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Max Besbris，莱斯大学社会学系
Shamus Khan，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社会学亟需把关注点从理论创新放到实证研究上去。
论文来源
Sociological Theory, 35(2), 147–153.
本文作者：Max Besbris & Shamus Khan
社会学过分关注理论创新
社会学顶刊对论文要具有理论创新的要求，使得社会学发展越来越“理论驱动”，而不是关注实证研究。这不禁使我们问道，如果理论老是这么容易就能创新，那说明了这些理论原先到底能有多少解释力？如果这些理论概念如此易于被捏造、再造，那么学者又如何去分辨哪些是有价值的呢？
我们不仅要说社会学论文不应该关注理论创新，更认为这种要求本身是对这个学科的理论和经验发展的巨大障碍。理论概念的内涵被迅速掏空以满足不同研究的需要，以至于这些概念一旦离开它们所在的文章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坚信，理论框架之繁荣昭示的是真知灼见之贫乏。社会学应当少谈些理论，多描述些问题。
我们用一个概念来做说明，即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它在数十年间却被不断翻新、滥用。首先，文化资本是个体可资用以获取更优越的身份（status）的资本，但它不是社会中的通货，不能脱离个体而使用，不可以在个体之间转移。
换句话说，文化资本只有在场域概念中才有意义。然而，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大多忽视了它的关系性（relational nature），而用它来描述任何与文化相关的解释变量。我们认为这是编辑和审稿人对论文要具有理论创新这一要求的结果，学者于是不断地挪用这个概念。
科学理论应当是建立在不断推进的实证研究、谨慎的理论化和稳定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如果社会学要科学化，那么必须更谨慎地对待理论，不要把实证研究强行拔高成理论创新。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Kieran Healy的论文"Fuck Nuance."中提出的前两个微妙性陷阱（nuance traps），就是指的“用所谓的理论的微妙之处包装实证研究”以及“将理论框架无限扩展以致于失去可证伪性以及与其他理论对话的可能”的现象。
以文化资本为例
布迪厄最初对文化资本的定义是，孩子从家庭中得到的有价值之实践（a valued form of practice），其价值取决于与制度（如学校）所认同的文化实践相符合的程度。后来他自己把这个概念运用在了对文化符号的理解上，这也使得它的研究对象无所不包，然而总归是在场域之中的。
也就是说，文化资本的价值及其产生，在而仅在一个具体的、有内部逻辑的社会空间之内。而如今，文化资本一般被认为是，对某一有价值之实践的可被证明的理解。如此定义使其囊括了从对物品、品味、个性到对正式证书的持有。然而，文化资本不是属性而是过程，也不是特定的行为而是对该种行为的身份本身的政治斗争；它的关键在于通过区隔而产生的权力。
文化资本这个名字也容易带来误用。布迪厄本人总是或多或少把它视为经济上的资本的对应物，他也总是有将其量度的倾向。比如在《区隔（Distinction）》中，他就对各种品味的持有进行刻画，并将其关系到法国的社会动力——职业和收入之上。然而文化资本的可刻画和可赋值不等于可量化。对它所产生的效应进行量度的这一操作本身要求把它抽象成一个变量，这使得美国社会学界得以接受这一概念的同时，失去了它的理论内涵（即关系性），从而能被无限地再定义。
文化资本不具有经济资本（或金钱）的价值双重性（即同时带有匿名性和关系性）。
试举一例。想象两个人有对棒球的相同程度的热枕、理解和实践，那么作为一个属性的文化资本对他们产生的效应应该也是相同的。但如果现在说，他们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呢？结果还相同吗？此时，文化资本对他们的效应将不得不在性别视角下进行理解。个体对文化属性的投资，往往取决于这种属性对于该个体的特定的、相对的价值有多少；换句话说，文化资本的持有对不同的个体而言，其回报率根本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才是文化资本概念的价值所在。
诚然，是否拥有大学学位所产生的区分是存在的也是重要的，但毋需扯上文化资本，直接说这是一篇衡量大学学位的效应的论文不是更好也更合理吗？
对学界的建议
本文有四个建议。
一，编辑和审稿人应当少关注理论，满足于一点真实的边际创新就好。
二，编辑和审稿人应当更严谨地关注理论，如果论文中用到某种理论概念，那么这是必要的吗，是恰乎其分的吗？
三，当学者做出理论创新的时候，应当说明它的边界在哪里，又如何可以被检验。
四，社会学如果认为自己是一门科学，重点一定是在实证研究。更精妙的、而不是更多的理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少谈些理论，多描述些问题。
原编者按：
相似的学界反思性文章，可参看Julian Kirchherr的Bullshit in the Sunstainability and Transitions Literature: a Provocation、Randall K Jamieson & Penny Pexman的Moving Beyond 20 Questions: We (Still) Need Stronger Psychological Theory、胡适先生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赵鼎新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的系列文章。
原文编辑｜阿格尼
审核｜霰雪
终审 | K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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