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者禤骏远的两本新著。（资料图/图）
失认症（agnosia）是脑部受损造成的认知障碍，患者的视力和视野正常，看得见日常对象或熟悉面孔却无法辨识，变成“见而不识”。这种可称之为“seeing without recognizing”的现象在文化圈和出版界非常普遍。有些作者无法被简单分类，或有明显的外来者身份（outsider status），因而常常遭到忽略和被边缘化。
禤骏远（Ian Huen）可以是这类作者——他并非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却以研究学术的严谨态度写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身为中国人却以英文写作。说到这里，我要借用一下王尔德（Oscar Wilde），将他那句著名的“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but my genius”（我唯一要申报的是我的天才）改为“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but my interest”（我唯一要申报的是我的利益）。
要申报利益，因为我认识Ian，他在今年先后面世的两本书：《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and the Art of War》（World Scientific出版） 和《What Bruce Lee Didn’t Know About Kung Fu and Other Revelations About China》（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都给过意见。
“Interest” 也可以解“兴趣”。对禤骏远和他的写作有兴趣，因为他彻底颠覆了一个并非没有现实基础的刻板印象——香港人对中国历史既没有兴趣也缺乏认识，更遑论有什么观点和洞见。我很想知道，一个在英国读中学，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香港人，为什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恋恋不舍？他要说好中国故事的热情和决心，究竟从何而来？
在这方面，《The Rising Sons》（尚未有中文版或正式译名，可暂译为《真命天子：古代中国的皇位继承与〈孙子兵法〉》）提供了一些线索。此书从《孙子兵法》的角度写古代中国的皇位的传承，以及“争是不争，不争是争”的天子夺位的真相，得出的结论是“父皇父皇，父在皇前”。皇帝虽是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但他始终是一个父亲，有父亲的软弱、父亲的情感需要，以及对儿子的倚赖和期望。书的第三章《曹丕与孝顺儿的胜利》（Cao Pi & The Triumph of the Good Son）写一代枭雄曹操舍才华盖世的曹植，而把帝位传给资质远逊曹植的大儿子曹丕，因为在关键时刻，前者施展浑身解数颠倒众生，后者给老父的却是一伙真心。作者指出，曹丕的才华无法跟弟弟相比，但取悦父亲靠的不是才华。曹丕真的做到了《孙子兵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才是真正的“宫心计”。然而《真命天子》给我最大的乐趣并非来自它的分析而是叙事，换言之，是它提供的“narrative pleasure”，而不是“analytical insight”。读禤骏远写波澜壮阔、气吞牛斗的古代中国历史，就像看戈达尔的《筋疲力尽》（Breathless）或特吕弗的《射杀钢琴师》（Shoot the Piano Player）。他的讲故事（storytelling）就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机运动（camera movement）。你完全感受到作者的兴奋和乐不可支，结果自己也变得兴奋和乐不可支起来。
不要低估这种说故事的感染力在今日世界可以发挥的作用。中国领导人早在2013年已提出“说好中国故事”的口号，3年后更明确指出要讲好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和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问题是中国故事应从何说起呢？答案也许是从历史说起。历史本来就有丰富的“说故事元素”（storytelling elements）。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历史（history）本质上就是“他的故事”（his story），不管这个“他”是帝王、将相、太子还是老百姓。很明显，禤骏远擅长的是以故事为本的叙事体历史（narrative history，又称叙事史学）。一般来说，传统叙事史（traditional narrative）较着重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在其中担当的角色；现代叙述史（modern narrative）则较重视历史的趋势和格局。禤骏远的叙事手法结合传统与现代，往往能够兼顾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如果《真命天子》是“说好中国故事”，那《从李小龙对功夫有所不知说起》（暂译）就是“让世界明白中国”（Make China understood）。美籍犹太裔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 Fromm）在《爱的艺术》中说“爱是通往知识的康庄大道”（Love is the only way to knowledge）。所以“让世界明白中国”就是让世界学会爱上中国。
跟《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和《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这些最好的文化类型和国民性格分析一样，《从李小龙对功夫有所不知说起》是写给一个国家的情书。作者对中国的“亲密知识”（intimate knowledge）和对细节的深情描写（lovingly observed details），处处可见。
几乎随便翻开一页，都可以看到“机智在飞驰”和“洞察力掠过”（flashes of insight and brilliance ）：中国传统社会的婆媳关系可以用四字形容：“Hurt people hurt people”（受害者害人）。惨被婆婆蹂躏的媳妇一朝为人婆婆，怎会错过蹂躏自己媳妇的机会？（《论孝道》）。又例如：不管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一个足以成为经典的爱情故事经得起现实的检验（reality check）。若梁祝可以结为夫妇，只会步门当户对的王凝之与谢道韫后尘，含恨分手（《论孝道》）。
最得幽默个中三昧的是他对万里长城的评价：英国才子作家王尔德从未到访长城，实属可惜，他原本可以看到它女性化一面（feminine side）。才子说过，女人与男人交往，开始的时候总是羞羞怯怯，步步为营，对男人的进攻采取严防的守势；但到后来，却反守为攻，不让尝过甜头的男人鸣金收兵，这正是万里长城的真正功能（Wilde famously said that woman begins by resisting a man's advances and ends by blocking his retreat, which is what the Great Wall had effectively done in its history of existence.）（《论万里长城》）。
这本书捧在手里，似在一片漆黑中开车，有点像在梦境一般。出书不容易，出一本香港作者写的分析中国文化的英文书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不得不佩服香港商务印书馆的胆识，以及对说好中国故事的承担。100年前，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顶住压力，出版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书店老板惠特曼（George Whitman）的名言是“出版的真谛是冒险而非避险”（The heart of publishing is taking risks, not avoiding them.）的确如此。
林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