阶的《遗产毒》与女学生庞静闲的《奇冤劫》两个片名进行角逐。最后，孟静阶的译名以“与此片情节颇称吻合、且亦颇动听”为由胜出。戏院随后又在《申报》上大篇幅刊登“题名《遗产毒》影片之理由揭晓”一文，为应征片名游戏划上圆满句号。

图9：1931年3月，上海大戏院上映范朋克主演《驯悍记》

图10：上海大戏院放映《复仇艳遇》之广告(《申报》1936年10月9日)

1932年12月中苏复交，国民党政府允许个别电影院上映苏联影片。次年2月16日，上海大戏院首次公开放映苏联电影《生路》(原名《人生大道》)，从而开创了中苏复交后放映苏联电影之先例。2月19日夜，鲁迅先生偕夫人许广平前往上海大戏院观看《生路》。此后三年多，鲁迅因苏联电影与上海大戏院结缘。据《虹口文化志》记载，鲁迅偕家人或与友人在上海大戏院观看的苏联电影有《傀儡》、《夏伯阳》等24部，计26场次(注1)。

鲁迅平时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上了，看电影和坐汽车对他而言是“最奢华的生活”。许广平先生在《鲁迅怎样看电影》一文中回忆道，鲁迅先生“工作的过分忙碌，是没有余暇想到娱乐的。在初到上海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急急忙忙赶去看电影，有时恰巧鲁迅先生去访问不遇怅然而返的时候，他往往会含着迷惘不解的疑问说出一句：‘为什么这样欢喜去看电影呢？’那时他常去的地方，是书店或图画展览会……但偶然也去看电影，却不多，比较多的时候，是后来的几年。”(注2)鲁迅晚年之所以看电影的次数多了起来，除为了“增加一些知识”外，更多的是想“苏息一下，苏息之后，加倍工作的补偿”。既然去了电影院，就要享受一下。他考虑到许广平患近视，特意选择楼上第一排，有时多花点钱，选择“花楼”座位，以避人耳目。

鲁迅看电影一般不挑戏院，而重影片内容。但他尤爱去上海大戏院：一则因离家较近，乘车步行皆方便；二则它是苏联影片的头轮影院。对苏联影片，鲁迅“每场都不肯错过的，比较上最使他满意的了。最后看的一次《复仇艳遇》，是在他逝世的前十天去看的，最令他快意，遇上朋友就介绍，是永不能忘怀的一次，也是他最大的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注3)。

1936年10月9日，上海大戏院首映根据苏联天才诗人普希金中篇小说《杜勃洛夫斯基》改编的《复仇艳遇》。次日，鲁迅与许广平前往观看此片。这是鲁迅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10天后，鲁迅与世长辞。看完电影后，鲁迅即致信好友推荐此片：“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Dubrovsky by Pushkin）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1936年10月10日《致黎烈文的信》。注4）；“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Dubrovsky（华名《复仇艳遇》，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1936年10月10日《致黄源的信》，注5）

图11：1932年1月17日，上海大戏院上映约翰吉尔勃华雷史皮莱两大明星合演杰作、风流狂浪热烈诙谐巨片《水手本色》

图12：上海大戏院，业主扬子游艺公司(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1927年1月 0145 版)

图13：上海大戏院，业主Yangtse Amusement Co.，经理卢璧城( 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 1930年1月 0153 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一时间申城黑云压城，血流成河，闸北一带更成为白色恐怖的重灾区，整个上海一片凄凉。上海大戏院当时因地处闸北，顿时观众如退潮一般，门可罗雀，只能被迫歇业。

扬子游艺公司接盘上海大戏院后，借机投下巨资改造戏院(注6)，并将影院正门从虬江路移至日趋繁华的北四川路上，将座椅全部翻新，使影院焕然一新。经过半年改建，上海大戏院于1927年10月15日重新开张，以滑稽大明星裴开斯登主演的喜剧片《最后之胜利》作为开幕片，各档票价虽相应上浮，营业状况却十分火爆。上海大戏院虽躲过一劫，但接下去的10年间又连遭磨难，命运多舛。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上海大戏院营业已回暖时，曾焕堂为了给内兄黄钟甫还赌债，忍痛割爱，将戏院全部股份转让他人。继中华电影公司及其电影学校解散之后，曾焕堂又遭致命一击，从此彻底告别上海大戏院，结束其苦心经营的电影业。

上海大戏院自1927年由扬子游艺公司接办后(图12)，大兴改革、极力经营，数年来获利颇丰，嗣于1930年秋，本戏院以营业虽佳而座位过少，致观众时有向隅之憾，兹由该院经理卢璧城与房东陈炳谦君商准，重新改装(注7)，增加冷气机，装置美国西电公司有声机。1931年2月17日，上海大戏院改装工竣重新开幕，首映裴开斯登主演的影片《少爷兵》。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天，上海大戏院正在放映依丽娜·德门与约翰·麦克勃郎合演的历史哀艳巨片《荆棘》。当晚11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天通庵一带，先向我十九路军开火，随即向淞沪铁路及虬江路方向的我军防线进攻。在双方激烈交火中，戏院不幸被炸遭损。经修缮后，于同年11月5日重新开幕，首映美国联合影片公司的《银河取月》。

1935年7月2日起，上海大戏院归广发公司管理，次日停映电影，改演由千秋新声男女剧团主演的粤剧《六国大封相》。同年12月10日起，戏院再次易主，归属利记公司，续演粤剧《六国大封相》，由肖丽章男女剧团主演。

1936年4月8日起，上海大戏院恢复放映电影，首映美国华纳影片公司的《爱尔兰革命秘史》。1936年9月1日，俄商在沪的亚洲电影公司与上海大戏院签订放映合同，将影院作为专映苏联影片的首轮影院；9月19日，由俄商经营的上海大戏院重新开幕，首映1936年苏联莫斯科制片厂出品的音乐歌唱对白有声巨片《无国游民》。

1937年2月20日，一部由苏联电影新闻厂出品、反映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抗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纪录片《阿比西尼亚》在上海大戏院放映，遭到了意大利水兵及侨民的暴力捣毁，使影院又遭重击，大大影响了其经营收益。

图14：上海大戏院歇业广告(《申报》1937年7月26日)

1937年6月11日，上海大戏院被捣毁后勉强复业，首映苏联影片《克隆斯达海军》；7月13日起，戏院放映苏联纪录片《与打击者以打击》，观众如潮，一再加映，直到26日，即上海第二次淞沪会战前夕，历经劫难的上海大戏院预感大战将临，在劫难逃，无奈在《申报》刊登歇业广告：“今日最后一天开映，一再要求，欲续不能！最后放映苏联红军作战演习大片《与打击者以打击》，今日映毕，永不重映。”从此，中国早期影戏院之一的上海大戏院在上海影戏院版图上消失。庆幸的是，到了1943年，由苏侨罗古文、托哈齐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合资建造了影院，初名沿用“上海大戏院”。

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占领虹口后，上海大戏院旧址变为日产工业自动车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经济部接管日产企业，后由胡厥文买下改作修理汽车工场(注8)。

图15：上海大戏院遗址今貌，四川北路公园

建国后，汽车修理工场改为市烟糖批发部仓库。上世纪90年代，改为烟酒糖业集团公司百花第一食品商场。2002年1月，商场被拆，开工兴建开放式绿地；是年9月28日，四川北路公园建成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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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虹口文化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1版，第25页)

注2、3：许广平“鲁迅先生的娱乐”(《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注4、5：《鲁迅与电影》(刘思平、邢祖文选编《鲁迅与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60页)

注:6：1927年，上海大戏院改造工程由范建筑师策划。详见“改造后之上海大戏院”(《申报》1927-10-21，第17版)

注7：1930年9月，上海大戏院改装工程，由邬达克建筑事务所设计。参见“邬达克建筑师小传”(《建筑月刊》1933年 第1卷 第5期，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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