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将在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乡湖南益阳举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仪式，这无疑是一个将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
周立波（1908年-1979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在《人民文学》1958年1至6月号连载推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文艺报》曾发表多篇评论文章。我们将通过推送这些文章，重回历史现场，致敬文学经典。
读《山乡巨变》
文丨张 白
《山乡巨变》，这是周立波同志新近发表的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的题目。这个题目起得好！再没有比这几个字眼更能清楚地说明作品的主题了。山乡巨变！完全不错，1955年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对于我国广大农村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吗？几千年来生根在农村的土地私有制开始崩溃了，几千年来农民的单干生产方式开始被集体生产方式代替了；随着这一经济基础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思想、情感、生活方式等等，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旧的势力绝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私有心理也不会一夜之间就荡涤尽净，因此这实质上是一场极其艰巨的革命，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的两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而对于农民来说，农业合作化显然要比土地改革运动意义更其重大、影响更其深广。《山乡巨变》在内容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把我国农村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来了。
我们打开小说第一页，很快就和作品中一位年青的女主人公邓秀梅结识了。她是党派到农村中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位地方干部，是作品里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小说开始时，她正搭船到自己的工作地区去。我们紧紧地追随着这位女主人公一路走去，注意着以她为中心的一切人物和情节，一直到读完全书，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在农村中掀起的这一场新的“暴风骤雨”的整个轮廓，步步深入地看到农村中两条路线之间的短兵相接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不同的人物之间，而且在同一个家庭之间，在一个具体的人物内心深处进行着；我们还会看到农村中各种人物形形色色的面貌和内心活动。人们的悲、欢、离、合有着种种原因，但一切归根结蒂是和正在涌向他们身边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高潮”顷刻之间成了支配人们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力量。为了合作化问题，中农王菊生整日疑神疑鬼、寝食不安；为了合作化问题，贫农陈先晋的家庭分成了两派，年青的儿女们向顽固的父亲展开攻势，家庭的矛盾尖锐起来了；党员刘雨生和他的妻子离婚了，因为他们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伴；少女盛淑君对符贱庚的追求给了极其轻蔑的回答，这个落后分子怎能赢得一个青年女积极分子的爱情呢？人们的生活、思想、爱情和家庭关系，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当中就这样起着根本的变化，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这样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落后的和反动的势力想要阻挠这个“巨变”的种种活动都是枉费心机的。中农张桂秋企图把耕牛偷偷赶走宰杀，王菊生想拖着陈先晋一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龚子元像一条毒蛇似的盘踞在村里，不断散播着谣言，这些阴谋伎俩终归还是失败了，广大群众浩浩荡荡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作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是由于党的正确的领导，是由于党的优秀的儿女在群众中做了细致、耐心、艰巨的工作。我们己经提起过的邓秀梅、以及清溪乡的党支书李月辉、青年团乡支书陈大春、民兵队长盛清明等，便是这样一些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先进人物。不难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的领导作用，是作者在小说里着重写到而且是写得十分成功的。
不待说，《山乡巨变》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非仅仅因为它处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的主题，也不单因为它介绍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般面貌，因而使它有着很大的意义。我们重视这部作品，因为它是一幅既有思想又有艺术内容的反映农村生活和斗争的图画。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农村的生活场景和风习素描：从农民的家庭生活到社会生活，从青年男女的月下情话到严肃而又热烈的群众集会，从对农村景色的生动的描绘直到细腻地写出了夜晚山间茶子花的诱人的清香……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上出现的活生生的人物，这些人物（尽管为数不多）带着他们独特的声音笑貌，在农村划时代的历史大变革当中登上舞台。作者在小说里处理的主题——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的胜利，正是在这幅生动的艺术图景上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我们就来看看作者笔下这些人物吧。
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邓秀梅。应该说，这个人物是一开始就吸引了我们的。由邓秀梅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作者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的萧祥。在两部作品里作者都是把他们当作体现党的领导作用的人物来描写的，并且，两部作品的情节几乎都是由他们开始，并以他们为中心展开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基本的共同之处外，这两个人物该有多大的不同，而且由此表现了何等准确的历史真实性啊！领导土改运动的萧祥是一个老干部，他是在祖国的灾难的年代里长大的，他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在各方面都比较成熟；而邓秀梅则完全是一个新人，全国解放时她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可以说，她是在萧祥这样一些老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我们看到她同样是一个成熟的干部了。她在领导群众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敏感、沉着、果断，以及她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她对待生活那种坚定、明智、果断的态度是并不比老干部萧祥逊色的。从作品的时代背景来看，《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相去10年之久，这是天翻地覆的10年，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祖国跨进一个崭新的世纪，它的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老一代革命者锻炼得更成熟了，更坚强了，而年青的一代也在迅速地成长起来，不少邓秀梅式的新人已经接替了老干部的战斗岗位，或者和他们并肩前进。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邓秀梅这个人物是有很大典型意义的。这个形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意味着党的队伍比过去更加扩大了，更加雄厚了；新生力量在新的历史阶段加入了战斗。
除此而外，作者没有忘记邓秀梅的女性的身份，描写了她内心中美丽的爱情，还着重写了她在日常生活中对妇女的特殊的关怀和同情。例如邓秀梅和盛淑君的友谊与谈话；巧妙地撮合刘雨生和盛佳秀的婚姻等，这一些细节使得邓秀梅的形象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为这个妇女领导干部的性格平添了一道亲切而柔和的色调。总之，我们认为邓秀梅这个人物是写得好的。这是一个年轻一代的地方女干部的形象、是年轻一代优秀的党员的形象。
和邓秀梅一样，作为正面人物出现在作品里的，还有李月辉、陈大春、盛淑君、刘雨生这样一些农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这几个人物虽然严格说来都不够完整，形象的深度也不足，但各有其特色和魅力。乡支书李月辉是贫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为人“不急不缓、气性平和”，作者用“婆婆子”这个绰号很恰当地把他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了。尽管如此，这样的人物实际上在群众运动中是会起很大作用的，但在作品里却看不出他有什么作为，在不少场合他仿佛成了邓秀梅的陪衬；由于李月辉在作品中行动性不足，作者只是更多通过别人的叙述对他加以描绘，这样，他的一些虽然鲜明但却比较浮面的性格，就得不到发展和深化。陈大春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有点李逵气质的青年农民，开始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鲁莽、浮躁、看问题片面、但无限忠于革命的特点是使人难忘的。可是总的看来，陈大春在爱情问题上表现得有些做作和牵强，不够真实，他由对盛淑君的爱情试探反应迟钝直到俩人爱情的成功的这一过程，写得相当简单。而以接吻代替爱情的表白，特别是作者关于接吻的那一段插叙，不仅一般化，不足以表现农村新的一代的爱情，而且在语言上也是失败的。盛淑君，就艺术刻画方面来说，在《山乡巨变》几个女性形象里是仅次于邓秀梅的。盛淑君那种天真、活泼、倔强而又热情、粗野中透出无限聪明的农村少女的性格是写得很真切的。作者用纤细的笔触刻画出来的盛淑君的肖像也相当动人。盛淑君的性格在作品中是有所发展的，最初这个活泼好动、精力充沛的少女不满足于山乡的“寂寞”，想到城市里去做女工，但合作化运动来了，她终于在党的教育下找到了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但我们觉得，和盛淑君对待爱情的那种成熟性相比较，作者对她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幼稚则写得比较模糊。例如小说中虽然写到盛淑君要求入团，并且由于陈大春的阻挠而苦恼，虽然也写她积极参加宣传工作，但读者却不容易看出这个新的一代人物有什么积极的追求和理想，相反，在她和陈大春谈爱那一章里，使人感到她除了有一种对陈大春的痴心的追求以外，对陈大春谈到的那些更广阔的东西不但无知而且也不感兴趣。对于一个生活在经过了土改运动、社会改革运动的新农村中的少女来说，（而且她是共青团培养的对象）这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共产党员刘雨生的形象也写得不够突出。刘雨生是一个忠诚老实的农民型的干部，在离婚问题上突出地暴露了他的软弱和温情主义，他对他的小市民习气很重的妻子非但没有进行斗争，而且流露出难分难舍的不健康的感情，作者显然是想通过邓秀梅对他的批评批判他这种错误，但由于人物刻画不足，批判也就缺乏力量了。不过，刘雨生和盛佳秀那一段富有传奇性的恋爱故事是写得相当生动的。作者对刘雨生的性格描写不足之处，仿佛在这里得到了补偿，盛佳秀那种羞怯但又热情、大胆的爱情的流露，（特别是出之于那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是很能吸引读者的，而刘雨生也就因此成为作品中使人不易忘却的一个角色。顺便说一下，我们觉得《山乡巨变》和作者别的作品比较起来，是很有一些艺术特色的。其中之一就是，作品里继承了我国旧小说中注意情节的戏剧性，以及插叙故事的传统手法。刘雨生和盛佳秀的恋爱过程是如此，作品开始时邓秀梅入乡路遇亭面糊的谈话、盛淑君对符癞子使用的计谋、由盛清明口中谈到的王菊生的身世以及王菊生的装病、介绍陈先晋时顺便提到的詹永鸣烈士的事迹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片段或者写得曲折委婉、引人入胜，或者写得极有风趣，充满人民的幽默和喜剧情调。它们和作品情节融合为一，成为表现人物、发展情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同时又可以看作是一段有独立存在价值的精彩的故事，它们的确使作品生色不少。
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着喜悦的心情谈一下亭面糊这个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亭面糊的形象是我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新的收获。无论从表现他的阶级本性或者从个性描写方面来说，这个人物都是成功的。亭面糊是农村中老一代贫农的活生生的典型之一。通过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我们几乎可以看见这个“脸很瘦……身材矮小、背有点驼”的老农民在面前走动。读过《山乡巨变》以后，人们要忘掉亭面糊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可爱，又如此的可笑。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老一代贫农的一切优点和弱点，反映出他们的历史命运、他们曾经有过的痛苦、挣扎、追求和对待新生活的态度。亭面糊解放以前过着苦日子，但他并不甘心，他要向上爬，可是他“刚交红运”，两场大病就把他搞得“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喝稀米汤”。新中国成立后他分了田，分了地主的一色青瓦房，他一生的愿望实现了，实际的利益使他拥护党和毛主席。但尽管这样，稍有一些风言风语与他的私利有损，就足以叫他动心（例如听到竹木要归公的谣传他就赶忙进城去卖竹子）。他有小生产者的自私的根性，旧社会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是如此之深，他有不少封建的意识和旧习惯。跟阿Q一样，他也有自己的“精神胜利法”，他人穷却怕人说穷，他天真地向人炫耀说当年他几乎做了地主；他习惯在家人面前吹胡子瞪眼，发号施令，但他在家人面前并没有威信，连不丁点儿大的儿女也不听他的话，在家里掌握大权的是他的勤恳的老婆，实际上他是软弱而又善良的。他为人面面糊糊，有着道地的“自由主义”作风，他不问对象，信口开河；粗心大意而又爱占点小便宜，组织上派他到龚子元家做工作，几杯老酒落肚，他就把来意忘得一干二净，醉了酒归途中又掉到水田里去。他自由散漫，吊儿郎当，开会时不是派“代表”，就是在会场上打瞌睡。尽管亭面糊身上有着如许落后的旧的东西，但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沉溺在这些缺点里面，相反的，他在这个农民的消极的因素里面看到并着力写出了他的积极的本质的因素。换句话说，作者对人物是有所批判又有所肯定的。亭面糊有许多值得批判的东西，但他还是让我们喜欢。首先，他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跟着党走，他能分清大是大非，当听了农业合作化的宣传后，他很快就说服了他的老婆坚决要求入社。他的话是：“这一入了社，我就不怕没有饭吃了。”从这些地方看来，他不但不“面糊”，我们倒要说他是十分的精明能干了。此外，他为人的善良、勤劳、浑厚、热情，这样一些劳动人民的品质，人们也会看得很清楚的。
陈先晋也应该属于作品中少数写得成功的人物之列。陈先晋和亭面糊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同样是贫农出身，在旧社会有过同样的命运。亭面糊的目标是做地主，陈先晋则渴望有一天“从山里挖出一窖金银元宝来”。面对着合作化运动，俩人也有过程度不同的犹豫和担心，但在作者笔下，正如我们在生活里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老贫农的精神面貌又是何等的不同啊！亭面糊为人轻松活泼、性情随和、缺少主见、自由散漫。陈先晋则相反，他为人耿直、古板、保守、不苟言笑、感情深沉，甚至有点怪僻的阴郁的气质。俩人初次遇到邓秀梅，亭面糊滔滔不断地讲了一大片，而陈先晋则报以一种冷淡的沉默，邓秀梅去看他的时侯，他只微笑着向客人打个招呼就顾自吃起饭来，很决就借故走出去了。和亭面糊不同，他真正是“惹发不得的”，他是“打女儿的能手”，不多说话，但说得到也做得到；“在耕作上，他墨守成规，不相信任何改变……农村里无论什么变动，他都看不惯”。合作化运动就自然是不为他欢迎的了。他和他的妻兄詹永鸣无疑走着两条道路，革命者詹永鸣血淋淋的尸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这却没有促使他前进，反而使他像蚯蚓似的深深地钻到土地里去了，多少年来他一直沉默地在土地上劳动着；土地是他生活的依靠，土地里埋藏着他深库的感情，他已经习惯了单干的方式；因此，当土地归公、实行互助合作的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便引起他内心强烈的震动和抗拒。在全家人的压力和党的耐心帮助之下，他不得不勉强答应了，但只过了一夜，听到王菊生的坏话就又动摇了；甚至最后下定决心入社的前夕还忍不住到田里痛哭一场，《恋土》这一章写得相当精彩，作者没有花费很多篇幅，也没有烦冗的心理描写，就把这个老贫农内心复杂的矛盾斗争富有感染力地写出来了。附带说一下，陈先晋的妻子作者虽然没有着重去写她，但也相当真切。在家庭关于入社问题的争执上，她显然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她同意儿女们要求入社的主张，但在感情上又竭力保护丈夫。她和邓秀梅的谈话、她对待丈夫那种略带点狡狯又充满怜爱的态度、她对儿女们那种半真半假的温和的呵责，她的种种矛盾的微妙的心理活动，读来无不使人感到亲切。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怀着一种真挚的热情来描写先进人物和劳动人民的。这一点，我们在作品里描写邓秀梅、陈大春、李月辉、亭面糊、盛淑君等人的章节里都很容易感觉到。作者总是温暖地和亲切地描写他们的一切；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在作者这种热情的描写之下显得异常可爱。即使作者批判像亭面糊、陈先晋这些人物身上残存着的自私、落后的缺点时，从那些平静的幽默或者带着讽嘲的调子里，也可以听到一种真诚的善良的音符。然而，一旦当他写到像龚子元这样一些破坏分子，作者的语调就变得严峻起来，他的嘲弄也是辛辣的。作者这种强烈的爱憎贯注全书，成为《山乡巨变》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作者对劳动人民的热情，在他描绘农村景物的片段里也鲜明地流露出来。事实也是如此，一个和农民共着感情的作家，是不可能对农村的生活和景物淡然处之的。在作品里，有着不少关于农村生活风习和自然景物的优美的素描，这些用朴素的笔触描绘出来的素描，不但写得鲜明、细致，而且洋溢着一种对农村由衷的赞美之情。“‘我顶爱乡村。我是山角落里长大的，几天不下乡，心里就要不舒服，脑壳发昏，饭都吃不下。’她们走上一条山边的小路，满山的茶子花映在她的眼前。邓秀梅深深地吸着温暖的花香，笑道：‘看这茶子花、好乖、好香啊’！”我们不是很可以把邓秀梅这段话看作是作者内心的热情的独白吗？
最后，我们想简单地谈谈作品的语言。总的说来，《山乡巨变》的语言是出色的，也许比《暴风骤雨》的语言还要纯熟一些。在人物对话上，作者几乎全部使用了湖南的方言土语，这些语言基本上是从群众生活中间经过选择和磨炼出来的，它们是那样的生动、响亮、新鲜、活泼，这是真正活在人民口头上的语言。假使作者没有生活在农村，也不曾注意吸收群众的语汇、下苦功学习群众的语言，是很难写出这样成功的语言的。如果作品在语言上还有使我们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恰好在于作者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的语言的基调，在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人民的口语里不时出现一些干燥生硬的知识分子语言和洋腔洋调。这些走了“调”的语言，就如同一块光滑的锦缎上面织缀了一些杂色的补丁，使得作品语言的完整与艺术效果受到了伤害。这是不能不令人惋惜的。
作品的语言里有时也出现个别十分冷僻的方言土语，有些词句甚至不得不加注说明，如“混”（聊天、吹牛）“流水”（常常）“诈试”（骗）等，这显然也是不妥当的。作家是语言艺术家，他有责任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不断用人民口头上的活的语言丰富祖国语言的宝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作者大量使用方言土语这种努力是很可贵的。但也正因为作家是语言艺术家，他也就有责任对方言土语做一番去粗存精的功夫。有些方言土语具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如果不加选择地使用，势必会使广大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受到限制或发生误解。
《山乡巨变》从今年1月起在《人民文学》上连载以来，很快就受到读者的欢迎。很明显，即使《山乡巨变》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这里我们不准备详细谈了），但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是作者多年来坚持深入生活、积极参加群众斗争的结果。一个脱离生活、对人民群众既不理解也不热爱的作家，即使他有再高的艺术技巧，要想塑造像《山乡巨变》那样一些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甚至写出那样优美响亮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几年以前，周立波同志回顾《暴风骤雨》的创作经过，谈起他在东北参加土改的情况时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当时我只想到全身心的投入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想到很多个人的创作问题。”作家没有想到个人创作问题，但是由于他全身心地参加了群众的火热的斗争，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逐渐熟悉了群众，而且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不断为群众的斗争和劳动所鼓舞，内心深处感到有一种力量推动着自己不得不拿起笔来歌颂人民的丰功伟绩，这样，就为成功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保证。我们可以说，这是作者10年以前的长篇《暴风骤雨》成功的保证，也是10年以后的《山乡巨变》成功的保证。我们听说，周立波同志还准备为《山乡巨变》写出续篇，我们期待早日读到这部作品的新的篇章，我们相信，作家遵循着自己正确的创作道路，他的续篇同样是会获得成功的。
（原载《文艺报》1958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