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和宜昌都算是长江上游地区，纵观这两座城市的发展，可以发现长江的作用极大，甚至可以说最大，为何敢如此断言？
重庆
从重庆奉节县白帝城到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193千米，此段被称为峡江或大三峡。长江在三峡段的众多支流的共同特点有河床浅、落差大、河面窄、险滩多等，所以古人说“天下之险，莫险于峡江”的说法，这样的水运条件是远远不及长江中下游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峡江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原因并不复杂。大家都学过历史，知道我国历代王朝的都城都在北方，汉唐时期的长安，北宋的开封，元明清时期的北京，都是如此。
首都在北方，就要想办法把南方的各种物资运到北方，农业社会的都城人口能达百万，巅峰时期的长安、开封等城市人口都到过此规模，但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不高，仅靠周边的土地无法供养这么多的人口，所以需要从各地运粮。
重庆峡江段风景
古代最重要的是土地，是粮食，而峡江沟通了“天府之国”四川，四川沃野千里，物产极为丰富，尤其是成都平原的土地更是肥沃无比，汉代时成都被称为“列备五都”，唐代时被誉为“扬一益二”。
四川的出产的粮食、盐、丝绸、马匹等重要物资肯定不光是供应本地人，大量物资顺峡江而下供应京师。以宋代为例，宋金战争时，为军事需要，在重庆设漕粮和军粮转运站，军粮多征自四川嘉、眉、泸、叙各州，由水路运往重庆，运量占全国军粮的一半。
盐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收入之一，宋朝时益、梓、夔、利四路和归、峡二州,每年产井盐32.6万多石，也都是通过峡江转运销售；据《宋会要辑稿》载,仅叙、泸、眉、嘉四州每年就造马船170只，年输马多者达13000余匹，马匹由船装载经三峡东下。
成都平原
到明清时期，峡江的地位依旧不减。明清两朝峡江仍然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以清雍正朝为例，川米源源不断经三峡出川，平均年下运川粮达110万石，成为当时长江水运的主要货种之一。
峡江凶险的问题如何解决？通过疏通河道，治理险滩，以及三峡的船夫们高超的驾船技艺闯滩，确保基本的通航。
当时间进入近代，宜昌和重庆相继开埠，轮船开始行驶在峡江上，开启了这两座城市的工业化历史。抗战时期东部的工厂大量西迁，如果没有长江，那么大型厂矿设备就无法及时运送到重庆，就没有重庆陪都的地位。
宜昌段长江
建国之后考虑工业布局时，因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用水，所以武钢、重钢等布局到了长江边；在“三线建设”时期，宜昌因多山多水，交通便利，且隐蔽，兴建了葛洲坝水利工程、焦枝铁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等一大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