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国：关于隋唐史学习和研究的几个问题

隋唐史研究我们重点讲了十几个问题，已经全部讲完了，希望对大家进一步学习隋唐历史和进入研究领域有所帮助。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根据我接触隋唐史和中国古代史几十年的体会，下面讲几个大家都会碰到的问题。

我们研究每一个时期的历史，当然要了解它的各个方面，但是如果抓不住它的特点，那就无法和其他时期区别开来，各朝代的历史就变成简单的重复，变成了量的增减。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时期的特点，它的特殊性。我们研究历史也不能局限于一个朝代一个时期，而要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观察，找出每一个时期和其他时期类似或相通的地方以及不同的地方。这样才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才能把握它的时代特点，才能看到历史的发展。

唐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历来是学人们关心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看法。我在《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第4、5期，作过简要的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近年来学界又兴起了唐宋社会变迁问题的讨论。唐宋社会变迁这个提法比唐宋变革论包含了更为宽广的范畴和更加丰富的内容，更有利于讨论的展开和问题的深入。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这个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唐朝的特性》，把唐朝的特性集中到一个字，那就是变。变，变化、变革，就是说唐朝整个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都处在急剧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之中。而在这个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其实任何王朝都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但是由于唐朝处在中国中古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因此不论在变化的幅度，还是变化的速度上，都比一般王朝要大得多，快得多。而且在对各项制度的变革上比起其他一些王朝也自觉得多。

我的一个重要的体会是：必须把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像唐朝，由于经济处于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之中，社会、政治制度也处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从这一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变化的关节点，也就是转折点，是需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的。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由于生产的发展，生产的个体性质得到了全面提升，土地所有制发展变化，建立在租佃制基础上的地主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私人手工业、商业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仅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推动了文化艺术发展，而且使土地所有权转移相对加速，地主家族不能长期保有大片土地，科举成为编制新的社会等级的杠杆。唐朝和宋朝，特别是唐朝后期和宋朝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宋朝相对于唐朝而言，只是发展和成熟了。从社会变迁的观点来看，唐宋是一个时期。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唐朝有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宋朝也有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尽管宋朝集中的速度比唐朝要快得多，但是基本内容是租佃制从发展走向成熟。

其次看政治体制。唐朝的政治体制和汉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结束了家国一体，政府机关中国家事务和皇家事务没有严格分开的历史。唐朝实现了国家事务与皇家事务的分离，建立起独立于皇帝的国家政权机关，在外廷形成了从决策、审议到执行的一整套国家政权机关，皇帝成为国家机关的最高负责人，这标志着隋唐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已摆脱了家国一体的早期国家的色彩，而具有近代国家的性质。

与此同时，科举制也从古老的察举制中脱颖而出。北朝的强调军功，南朝的重视文才，都是和门第相对的，但还没有完全否定门第。科举则不论门第。科举制的确立和不论出身、做官都要通过考试，考试合格方能任官的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隋和唐初所确立的三省制及其他相关制度虽然具有很大开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政治的基本模式。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广大小农基础之上，而且设官分职，执掌固定，而不是分类负责，不能适应后来急速变化的经济、政治形势，因此仍然具有很大的过渡性。

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基本点上唐宋是一致的，尽管唐朝初年、唐朝中叶和宋朝初年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纯粹的官僚政治制度，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全部官吏，包括门荫出身的官吏，都是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通过考试（身言书判）选拔和任命的。这与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员的任命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有根本的不同。唐宋的情况是很接近的。唐代也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是宰相事权分离，到宋形成了中书门下、枢密院二府和三司，分掌行政、军政和财政，唐宋中央政府的组织是有差别的。二是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发生转变。

再次看文化。如果从文化上看，唐宋之间一致性也是很大的。

第一是兴起于唐朝后期的市井文化，到宋朝有了很大的发展，把中国古典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门第观念的逐步消融，个人价值的凸现，士大夫文化在唐朝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市井文化的发展使得唐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正是在这两种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宋词才大放光彩，词就是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结合的产物。这种情况在元明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元曲和明清小说都与市井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第二，唐宋都很开放，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基本上都是兼容并蓄。唐宋都没有把儒家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唐初撰成的《隋书·经籍志》对俗儒进行了批评。刘知幾在《史通》中“疑古”“惑经”，宋代对孔孟也是可以提出批评的。这也是新儒学——程朱理学得以逐步建立的前提。而唐朝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更加广泛。唐宋对传统文化都在不同层次、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整理和总结，二者都没有停留在整理上，而是运用前代的思想材料创造各自的文化，是把有用的东西拿来改造和发挥，为我所用。

第三，新儒学的建立。唐朝初年“五经”受到特别的重视，而以“四书”作为儒家主要经典，也都是从唐开始而到南宋完成的。

唐宋之间也有区别。隋末唐初，人们更看重社会和政治；盛唐以前，文人则注重于个人的追求；而从中唐开始特别是到了宋朝，就更着重宇宙人生的探讨，以及适应新时代的个人修养，文人的社会责任被鲜明地提了出来。侧重于社会和政治，就会更看重历史;侧重于个人的追求，则表现为闪亮的理想与无原则的实用主义的巧妙结合；侧重于宇宙和人生，则更侧重于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来自下层的人物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慧能被禅宗尊为六祖，《六祖坛经》记录了他的生平事迹和言论。他所提出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再回到新儒学的建立。

在唐宋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修身”“齐家”被提出来加以强调。从唐太宗“欲盛”的提出到李翶写《复性书》，其核心都是人性中的欲望问题。物质欲望和精神追求都是欲望，构成了人性的核心内容。这样从政治领域深入到思想、人性领域，修身也同时被提了出来。韩愈把《大学》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书，其核心便是“修身”“齐家”，即“修齐”之道。从“五经”到“四书”，是否意味着礼又发生了从政治到伦理的转变？

唐宋之间也有一些让人觉得差异很大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社会风貌、百姓生活和思想文化上。社会风貌、百姓生活情况和思想文化等是人们了解一个社会最直观的几个方面。正是在这几个方面，使人们强烈地感觉到某一时期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对比汉朝和唐朝的社会生活，汉魏乐府固然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其中苦难多于欢乐。盛唐时期“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样一种欢乐温馨的情景，在汉朝诗歌中是很难找到的。唐朝中叶以后集镇上“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的景象，在汉朝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到了宋朝则是一些地区相当普遍的现象。

虽然这些因素在唐代后期就已经存在，但是由于商业和城市、集镇在唐宋之际的迅猛发展，还是让人感觉到变化巨大。这种情况在古代的社会变迁中是经常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唐朝后期和宋朝又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总而言之，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关注，全面把握历史进程的各个方面，同时必须明确经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第一个是各种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例如士族在唐的前期和后期就有很大变化，在前期指称旧门大族，而到了唐代后期就变成了读书人的通称。一些法律名词也是这样。例如格在唐朝初年、武则天到开元年间、唐朝后期都有不同的含义。

第二个是萌芽性和超前性。唐朝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萌芽，有很多萌芽性的东西。如果不能敏锐地感觉到新情况的出现，及时抓住事情的本质，就会迷失方向。

政治理念上的“相防过误”，防止“欲盛”，这是唐初唐太宗提出来的，但是要真正做到，就必须所有官员都能做到灭私徇公。这是需要社会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思想境界普遍有了极大的提高才能做到的。当时提出相防过误和灭私徇公显然是大大超前了。

唐代两税法规定取消徭役、按户等交钱，也都没有能够持续实行下去，直到明清才逐步实现，也就是说这些做法都是超前的。而萌芽的东西则具有多样性和超前性、不成熟性和不确定性，它包含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可能包含后来发展中的各种因素，包含了在以后发展过程中相继或在一定时机才出现的东西。

当时到底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也取决于当时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这里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如果抓住了时机，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如果丧失了时机，发展就会延后，几年、几十年，甚至失之交臂。

萌芽会出现在两种时期，一是一个社会的初期，二是社会转型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转型时期，秦和西汉则处于帝国时期的初期。形成于这个时期的“五经”和诸子，就包含了许多萌芽的东西。其中有一些当时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长期以来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直到运用它们的条件成熟，才会被重新提出来并加以强调。从北周提出周礼到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周礼中职官设置的设想是重要的思想材料。《尚书》中的民本思想在唐贞观年间也得到进一步发挥。《易经》中的“变通”“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到唐初也结合起来发展为“以变则通”。《礼记》中《大学》和《中庸》的思想和孟子的思想也是到唐朝被重新提出，为“四书”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由于萌芽状态的多样性，给中原地区的发展带来一次新的选择。它们不仅给中原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带来新的机遇。

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分辨一些现象是处于萌芽状态，还是处于发展状态。这样才不致迷失研究方向。

这两个问题如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既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史料出发，从历史出发，那么就必须阅读史料，就需要认真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学术论著，就要读好书。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献材料，包括古代的历史学著作；另一方面是现代学者的论著。

先谈文献材料。材料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收集材料、阅读材料的阶段，是研究的开始。

为了研究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问题，除了了解这个时代的基本情况，阅读一些最基本的材料，重点是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的或基本的材料进行系统的阅读。就隋唐史的学习和研究来说，《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是首先应该阅读的。《通典》《唐六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在进入研究阶段也是必须阅读的。在大量阅读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我们会不断发现各种问题，并初步形成新的见解。

我们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因素影响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看法。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材料有一些是当时的历史文献，而更多的是当时的和后代的史学著作。

历史文献有它产生的背景，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就是当时人对当时的历史也不一定就记载得很清楚，对当时人的所谓第一手材料，也要进行分析，不能盲目迷信。历史事件往往牵涉到当事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例如玄武门之变，不仅会影响到对这次事变的记载，而且影响到对整个唐朝建国历史的记载。由于社会和制度的变化往往不是人们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一下子就能认识到的，所以人们往往是用社会和制度是固定不变的这样一种观点，以原有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作为一种标准，来评价和记载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社会和制度。所以，就会有一些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记载。因此，在我们研究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当时人怎么说、怎么写和当时人的观点，更要注意考辨和研究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总的形势和发展趋势。只有把握了总的发展趋势，才能正确把握所研究的对象。

历史学的著作也经常带有著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观点往往会影响到历史记载和论述的准确性。他们还往往用当时的情况去理解和论述历史。比方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于唐朝初年三省体制的描述，主要是以宋代的制度附会唐代制度，其中所谓中书出命，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说法是不全面的，特别是对门下省的作用，说得很不清楚。还有的作者利用历史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因此在材料的收集和历史事实的考订上都不是很严谨的，断章取义者有之，掐头去尾者有之，以点概面、肆意歪曲也是有的。

由此可见，对材料，对历史文献也必须下一番考辨的功夫，拿来就用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盲目地以文献材料来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毫无保留地加以使用，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年来我们在隋唐史研究中就有这样一种体会：我们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摆脱宋人种种成说的过程。我们只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史料出发，从历史真实出发，才能发现新的问题，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再谈现代学者的论著、成说。

除了上面所说的历史文献中的成说以外，现代学者的观点，特别是一些权威学者观点，人们眼中的大师们的观点，也往往束缚我们提出问题，妨碍我们对材料进行正确的解读，影响我们把研究推向深入。

我们在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时候，总是以前人的成果作为起点，前人的成果无疑是不能忽视的。我们进行研究，若不在前人基础上，一切从头来，那显然是一种很笨的，很不科学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前人的著作，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和经典性的著作，一定要认真系统地去读。

但是对前人的成果也不能盲目迷信，哪怕是大师的观点。一定要核对原始材料，并且加以分析。这些成果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总体正确，局部有误；有些局部正确，甚至非常精辟，非常精彩，但总体不一定正确；还有一些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有些论点和成果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在学术史上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的著作，特别是一些大师的著作，就需要更加认真地阅读与钻研，除了吸收其中正确的东西，还要研究这些论著为什么会在学术史上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并不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说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无可非议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们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开风气之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人们有所启迪，对学科发展起了启蒙和推动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对大师所涉猎过的领域，所研究过的问题，所提出的观点以及在进行这些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应该采取尊重和学习的态度。但是也要克服敬畏的心理，同样要破除迷信，独立、自由地进行认真的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扬弃那些过时的或者不正确的东西。

只有对现有成果采取正确的态度，我们才能在阅读中发现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

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对于重大的历史问题尤其是这样。这里首先是材料的问题，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不论是文献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是不充分的，时代越往前越是这样。力图对历史做出清晰地描述，这是每一个历史学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在利用不充分的材料进行这样的工作时，如果不保持高度的警惕，往往会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容易以点概面。二是容易把各个时期的和各种不同的材料糅合在一起，来加以论述，看起来是面面俱到，实际上是真假难辨；特别是在制度的论述上，实际上可能是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不存在于这个朝代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

另外我们了解历史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很多材料，很多历史现象，自古以来史家们都很熟悉，但是由于对当时实际情况和总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充分把握，因此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因此我们在阅读材料的时候必须在认真考辨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讨，挖掘出历史事实的真相。

有了一定学习和研究基础以后需要进一步扩大阅读的范围。通读某些历史文献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有些文献材料如《全唐文》等，篇幅巨大，通读一遍不容易。我们阅读时，首先要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注意哪一些方面，注意哪些情况。这些问题，一般说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问题，它本身不带任何框框，不具有结论性。这些问题只是告诉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哪些地方。带的问题不妨有几个，不要只限于一个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间情况、社会变化、制度运作、思想文化等都可以兼顾。有时候甚至可以第一遍阅读的时候注意一些问题，第二遍阅读的时候注意另外一些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阅读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掌握相关的材料了。阅读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产生一些想法，要及时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可以做成卡片，也可以做成札记式的笔记。这些材料有的现在用不着，将来可以派上大用场。在我们那个时代，卡片和札记都是抄录手写。这种方法现在仍然可以使用。至于从电子文本上把需要的材料分门别类拷下来也是可以的，只是一定要和原书进行核对。当然在阅读时只要能够找到原书，还是不要用电子文本。其次，把速读、泛读和精读结合起来。由于唐朝文体的特点，有一部分是可以完全不读的。有些部分可以一目十行地翻一翻，搜索其中有用的材料，找到有用的东西，再仔细阅读。有些部分则需要认真地反复阅读。对于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人物的文章，可以结合他们的文集，系统地加以阅读和研究。例如前期的陈子昂和后期的陆贽、权德舆、韩愈、柳宗元、李德裕、杜牧等。当然在通读过程中不可能全这样做，但是根据需要和可能，选择一两个人物还是可以做到的。再次，在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把几种材料对照起来进行阅读。这是我的一些体会，仅供参考。

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大而化之，有时就要咬文嚼字。咬文嚼字在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很必要的。由于古今字词用法的不同，由字词所构成的概念意义的变迁，望文生义是行不通的。比如唐代“精简”二字和我们今天的含义完全不同。这都还是表层的，无伤大雅。《周易》中“变通”一词从周易本身到《五经正义》中的注疏，在理解上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历史上，一个年号往往代表两个不同时期的交替，因此有些年号就成为重大历史事件乃至一个历史时期的标志，例如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一日之差也可以是两个不同的时期，用错了，也就把两个时期颠倒了。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唐顺宗时二王刘柳，也就是王伾、王叔文领导，刘禹锡、柳宗元参加的革新运动，不少人称之为永贞革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唐顺宗继位以后继续使用唐德宗的贞元年号；改元永贞，是顺宗传位宪宗的标志。改元第二天，二王就被贬出，接着就是刘柳等被贬为八州司马。把这样一个反映二王活动终止的年号作为他们革新活动的标志，至少是很不合适的。与此相关，还有人把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的“昨者州前擂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作为韩愈拥护二王的证据。他们把嗣皇继圣误认为是顺宗。顺宗继位是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至八月因为身体的原因传位宪宗。明明是欢呼宪宗的继位，欢呼二王下台，怎么能说是支持呢？而硬说是欢呼顺宗继位，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都有很大的或一般的指导作用和启发作用。但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研究的出发点。理论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着眼于基本事实，着眼于发展变化。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作教条，这是我们的研究能够取得新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成果的首要条件。我们要真正进入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具有发展变化的观念，这样才能够破除迷信和各种成见，把研究深入。历史研究虽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不同价值要求，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历史学是要求全方位地了解一个时代，全面了解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但事实上各个时代的历史学都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认识水平以及材料的限制，因此重点各有不同，都只能揭示历史的一些方面。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视野也更加广阔，开始能够从更多的方面了解当代社会和历史。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事实上就是在历史和当代结合的基础上，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理论总结。它们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历史的方法，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实际发生的现象，着眼于发展变化的过程，着眼于总体的发展。只有对这一点保持清醒认识，才不至于把各种新的理论作为教条而限制了我们的创造。

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见解，特别是关于诸如社会变迁、政治体制变化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必然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而进入研究过程以后，甚至还要经过几次重大的反复，才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历史实际的比较科学的结论。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接触到的材料越来越多，便会逐步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形成一些新的见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但是这些看法还是比较直观的，还只是一种印象，一种初步的概括，也就是假设。

假设在研究过程中是必要的。提出假设是需要胆识的，特别是提出一个不同于前人成说，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假设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当然，对于年轻的学者，特别是在校的年轻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由于思想上少有束缚，他们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凭借直觉，往往会提出一些前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知识还很有限，研究的功力也还不够，而主要的还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的积累还不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提出问题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还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本科同学在准备毕业论文时，提出了关于唐代中书门下与使职差遣的关系问题。当这位同学提出问题后，作为指导老师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让学生自己去摸索，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做下去，最后只好不了了之。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我的另外两位学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说明当年这个学生提出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接触了一定的材料以后直观地提出来的。尽管还没有达到假设的程度，但是从认识过程来说，这是很重要也很宝贵的一步，这反映了年轻人思维敏捷的特点。因此，我们在阅读时出现的一些想法，尤其是那些突发的奇想，往往蕴含着一个突破重大问题的可能性。我们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这些想法，暂时解决不了，可以用札记的形式先保存起来，待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再继续进行探索。

提出假设是我们研究的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假设是可以大胆进行的，但是对待假设却有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对小心求证事实是有不同理解的。

有些学人，甚至有的大师，往往把这种假设看作是研究的终结，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寻找一些可以附会或证明这个假设的材料，并据此写成论著。这样的著作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研究的深入，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他们提出的一些见解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在一些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可以认为”“应该”“可见”等一类的提法，这也是把一些小的假设作为结论，是不应该的。

正确的理解是，把假设作为继续研究的方向、线索，一种角度、一个切入点。而研究则要严格地按照从实际出发，从材料出发的原则，认真地进行。对于初学者和一般的研究工作者，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还有一种，在形成假设后，利用已有的知识，再对材料进行检索，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后敷衍成文。这种情况只有在基础知识广博，史料掌握丰富，具有高研究水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怎样把假设变成科学的结论，这是我们整个研究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艰苦的一个环节。

把初步形成的见解或假设变成科学的结论，首先就要从实际出发，广泛地系统搜集和阅读各种材料。在这个阶段有两项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是要搞清材料所反映的时间性。历史是处在不断的变动过程中，具体的材料反映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情况。我们不能把这个时期的和另外一个时期的材料，胡子眉毛一把抓，简单地糅在一起。前面我们谈到，有时候一日之差，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二是要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搞清哪些材料是可信的，哪些材料有问题，也就是要辨别真伪，去伪存真。然后才能根据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有时一字之差，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考据和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是不可少的。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考据和分析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考据不仅在辨别材料真伪的时候需要，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也是需要的。材料不论是比较少还是比较丰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历史事实，其间还有传说、误记和偏见，因此史料不等于历史事实。只有通过考据和分析相结合，才能搞清历史事实基本情况。有些数据还需要和后来乃至现代的数据相对照，这样才不至于闹出隋代耕地数字比现在还要高出两三倍这样的笑话。

在历史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是同样重要的。这里的定量和定性，是借来的两个词。定量研究，是指对相关材料的充分收集、详细占有和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要有充分的论据。定性研究则是指在对材料充分把握和深入研究后，所做的结论，也就是对历史事实所做的论述。只有进行了定量研究，定性才可能准确。但是仅仅停留在定量的研究上，也是不能取得对事物的深刻认识的。

在定量的研究中，也不能忽略定性的研究。有一种情况是往往需要通过收集大量的史料，才能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这只能限于那些通过归纳就可以得出结论的问题。对于那些需要经过考证，需要经过严密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的问题，就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迷失方向。

在定性的研究中，如果忽略了量的研究，就容易从印象、理念或某种理论出发，而陷入以论带史。就会出现以史料作为自己的论点的注脚，甚至偷换概念、瞒天过海等学术研究中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就会得出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结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往往也出现在一些大师的著作中。

在定量的研究中，利用统计和数字，利用计量方法来说明问题，是历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追求历史准确性，是许多历史学者努力和追求的方向。只是由于历史材料的限制，这项工作进行起来十分困难。

大体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基本上没有可资统计的数字，但是存在一些当时人留下的概括性数字。这些数字虽然具有模糊性，但往往很有典型性。在历史研究中，模糊概念是经常使用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这类经常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材料，其实就是一种模糊概念。因为它不是基于精确的统计，也没有做过定量的分析，而是根据直觉，或者是感觉到的大量的现象，对现实情况进行的一种笼统的概括和描述。这种模糊概念比起一些基于精确统计而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对历史事实进行统计，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提供的各种材料，而这种材料不可能都是充分的和完善的。根据那种零碎的、支离破碎的、片面的材料，是不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一定数量的材料可供统计，但是材料又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统计，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弄得不好，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特别是主观上已经形成一定的看法的时候，很容易朝着为观点找根据的方向去进行统计，而不是根据统计材料去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第三种情况是，材料比较充分。这为统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不是有了比较充分的材料，就可以做出正确的统计，并据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要做好这一项工作，最重要的是统计的分类，也就是要明白统计些什么。一般说来，统计总是在对课题的相关材料进行阅读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形成某些看法，也就是假设以后，才开始的。目的是以此为方向，对历史现象做出定量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其次是时段的划分。时段划分是进行正确统计的前提。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把整个王朝，把一个王朝的所有材料作为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处理，进行统计，而忽略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忽略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忽略了事物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因此这种统计往往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甚至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和结论。但是按照发展变化准确地划分时段也是很困难的。

唐朝在这一方面有两个限制。一是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限制，不是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可以进行这样的统计的。但是，唐朝的文献材料流传到今天的，比以往的朝代多一些，可以进行统计的领域相对也就多一些。从某种意义来说，唐朝是可以利用统计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朝代。二是由于材料过于分散，在材料的收集上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这一点由于电子版文献的出现，以及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我们进行统计提供了方便的手段，因此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利用文献材料进行统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如果不用这种先进的科学研究手段，就会使我们的研究大大落后。但是，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来进行统计，特别是在运用计算机进行统计的时候，必须建立在广泛阅读、深入考辨、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

只有扎实地做好这些工作，全面深入地阅读材料，认真细致地进行研究，才能进行最后的理论性的概括，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往往是一个从痛苦到欢乐的过程，始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继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因此，把假设变成科学的结论，除了勇气，还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功夫，需要很大的毅力和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最后我还要说，认识问题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个人的毕生努力，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企图在一个课题的研究中就完满地加以解决，这是不现实的。追求完美是不科学的。我们的研究告一段落的时候，就应该意犹未尽，感觉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或者似乎接近解决了但又没有来得及解决。这是非常正常的，是研究深入的表现，说明还有工作要做。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要对前一阶段的成果进行很好的总结，写出文章。其次要对已经发现的新问题加以排列，以便以后进一步进行研究。这样做并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因为研究总是分阶段进行的，需要一步一步地逐步深入。切忌对这些新问题抓住不放，觉得意犹未尽，一直做下去。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了没完没了的研究之中，而不能使研究课题适当地告一段落。要知道学术研究中的意犹未尽和文学中的意犹未尽，有着类似的意境，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体味。

编辑：湘 宇

校审：映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