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茶馆里很安静。杨凯生先生在我对面从容落座。
闲聊间发现，这位七旬老者对近期热点新闻轶事，熟稔得和晚辈无甚分别；对于他相对陌生的行业，三言两语间即可迅速理解问题的本质；而聊起他干了一辈子的金融业，他又能不动声色地照顾到我的理解度，把复杂问题拆解得一如市井家常。
不过，一谈起大巴山大凉山专题摄影，他才真正是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提起杨凯生，人们所熟悉的标签大概就是原工商银行行长、全国政协委员，他还当过银保监会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是在金融业工作了一辈子。
然而近几年，随着他的摄影作品声名鹊起和几本与摄影相关的书籍相继出版，人们眼中的杨凯生，又多了一个摄影家的身份。
其实他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已经不少年了，还曾担任过中央国家机关摄影协会主席、中国金融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他与摄影的渊源久矣。
最近，中国摄影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他的另一本新书《山、风、路——大凉山大巴山变迁纪实摄影》。这本书精选集辑了他十一进大巴山、六进大凉山所拍摄的100多张照片，还有相关的文字记录。
记录大山深处的历史变迁 不愿意被称为“扶贫摄影”
问：您是何时爱上摄影的？又是怎么开始关注扶贫专题摄影的呢？
杨凯生：摄影，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中学的时候，我就常拿着父亲的相机和同学出去拍、玩，然后在家里把储藏室的门缝堵住，把普通灯泡刷上红漆用作暗房照明，自己动手冲洗和放大照片，玩得兴致勃勃。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爱好就放下了。真正重新拿起相机，主要还是从工作岗位下来到现在的十来年。我比较喜欢拍摄人文题材，加上由于原来工作的关系，这些年一直比较关注银行的扶贫工作，这两方面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契合点。
银行的几个定点扶贫县位于四川大巴山区和大凉山区。大巴山区在四川的东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在四川的西南角。大巴山是一片名副其实的红色大地，别的不说，那里修建于1934年的王坪红军烈士陵园，就埋葬有25000多名红军指战员。那里至今还留着1300多条当年红军的石刻标语，看上去真是令人震撼。
至于凉山州那个地方，1950年代经民主改革从原来的奴隶制社会一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称是“一步跨千年”。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的困厄，大凉山曾是交通闭塞、人文愚蒙的地方。
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对帮助这些地方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国务院扶贫办指定工商银行总行负责大巴山、大凉山4个县市的扶贫工作，因此，在任时我就去过那里，卸任后、退休后往那儿跑得也就更多了，算起来已经是十一进大巴山，六进大凉山。
在参与一些具体扶贫事项的过程中，我目睹了大山深处历史性的变迁和进步，看到了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的奋争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一切应该记录下来，于是到那里去的时候，我总带着相机。前前后后大概有近十年的时间了。按照摄影界的行话来说，就是跟踪拍摄这个专题。我不太愿意把这称之为所谓扶贫摄影，不太通。实际上就是用影像记录当地历史性的变迁，如果从摄影分类来说，大概可以说是一种专题人文纪实摄影。
追踪拍摄不是简单的重复
问：您这些年拍摄的场景、人物，是随机而定的还是事先明确对象的？
杨凯生：这些年去大巴山大凉山，我始终把着眼点放在记录当地的变化，因此跟踪回访和随机拍摄两种方式都有。
每次出发前，都会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整理先前记录的资料，回顾前几次去过的地方，考虑这次要回访的主要场景和人物，以记载他们的变化，体现一个对比感。
再一种是随机拍摄，路上、村子里、学校中、老乡的家里，只要看到合适的人物，遇到合适的场景，就赶紧拍。一边拍一边还可以和乡亲们、孩子们聊聊。
这一次的随机拍摄，也许下一次就可以作为回访的一个内容。每次拍摄的地点、时间、人物姓名、年龄，都尽可能地记录下来。这样的影像史料性就比较强。夸张一点说，就是尽量增加一点图片的文献价值。
我曾经记录拍摄过一个孩子的成长。银行在当地搞过一个母婴平安工程，就是资助家庭比较贫困的妇女能够到卫生院去生孩子，不要在家里生。那一年我去一个卫生院看母婴平安工程的实施情况，正好遇到该工程的一个受惠妇女带着小孩回去体检。小女孩那时候还只有几个月大，妈妈抱着她，很可爱，我就给她拍了几张照片。
后来几次去回访，小女孩4岁、5岁、6岁、8岁时我都拍到了。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小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上小学三年级了，已经快10岁了，当时她穿了件印有“清华”字样的汗衫，说长大了要考清华。
这种题材的追踪拍摄，不是简单的重复，不要说别人很难重复你，就是你自己两年去拍一个人、两天去拍一个人、两个场合去拍，都是不一样的。
仰视还是俯视要看摄影者的立足点
问：您在走访扶贫山区的十年里，您拍过那么多照片，一些摄影行家评论说，您的照片有两个特点：一是虽然拍摄贫困地区，但您拍摄的人物经常是面带笑容的，是阳光的；二是您拍摄的镜头平视、仰视的角度比较多，很少有俯拍的。对此，您自己怎么评价？
杨凯生：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是一个所谓的摄影风格问题，往深说就扯得远了。
拍摄脱贫攻坚这个题材，肯定会有反映原来贫困落后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祖祖辈辈生活在当地的老乡就总是满脸惆怅、满脸痛苦、没有信心、没有希望。
前一阶段曾有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摄影人在那里专门找了个当地小孩子，故意把小孩子脸弄脏，让他站到一个并不是他自己家的已废弃的破房子前面，教他说家里怎么穷，还要一边说一边哭。后来他把这个视频和照片发到网上，想吸引眼球。这种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而同样是拍大凉山的贫穷，前几年一个记者拍摄的那张十分有影响的照片，拍到了在悬崖上攀爬藤梯放学回家的孩子们。那给人们的心灵震撼则是不同的。人们看到的是当地的不易，想到的是应该去为那里的发展尽一份力，去为那里的孩子做一点事情。
我觉得究竟怎样来表现有关场景，摄影人的立足点是会起作用的。或者说如果对当地历史人文的变化有了不同深度的了解的话，拍的东西就会不一样。随着去那里次数的增多，我似乎更容易发现那些老百姓脸上的笑容了，或者说看到他们笑的时候，我会更不由自主地抓紧拍摄。还有一次在路边我看到一群妇女在苞米地里干活，我喊了她们一声，当她们抬头看我的时候，我抓拍到她们的笑，那种笑是本能的反应，是内心的真实流露，很自然。
还有我拍过在公路边上几个彝族妇女一边走一边唱歌，照片似乎把歌声也凝固在其中了。还有一张是中午集市快收摊了，我拍到了一个女摊主在数钱，我和她开玩笑说发财了，拍到了她开心的笑容。我还拍到在集市旁边的小摊上，两个彝族妇女玩手机自拍的场景，非常有意思。这些都是随处走随处拍下的，摆拍是做不到的。这也许是为什么当我把照片给乡亲们看时，他们自己都很高兴的缘故。
我们常说文艺包括摄影要给人以正能量。我想这种正能量不应该是牵强的，不是简单口号宣传式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是人们能够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愿意接受的。也只有这样，这些作品才能站得住，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再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镜头角度平视甚至仰视的问题，我一直不赞成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拍摄这种题材，不赞成用猎奇的心态去拍摄少数民族的生活。当然，所谓平拍、仰拍还是俯拍本来只是一种构图取景的方法，只是一种摄影技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有时无意间也许是拍摄态度的一种折射。我觉得要和对方有一种平等的情感，这样的话你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这不仅仅是一个镜头高低的问题。
比如我和一些老乡交流，前些年他们大多寡言少语，问他什么，大多只是很淳朴地对你笑笑。现在则会拿出手机来要求加上微信。这就是你以真情和他平等交往，他们对你的一种认可和接纳。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和乡亲们、孩子们接触，和他们聊天，和他们开玩笑，实际上自己也是在受感染，受触动，受教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拍摄时，我也很注意尽可能融入当地的环境。比如有时候要进入猪圈、牛圈，有时候会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是退缩还是向前，这也是一种检验。去多了，对这些也就不在乎了。
比如我拍过一个得艾滋病的孤儿，父母得艾滋病去世了，他住在奶奶家，我连续几年都去看他，为他拍照，给他送一点学习文具。去的次数多了，我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孩子精神上或多或少地对我们产生的一种依恋的情感。其实我们做得还是太少了。
陪了孩子20年的“小小图书馆”还可以有更多
问：看得出您除了创作了一些作品之外，深入基层的体验，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内心的触动。
杨凯生：感触确实很多。2017年，我们在那里偶然路过一个小学，发现学校里有一个“小小图书馆”，书架上居然有一摞“中国工商银行希望书库赠书”，捐赠于1997年，20多年前的事。校长介绍说，20多年来，这个学校有不少孩子是看着这些书长大的，这个学校的学生也有考上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的……校长对我们说：“不好说这些书对这些孩子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这些书对他们开阔视野，提升志趣肯定是有帮助的。”
回来以后，我就筹划着，等到退休后，一定要做一件事情。2018年正式退休之后，我在对口扶贫的4个县选了20个学校，确定了一个书单，以“中国工商银行一名退休员工”的名义捐赠了一批图书。
这几年每年我会到这些学校去看一看，和孩子们聊聊，看看学生们的借书记录，看看这些书的效果怎么样。和这些孩子接触多了，我越来越觉得，只要这些地方的教育跟上去了，他们一定可以成长得更好。去年我又凑了一些钱，和工商银行的扶贫资金一起，为那里的十几个学校修建了爱心小食堂。
问：这些年来持续不断的纪实摄影，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您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杨凯生：虽然拍了这么多年，虽然积累了不少资料，但是要说自己非常满意的片子，似乎还很难说。所以我还会努力。
我已经七十多了，身体不算很好，但只要总体还行，还能够上山爬坡，我就还会坚持每年都到那儿去看一看，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把那里的发展变化记录下来。
一次，可能是兴趣使然 十次八次，定是心有戚戚
问：对于您来说，作为一名从事金融业几十年的银行人，搞摄影是一种跨界，您怎么看待这种跨界？
杨凯生：无论是干哪一行的，有一点跨界的爱好，是很有好处的，甚至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金融人对文化活动的了解、介入、热爱，可以让金融这件看上去似乎有点冰冷、生硬的事情，更具人文底色，更具理想情怀。这对做好金融工作是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咱们谈的并不是“跨界”，而是“融合”。
问：您已经退休了，现在和今后您怎么给自己来定位呢？
杨凯生：我从事银行工作时间比较长，从这个角度讲，我是一个退了休的金融从业者。做摄影毕竟只是业余级的。
从摄影的角度来说，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功能的提升，人人都可以是摄影者，我只是无数摄影爱好者中的一个。如果说我对摄影算是有一些想法的话，这可能和我从小比较喜欢文学有关。
一个人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比较习惯于理性，而喜欢文学、摄影，相对感性的东西就会自觉不自觉多一点。有一位摄影评论家曾经对我大巴山大凉山纪实摄影有过几句评论。他说，如果杨凯生是一次去那里，那可能是兴趣使然，二次、三次去那里也许是工作需要，而十次八次往那里跑，他定是心有戚戚了。如果撇开其中对我的夸奖之意，我是接受他的说法的。凡事真的动了情，用了心，就会努力去做。
问：最后，您能介绍一下即将出版的第三本摄影书的内容吗？
杨凯生：除了金融方面的一些书之外，前几年我出了两本与摄影有关的书。一本是三联出版社出的《浮生24小时》，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镜头中的人情物理》。这两本书不是摄影画册，而是摄影图书，因为对书中的每一幅图片我都或长或短地配了一段文字，主要是通过配文来交代我拍摄时或拍摄后的一些感悟和思考。中国摄影出版社马上要出的这本书已定名为《山，风，路》，是与今天聊的话题有关的，是我记录大巴山大凉山这些年变迁的图片和一些文字介绍。
问：很感谢今天您能跟我们聊那么多。
杨凯生：也谢谢你们。和年轻人在一起多聊聊，有利于保持生机和活力。
文/林于枫 供图/杨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