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想解决那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不公平、不正义。假如一个唐朝的人看到王莽，他要是知道‘穿越’这个说法，肯定也会想王莽是不是从我们唐朝穿越过去的。其他朝代也是一样。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在每个朝代、社会都存在。但是，王莽的思想依据或者思想来源，还是要在儒学里面找那个根，而且是在汉朝的儒学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杭州
封面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卡夫卡的城堡
2010年，26岁的张向荣从古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
按常理，他该去高校或者某个学术机构谋份职。但那一年，大学里的教职很不好找。经过一番折腾，他试着把简历投给了一家国有银行，随后一路笔试、面试，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拿到该行总行的offer，成为当年全国50名幸运儿之一。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更何况是令无数应届毕业生艳羡不已的国有大金融机构。此外，他也存了一点小好奇：从小学到博士一路读上来，一直待在校园里，“很想到社会上去经历一下，长一点见识。”
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体制内文职人员生活，让他迅速感到疲惫和厌倦。姑且不提琐碎乏味的日常工作，光每日早起通勤，就足够让他丧气——在校园里，他过惯了随性的夜猫子生活，早上睡到自然醒，晚上则看书、码字、看电影，不熬到个凌晨三四点不闭眼。
年岁渐长，想换工作的冲动变得越来越微弱。到2018年，张向荣又荣升为奶爸，有了一个精力旺盛、一生气就会砸他电脑键盘的女儿小白。
这很有点卡夫卡小说的意味。他自嘲不爱上班、人生失败，选择拯救自己的方式是码字——豆瓣上，“Danyboy”是个颇有影响力的网红书评人，他也经常为各主流媒体的书评专栏供稿。熟人眼里，他是个饭局酒局活动爱好者，一有机会就和学术文化圈的师友们吃饭、喝酒、聊天，探讨一些彼此感兴趣的学术、思想话题和最新动向。
2019年，在一个学术文化圈人的饭局上，张向荣结识了来自一家文学经纪公司的武新华。当时，她正和同事们四处寻找，想发掘一些有潜质的新人作者。几次喝茶聊天后，张向荣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个小说和几个作品样章发给了对方。
读完张向荣发来的一个西汉历史人物作品后，武新华“感觉相当惊艳”——学理扎实，“有着自己很独特的思考，尤其是在政治神学领域。当时，我们就建议他专注于历史非虚构写作。”她后来成为张向荣的文学经纪人。
在女儿小白的牙牙学语和不耐烦地拍打鼠标、键盘的声音中，张向荣状态饱满、酣畅淋漓地敲击出他的第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历时三个月。2021年8月，朱红色封皮包裹的《祥瑞》出版。
该书以历史上的“篡汉者”王莽为主角，再现了西汉末年一段有关儒术、灾异、皇权、外戚的“奇异”历史：身为外戚家族弱支的王莽以其近乎完美的道德君子形象逐渐在家族中脱颖而出，在皇权和宫廷政治转换中，一步一步走向中央权力，并借助祥瑞、符命、谶纬，最终从汉皇室牟取了最高权力。建立新王朝后，他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复古“改制”，从而引发一系列内外政治危机。15年后，起义和叛乱四起，王莽在内外交困中被杀。不久，出身汉宗室的刘秀击败了其他起义武装力量，光复汉室，史称“东汉”，并继承了王莽新朝留下的诸多政教、礼乐与法度。
在豆瓣上，《祥瑞》被打出8.8的高分，得到著名历史学家罗新、新锐青年文史作家刘勃以及青年译者陆大鹏的着力推介。
刘勃读完该书后十分兴奋，说这是让他这一年感觉最兴奋、最喜欢的一本书，“行文从基本史料出发，舒缓而缜密，常识与识鉴，自在其中。”而罗新称赞说：“张向荣以深描细察的写作，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可能性的转折。”
借助着文化学术圈溢出的口碑营销，《祥瑞》继续收获好评，并入选了一系列好书榜单：万圣书园2021年度“原创·非学术”榜单、首届“刀锋图书奖年度十大好书”、豆瓣2021年度读书榜单“文化历史类”Top1、2021年探照灯年度书单·十大非虚构原创作品等。
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祥瑞》付印三次，印量达4.5万册。在非虚构、严肃类文史读物中，这位新人作者收获了一个颇为亮眼的成绩。
“错位”的热情与果实
和王莽、符命的相遇，似乎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
在秦汉文学博士张向荣身上，有着一种80后、90后身上常见的错位感——似乎总读着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做着没有热情的工作，又因着种种牵绊，不得不安于现状。
在人大中文系读硕士时，他读了很多文学研究的著作，发现对自己的专业渐渐失去了兴趣。“觉得文学研究很虚无。你要么就是去考证作者的生平、背景，他的交友，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东西，不是文学的；要么去考证他作品的版本，这是一个文献学的东西。那么，所谓的文学，可能就是关于作品的修辞、文本，它很大程度上都是语言学的东西。剩下的，就是那些文学风格欣赏，它很个人化、很私人化，其实很难有一个客观的研究标准可以深入下去的。”
尽管迷失了方向，他依旧按部就班继续读博。幸运的是，担任他们博士班班主任的，是一位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年轻的班主任很有热情，组织了一个读经班，带着大家研读儒家经典，“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兴趣点，打开一个新方向。”
“经学”，本意是指注疏儒家经书的学问，但唯有儒学取得王官学地位，成为具有排他性的国家政教思想时，才真正具备了经学的性质。到西汉，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开始有意识地抬高儒学地位。后经汉宣帝“王霸之道杂之”，儒家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不仅是士子必读以仕进的经典，也是帝国崇高的法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经学”正式诞生。可以说，“经学”是先秦原初儒学进入帝制时代后的一种继承、演进和发展。
自此，儒家经学成为中国接近两千年的权威和王官之学，是帝国朝廷进行日常行政运作的依据。尤其每当有重大政治变化时，倡导、反对和最后决策的各方都需要引“经”作为辩论的论据。例如，东汉的皇帝要立一个皇后，册封的诏书里往往引用《诗》，说某位后宫女子具“关雎之德”；如果哪天皇后被废，也要引用《诗》来说明她失德。
这一套逐渐演进的形而上学体系，让秦汉开启的“大一统”帝国开始具有了人格化的特质，让张向荣觉得很有意思。待到做博士论文，他提交的题目是“两汉诗经学”。这是一次个人学术兴趣上的“暗度陈仓”：表面上看，这仍在他的秦汉文学专业领域，实际上他是从经学和史学的角度研究《诗》，而非文学的角度。
“我在论文想解决的问题是—— 一部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各地民歌、周和诸侯国的庙堂礼仪音乐的诗歌集，如何成为一个私家学术门派——儒家所依托的经典，然后又如何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宪法’和‘根本大法’。”
九年之后，当他决定为王莽和西汉末期变局写一部非虚构作品时，史料占有、思考的成熟度和写作动力都水到渠成了。
在经学史上，这位面目模糊、被传统史家盖棺定论为“篡汉”的野心家、伪君子，占据着一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位置。他的崛起、“篡位”和最后的败落，关涉很多重大问题，包括今、古文经学之争，西汉时期儒家经师们对周代政治的认识和现实企图心等等。
▲王莽画像 图/Fotoe
通过介于严肃历史和文学的方式为王莽和他的时代作一部传，让张向荣有机会得以讲述一段经学搅动天下的惊心动魄的过往。“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儒家经学被彻底打倒，成为一些纯粹的史料，或是退场到修身养性这样很私人的场域。但是，在西汉，儒学曾经是高度政治化的，并且混杂着当时人们对历史、自然还有神学的种种认识和看法。”
“我讲一段经学历史，也许没有多少公众会感兴趣的，但是，如果我来讲一个有关王莽的故事呢？”
在市面上汗牛充栋的人物传记和非虚构作品中，朱红封面的《祥瑞》所吸引我的，正是这一点。
在世界骚动不安、风波诡谲的当下，再次重读该书，我对一年前被我匆匆略过的儒术、经师和罩着神秘主义面纱的政治神学部分，产生了继续深入探究的兴趣，也因此有了和张向荣的这次开放性对话。
他正在为下一部讲述东汉时期的作品做准备，依旧是他最擅长的、从文化和观念角度来窥探帝国政治的写法。
作为一名现代人，我想追问和探讨的是：在古代中国，灾异或者祥瑞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被正统史家们盖棺定论的“篡位者”，为何在两千年后频频得到后人的同情和赞赏？这中间有着哪些误解与误读？原教旨主义者的理想国为什么会覆灭？
▲汉代王莽事迹图，明宣德时期彩绘钞本《御制外戚事鉴》。此《御制外戚事鉴》是明宣宗为训诫外戚恪守臣道，令杨荣从历代正史中摘抄有关外戚的史料 图/Fotoe
儒术，灾异和皇权——“穿越者”和他的儒家乌托邦覆灭记
南方人物周刊：在历史上，王莽建新朝、搞改制，是儒学在政治领域上一次极为大胆、激进的实践，那以后儒学好像对历代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非常有限，更多成为一种装饰性的、道德性的东西，所谓的“儒表法里”。可以这么理解吗？
张向荣：其实，儒学在西汉时就已经很委屈自己了，已经（对自己）进行了一个调整。因为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是在中国真正实现“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之前所产生的。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你从他们留下的言说、著作里是看不出来他们会设想到列国的“天下”未来会只有一个皇帝，而且是采用郡县的方式去统治。因为这是完全超出他们的想象的。
所以，到西汉，儒学还要继续发展自己的理论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和一些师友从来不认为就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儒学”，一个纯粹的、就是那种最干净的儒学。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儒学。
那么在西汉的时候，儒学在一批经师的推动下，一方面确实以一种身段适应了帝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仍然会采取一些方式、譬如迷信的方式来对皇帝进行一些束缚，这是当时儒学的一个任务。
等到王莽的时代，能够旗帜鲜明地去讲皇帝可以轮着做，一出了灾异，你皇帝就应该彻底退位等等这样一些事，我觉得就很自然了。在王莽的时代，他能够使用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是信鬼神的。等他失败了之后，虽然朝野包括老百姓仍然对灾异现象还是有些信的，比如日食月食。但是，儒家再讲这一套（政治神学），大家就不信了。到唐朝时，那时的天文学家其实已经可以预测日食和月食了，但是它并不妨碍唐朝的宫廷仍然会用这些来作为政治上的一种要求。但是，它已经不像汉朝，像王莽那个时代能够对现实进行那么强的政治干预了。
到王莽那个时代，我觉得所谓的政治儒学基本上已经是走到顶峰了。
南方人物周刊：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彰显“天命”所归的这些灾异、祥瑞、符命、谶，会觉得很神秘、很有趣，但同时又觉得荒诞不经。它的存在到底有没有一种合理性？为什么每到改朝换代，民间就会出现一些带有预言性质的歌谣，还有种种“反常”的自然现象？它会不会是人心、民意的一种扭曲的特殊表达？
张向荣：你说得对，逻辑就是这样子。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的先民里面一直是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存在。原因之一是儒家比较讲“采风”，在儒家的理想描述里面，一个执政者/天子怎么知道自己的政治作为好不好，就通过采纳民歌谣曲之类的，来看看自己到底是“治”还是“乱”。这是儒家理想中的一套政治机制。
到秦朝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了。当时就有谶语说什么“亡秦者胡也”，害得秦始皇就派蒙田去打胡人。最后，“亡秦者胡”实际指的是秦二世胡亥。还有，某个地方天上掉下一块陨石，上面写着“始皇死而地分”等等。但是，从学术角度讲，它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体系化的学说，是跟儒家相关的。从西汉建立一直到汉成帝之前，主要是一些自然天象，还有当时人不能解释的一些东西，比如某个地方发现了“龙”，肯定不是龙，是个别的什么动物。诸如此类的东西里，所谓的祥瑞和灾异比较占多数。
那么，到了王莽的时代，就开始出很多符命、谶纬，包括民间的谣曲，还有莫名其妙的一幅画或者一个图，就是图谶。图谶是到了西汉后期才成为主流的。刘秀能当上皇帝，也跟当时一条谶语有关系，所谓“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所以，等他建立东汉之后，他就很信谶纬，大臣桓谭因为不信谶纬，差点被刘秀杀掉。在东汉，谶纬、谶书是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类似国宪这样一个形态存在的。王莽新朝，是把符命作为一个最高的存在，他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颁符命；到东汉，刘秀也叫人到全国各地去颁行谶纬。所以，东汉确实继承了新朝的很多东西。到东汉末年，谶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当时关于刘氏“天命”是否结束的一些说法。
但到秦汉帝国终结之后，谶纬之说就慢慢地失去吸引力了。到唐朝，谶是被朝廷严格禁止的，老百姓不能随便讲，讲就有杀头的危险。再往后，它基本上就变成了民间的和尚道士用来蛊惑人心、招摇撞骗的东西，已经进不了庙堂、上不了台面。
但是，它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它确实有存在的土壤。
南方人物周刊：对于历史上的王莽，20世纪以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似乎每出现一种社会思潮，他就会多一个名号，包括“历史的穿越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极端儒家理想实践者”。这是不是和王莽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关，这些是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共同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土地分配不公、人和人之间不平等所带来的压迫？尤其到20世纪以后，企图改造社会的社会思潮是一波接着一波。所以，王莽依据儒家理想的“改制”，会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
张向荣：就像你说的王莽想解决那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不公平、不正义。那么，它呈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阶级、阶层的地位上，贫富差距，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等等。在政治光谱里，从左到右各式各样的思想是有一大片的。
但是，王莽所做的“改制”，他的行为和方法，我们是能够从儒家找到很多依据的。所以，我们肯定不会说王莽是一个“穿越者”，也不会说他是一个有多么有政治眼光的人。我们可以想象：跟王莽同一时代的那些皇帝也好、一些大臣也好，他们难道也看不到这些社会问题吗？他们自然是看到的，只不过不会每一个人都这么狂热地把儒家提出的这一套解决方案直接拿去实践。
而且，有些并不是王莽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可能是综合了很多人的想法。我们会看到，比如他推行的货币改制，那就是因为之前几十年内不同的儒家不断去提出来要求废除货币，
所以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每当社会有一些变动，特别是当社会问题相对来说可能比以前多一点时，如果你去史书里面翻一翻，也许会觉得王莽怎么这么有先见之明，或者怎么这么契合我们的想法。古人是没有“穿越”这一说法的，假如一个唐朝的人看到王莽，他要是知道“穿越”这个说法，肯定也会想王莽是不是从我们唐朝穿越过去的。其他朝代也是一样。
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在每个朝代、社会都存在。但是，王莽的思想依据或者思想来源，还是要在儒学里面找那个根，而且是在汉朝的儒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