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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台湾南投县境内一支高山族居民1200多人发动了抗日大起义，与配备了飞机大炮毒气弹的数千名日本军警展开了30多天的激战。最后，全族战死300多人，近300人上吊自杀。战后日本殖民当局又屠杀200多人，最后仅存200多名妇孺。这就是当年震动全台、惊动日本天皇的雾社人民反日大起义。在这场大起义中，两名重要的雾社成员即花冈一郎和二郎，成为人们争议最多的离奇人物。

殖民者当局培养的“模范青年”

1895年4月，腐败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等割让给了日本，为登陆台湾，数万日军血战5个月，折兵3万多人后（相当于日军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两倍），才“平定”台湾沿海平原地区，继而把目光转向高山族居住的山区。

台湾高山族总人数约有15万人，大部分散居于台湾各地山区，从1896年至1920年间，高山族先后发动130余次武装抗日起义，但都遭到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共死亡7000多人，受伤4000多人，约占全台高山族总人数的十二分之一。

1930年10月27日，南投县境内雾社地区的6个社（部落）的赛德克族（高山族的一支）1200多人（能作战者不过300多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由马赫波村社的头人、在整个雾社地区的赛德克人中有着极大影响力的莫那·鲁道带头，发动了震动全台湾的反日大起义。各部落抗日起义军分别袭击了雾社地区的多处警察分驻所和其他有日本人的地方，共杀死日本人134名。

10月29日，也就是起义后的第三天，日军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雾社市街，他们一边进攻莫那·鲁道领导的高山族抗日起义军，一边搜捕他们认为是起义重要人物的花冈一郎和二郎两人。

原来，早在日本占领雾社地区后不久，为了长治久安，日本殖民当局便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一批高山族儿童进行奴化教育，雾社地区赛德克族荷歌社（部落）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花冈一郎（日语名），原名为拉奇斯·诺敏，其祖父曾是雾社地区赛德克族的总头目。1921年，他进入日籍儿童就读的埔里小学校。毕业后，日本殖民当局推荐他进了台中师范学校讲习科学习。由于花冈一郎仅仅受过6 年小学教育，故在师范学校学习中成绩不是很好，日本铃木作太郎著的《台湾蕃族的研究》一书中记录了花冈一郎小学毕业时的成绩：“那时他的成绩是:作文、朗读、体育都是乙等，其余都是甲等。”但他为人温纯而正直，由于喜欢相扑而受到大家的喜爱。1929年他从师范毕业后，被殖民当局安排到家乡雾社当了一名警察。第二年又当上了蕃童教育所的老师，成为全台湾第一位担任该教职的高山族青年。

花冈一郎

花冈二郎（日语名）与花冈一郎为同部落人，原名达兹基斯·奥宾，他比花冈一郎晚两年从高小毕业。俩人是远房亲戚，且关系极好。花冈二郎在高小读书时学习刻苦，成绩很好，善于体育活动，田径项目极佳。高小毕业后，在殖民当局安排下，在家乡当了一名警察。和花冈一郎一样，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精心培养出来的“模范青年”。

花冈二郎

为了进一步笼络高山族青年，日本殖民当局还为两人安排了婚姻：花冈一郎妻子川野花子（原名娥宾那威）与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原名娥宾塔欧托）是表姐妹，而后者是荷歌社头人塔达欧·诺干的长女，也在蕃童教育所上过学。

作为雾社地区赛德克族受现代教育程度最高、影响也最大的赛德克族人之一，日本人自然认为，如此之大的起义，花冈一郎和二郎一定参与了组织和出谋划策。

起义中的花冈一郎和二郎

情况也正如日本人估计的那样，10月27日起义发生时，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确积极协助了起义军，但二人却不是起义的主要发动者。

莫那·鲁道在发动起义前，特地找到他们二人，把自己准备起义的决定告诉了他们，两人同意与同胞站在一起。

一郎和二郎两人虽然受到日本人的现代教育，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深深地烙下了本民族的烙印，无论是生活、习俗，他们都与本族人密切相依。同胞和亲人在生活中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残酷压迫，他们比什么人体会都深。而现代教育使他们从更高的层面上，了解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本质。花冈一郎当警察，薪水只有同级日人警察的一半，这也使他在心里加深了对日本殖民统治不平等的体会。所以，他们果断地参加起义，不是没有根源的。

作为日本人的警察，花冈二郎在警局中负责电话接线工作，当起义军进攻雾社时，他没有向外打求救电话，显然是在帮助起义军。当同族的起义军涌入雾社市街上时，花冈二郎还打开了警察局军械室。花冈二郎的妻子在几十年后回忆到，“那些余生的日本妇女造谣说，‘亲眼看到花冈二郎引诱躲藏的日本小孩出来，再加以杀害。’……雾社事件爆发后，二郎一直和我在一起，怎么可能去做那些事？”

起义发生后，日军进入雾社街区，搜遍了整个街区，也没有发现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的踪迹。

《台湾蕃族的研究》一书，更是详细地记录了起义中花冈一郎的表现：“他是本事件的主犯和指导人，懂得三八式步枪的操法，边喝酒边对好多人教操枪法，并指导他们挖战壕.…他还披上阵亡的花莲港部队荒濑中尉的军装，使用中尉的望远镜和指挥刀去指挥蕃人。事件一开始，他马上换上蕃装，逃往蕃界。”

日本台中州知事在事件后给台湾总督的报告中，记录下了在雾社小街上开杂货店的一位台中商人在事件后的“证言”，这位商人说，当抗日起义军准备撤退时，“花冈一郎命令头目赶紧到眉溪（雾社山区的一个部落）去，于是头目又命令其他蕃人，要去眉溪的趁早去。花冈一郎又对在场的妇女、小孩命令说，要拿东西逃走的的人，快点拿着走。多数蕃人退走了，其中有二、三十人往眉溪出发，往迈勃（（雾社山区另一个部落）方向去的一队人，高唱凯歌走了。”

然而，在起义成功后，面对即将到来的日军残酷报复，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并没有选择跟随起义军撤退到各个部落山区，而是在当天下午，离开了雾社街区，相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荷歌社。

他们在临离开雾社街区时，还在花冈二郎所在的警务室的墙壁上，写下“花冈二人，我们不能不离开这个人世，因为蕃人劳役过多，以致于弄到这个地步。”这就表明了，他们在这时就立下了准备赴死的心愿。

悲惨的全家自杀

回到家乡当晚，两人就今后的去向进行了商量，最终的结果是，两家人全体自杀。

几十年后，当年还是孩子的南投客运公司社长回忆，他当时在现场听到花冈一郎说道：“我与我的同胞将和日本战到最后一人……接受日本人招降是不可能的事。”花冈一郎说完后，花冈二郎也接着说道，“这次事件是绝对的正确，我们没有错，我们和日本人同样是人而不是供人奴役的畜牲，是日本人逼我们选择了反抗的路线。”

当时，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正在台中市公立医院当实习护士，她从院长的口中得知家乡雾社发生反日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动身返回家乡，但在雾社外围被日军设立的封锁线拦住。后来，她从小路回到了荷歌社。高山初子虽然只有16岁，但已怀有身孕，得知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决定率两家人自杀，她也要跟随全族自杀，但在花冈二郎的反对下，她只能离开丈夫，回到自己的部落。几十年后，她回忆当时的情景，“原本我也要与二郎同样自缢於花冈山，完全是为了腹中的胎儿，才忍辱偷生下来。”

第二天，两家人来到附近花冈山森林中，花冈一郎首先杀死了妻子和仅一个月大的儿子，然后自己剖腹自杀。而花冈二郎本人和全家，包括其岳母在内共约20人全体上吊自杀。

10 天后的11月8日，日军发现了他们已经腐烂的尸体。第二天，日本警察押着花冈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前往现场确认死者身份。几十年后，高山初子回忆说，“我看到栎树上挂着二郎和家族老少20具半腐的尸体，不远处倒卧着一郎、花子和婴儿，回想十几天前，我们在树下围着篝火，唱挽歌请求祖先来接我们的情景，不禁伏地痛哭，哀伤到瘫软无法起身。”　

日本《现代史资料》（22）台湾（二）中，记载有当时日军搜索队的现场记录:“一郎身穿绢大岛和服，系越中裤，前方拉开剖腹，大肠露出，仰卧地上。一边放着蕃刀一把及鞘。右边是其妻花子的尸体，同样仰卧，颈部有深痕，推断是一郎所砍。花子左手抱着幸男（儿子），幸男头盖露出，但不认为是刀痕，以上3人头并头仰卧成川字形。花子的枕边有一手镜，旁边是白粉与钱包……在诸尸体中，也发现一郎的岳母尤瓦利伊康的尸体。距此北面下方约110米处，发现12具火烧的尸体。”

花冈一郎和二郎全家族集体自杀，使日本台湾殖民当局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成为了日后几十年中多方争议的迷点。

镇压起义后，台湾日本总督府为了显示他们奴化教育成功，极力掩藏花冈一郎和二郎反日的真相，日本方面公布资料，声称花冈一郎和二郎是因为感到自己的同胞起义而觉得对不起日本，为了不忘日本的恩惠和培养而自杀。而事实的真相是，如果日方承认两人参加了起义，那就表明日本殖民当局的“理蕃政策”的失败。

雾社起义失败后，日本全国大会党派往雾社实地调查的国会议员河野密夫妇在其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总督府急于抹杀事件的思想色彩，继而又把花冈一郎二郎两人从事件的牵辖者勾销。断定花冈一郎二郎是挟在我国政府的恩惠和蕃人忘恩行为之间，决定急忙死去。事件爆发当时说了花冈两人当指挥、参谋的人，甚至说‘亲眼见到他们指挥蕃人’的人，（在政府的压力下）现在却对政府的决定不持怀疑。”

花冈二郎的妻子和遗腹子……

面对日军的进攻，莫那·鲁道率族人多次与日军激战。他的二儿子受了重伤，在无法生还的情况下，族人按习俗割下了他的头。一个月后，一些老弱和妇女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带着孩子依据本族风俗，纷纷在大树下自缢。莫那·鲁道让妻子在山间草棚中自缢身亡，然后亲手枪杀了两名孙子。之后独自一人带着枪，消失在更深的山林……4年后，他的尸体才在一个山洞中被发现。参与起义的赛德克族6 个部落1200多人中，300多人战死，近300人自杀，包括妇孺在内仅剩514人，高山初子和他们一起，全部被日军安置于“保护蕃人收容所”内。

1931年4月25日，与赛德克族有仇的另一部落，在日本当局的支持下，组织了200余壮丁，在深夜突袭收容所，残杀了216名赛德克族人，还残忍地用大刀砍下101颗首级，史称“第二次雾社事件”。高山初子几十年后回忆道，“我在混乱中捧着肚子冲出去，慌不择路的滚下山坡，靠着夜色的掩护，躲在树丛里直到天亮，才被警察找到带回”。经此屠杀后，起义军家属仅剩298 人。

1931年5月，日本殖民当局强行将298名赛德克人整体迁往北港溪与眉原溪汇合点的川中岛，陆续逮捕并虐杀了数十名据称参与雾社事件的赛德克人。1937年，起义家属只剩下230人。

到川中岛后，高山初子生下了花冈二郎的遗腹子，高山初子为他取名叫花冈初男。高山初子后来改嫁给一名同部落的起义军遗属。日本战败后，高山初子改名为高彩云，成为一名助产妇，在山中为族人接生。其夫也改汉名为高永清，后来出任南投县仁爱乡（原雾社地区改名）乡长和台湾省议员。花冈二郎的遗腹子花冈初男，后来改汉名叫高光华，也曾任南投县仁爱乡长，和母亲高山初子经营南投县仁爱乡一家旅社。

左为高彩云，右为川野花子

1995年7月，高山初子接受一位台湾知名摄影家专访，详细叙述了65年前她所亲身经历的雾社起义事件，说到当年日军的暴行和亲人同胞的自杀惨状，她忍不住伤心落泪，摄影家为她拍摄了录影带及多张照片，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1996年，高山初子离世。享年82岁。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一直认定起义是反抗日本的行为，花冈一郎和二郎也是积极支持起义的，这已成为台湾各界的共识。

2003年，台湾拍摄了反映雾社起义的历史剧《风中绯樱》。2011年，台湾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同题材电影《赛德克·巴莱》上影，在这两部剧中，花冈一郎和二郎的正义行为都得到了肯定。

2015年9月，新华社记者专程赴台湾完成《讨回历史的正义：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的苦难与反抗——“宝岛抗日记忆”组稿之二》的史料收集工作，他们来到了花冈一郎二郎的家乡——雾社采访。一位当年雾社抗日起义勇士的后人郭明，带领记者来到当年起义军最后的抗日战场——通向迈勃溪马赫坡绝壁山涧的一座藤索吊桥凭吊，并带记者来到雾社仁爱小学对面的起义领袖莫那·鲁道的墓前深深鞠躬。记者看到莫那·鲁道的墓前还摆放着花束和酒——表明最近有人来此祭拜过。《赛德克·巴莱》中歌曲原声演唱者、年逾八旬的赛德克老人巴坎·娜威，在当年抗击日军的现场，为来自大陆的记者同胞演唱起赛德克古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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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一郎和二郎：台湾雾社抗日大起义中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