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作家群：难以逾越的高山

冀中地区泛指河北中部五十余县，文化、经济以保定为牵引。这里土地肥沃，河流丰富，文化发达，多慷慨悲歌之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形成了图存救亡的历史潮流，知识分子脱掉长衫，拿着火铳走进青纱帐。五六十年代，以保定作家群为代表的冀中文学队伍横空出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逐渐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山。

1970年10月，我从定县的知青点回到保定家中，准备办理去当兵的手续。一进院门，看到家门开着，知道来了人。走进门，父亲坐在陈旧的太师椅上，旁边还坐着两位五十来岁的客人。他说：“这是蠡县老乡路一。”路一我认识，他以前是中共保定市委宣传部部长。

父亲又指指另一位五十多岁、穿着风衣的人，说：“这是梁斌。”

梁斌个子不高，宽脸膛儿，一双眼睛里充满智慧。前一段时间，我闲来无事，看了长篇小说《红旗谱》，就问：“是你写的《红旗谱》吧？”

梁斌高兴地大笑起来，说道：“你看过了？”我嘟哝了一句：“我也想写作呢！”他竖起大拇指，又说：“我支持你！”

不一会儿，父亲送他们出门。过了很长时间，父亲回来了。他说：“我把他们送到北站领工区了，他们在那里住几天。”北站领工区是铁路工务段的一个独立车间，不算很远，在保定火车站铁路西。我问父亲：“你怎么认识梁斌？”父亲没有文化，却记忆力很好，他说：“1940年10月，我带着四区游击队在大杨庄端掉了一个炮楼，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报复，就连夜转移到30里外的梁家庄，住在了一位姓梁的‘堡垒户’家中。晚上，听房东说梁维周回村里来了。梁维周就是梁斌以前的本名，当时他在冀中新世纪剧团当团长。我离开藏身的院子看村口暗哨，正巧，在当街上碰到了梁斌。他就跟着我们到了‘堡垒户’家中，聊到后半夜。按照他的提问，我和队员们讲了几个亲身经历的端炮楼、烧汽车、钻青纱帐、打伏击的故事。这叫采访吧……”

我问父亲：“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住了？”父亲说：“梁斌是作家，受到冲击，就跑回保定找战友避一避风头。谁知找到路一，看到路一的日子更难过，就一起来找我了。我把他们安置在工区住，这个地方不显眼……”

过了两天，父亲让母亲做了一个大葱炒鸡蛋，派我送去。我拿着一个用毛巾裹着的饭盒，到了北站领工区。这里是两排棚子房，给工人们住的。我去时，他正在和一个蠡县老乡说话，我把炒鸡蛋交给他，他告诉我：“回去给你爹你娘说，不用惦记我。我过来，正好见见乡亲们。”

我入伍后，渐渐得知，梁斌可了不得。他随大军南下后，曾当过南方一个城市的宣传部部长，后来他给省委书记林铁打电话，要求回河北。林铁当过冀中区党委书记，对梁斌熟悉，曾考虑让他回天津市（地级市）担任副市长，他坚辞不就。后来，梁斌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一个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的职务。他的《红旗谱》，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苦难、动荡、斗争，是一部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史诗般的巨著，再版30多次，印刷500多万册。《红旗谱》被翻译成八国文字出版，在日本有相当多的读者，也被苏联读者誉为“中国的《静静的顿河》”。《红旗谱》被拍成电影，个别章节还进入语文课本。

几年后，我从部队回保定探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画上是一个维吾尔族少女，赶着几头毛驴。父亲说，这是梁斌回去后，托人送来的，水墨画是他表弟黄胄画的。我想，他一定是感激在这里“避难”时受到的款待。那幅画，在斑驳陆离的墙壁上挂了很多年，据说黄胄的画后来炒到了几百万。

后来，梁斌又来过保定多次。那时，我已经调到保定军分区工作。他经常召集我们一群文学青年见面。哪次我都会走上前，和他说几句话，他也经常问：“你爹你娘身体还好吧？代我问好。这次待不住，我就不去看他们了。”主持人邀请他谈谈创作体会，他讲的非常实际。有一次，他说到《红旗谱》中的女主人公春兰，一个挎着篮子，胸前绣着“革命”大字的村姑。编辑看过28万字的第一稿《红旗谱》，感到不满意，提了很多意见，其中说到“春兰这个人物让人眼睛一亮，能不能多写点”。悟性极高的梁斌回去修改，围绕“春兰”加了很多东西，稿子从28万字涨到40多万字。梁斌说：“春兰这个人物，像是酵母，投进面里去，稿子立刻就膨胀了。”我们一群文学青年听着，很受启发。在我身边认真记录的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叫铁凝，后来也成了著名作家。

1980年2月7日，梁斌再次来到保定。早上，在七一路的“省招”与保定的作者见面。我提前去了，他问我：“你爹身体还好吧？”

我神情有点凝重，“不好！”他看看我，默默无语。那天中午，是家父去世的时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梁斌。此后，就是看他的《红旗谱》三部曲了。

他的作品不断再版，不断有人研究，建党百年之际，国家公布了一百部红色经典书籍，《红旗谱》排在第三名。

本文作者与作家徐光耀合影

我初识徐光耀，是在保定裕华中路的莲池，确切地说，是设在里面的保定群艺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著有中、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莲池有800余年的历史，园内有两个椭圆形的池塘，塘中荷叶遮蔽，荷花怒放，清代被辟为皇帝行宫后，建成了“莲池十二景”。保定群艺馆就坐落在东南角一个二层小楼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保定的文学中心一度汇聚在这里。

1977年春天，我拿着一摞稿子去群艺馆求教。在楼下，苑纪久老师接待了我，我说明了请老师帮助我看稿子的来意，他指指身边一个神情冷峻、高瘦的男人说：“请光耀给你看吧。”

冷峻、高瘦的男人接过稿子，他就是我初识的著名作家徐光耀。他对我说：“我手里正在看着一部长篇，估计你的稿子得晚点。”那时文学界好像有个约定俗成：老作家无偿地培养业余作者。我也没有太在意，回了一句：“我下周再来。”

过了一周，我去群艺馆参加一个座谈会。那时，不断有冀中的作家从保定过，有时间的话，他们都会在这里与文学青年们见面，每次都有二三十人参加。群艺馆还办了一个小开本的文学刊物《莲池》。我参加完活动，就去找徐光耀，他让我进到楼下一间采光很弱的平房里，围着一个桌子角坐下，把我厚厚的一摞稿子拿出，一一提出修改建议。此后，我又多次找他看稿子，他都很准时看完，与我交流。

1990年，我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徐光耀联系就少了。后来，他去河北省文联当主席，不断有作品问世，我也从报刊上留意着他的消息。徐光耀的籍贯是保定雄县，也就是现在的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北侧。他像“嘎子”一样，面对逆境，情系家乡，不放弃、不动摇，不断进取。

2006年11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主会场设在北京饭店。开会前，800多名代表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小礼堂里，我老远就看到了徐光耀，他也看到了我，立刻穿过人流向我走来，我们紧紧握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相当矍铄。他问：“现在哪里工作？”我说：“我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了！”他高兴地握握我的手说：“殊途同归啊！”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还见到了当年的保定文学青年铁凝、莫言，我们站在走廊里、过道中合影留念。会上，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我们都为她的成就由衷地高兴。

本文作者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合影

文学是有传承性的，冀中地区有着很好的文学氛围，作家们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本地青少年强烈的文化认同，薪火相传。铁凝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大概从1977年开始吧，文学青年去保定莲池里面的群艺馆听课，开座谈会，铁凝就经常参加。她的作品，发表在内部文学刊物《莲池》上。那些年，我们多次踩着“咯吱咯吱”响的楼梯，走上陈旧的二楼，在一间较大的房子里，搬来凳子，听老作家们讲课。当时，铁凝20岁出头，经常背着一个绿色的“军挎”。她的身份是“知青”，有时是从乡下赶来，行色匆匆。她比我小几岁，见面摆摆手，打个招呼，就赶紧听课。铁凝不爱说话，显得文静、聪明。听群艺馆的老师们讲，她在村里，与女孩子们一起出工干活，与社员们一起在生产队开会，几年的插队生活，使她了解了农村，找到了很多生动的素材。她将稿子寄给天津的老作家孙犁，孙犁一次次写信，给予鼓励和指导。

1979年，保定地区文联在裕华东路一个二层小楼上，办了个杂志叫《花山》，铁凝在编辑部是“小说编辑”。因为我们单位距离《花山》编辑部不远，我经常骑着自行车过去转转，偶尔看到她，打个招呼。有一天，编辑赵新对我说，铁凝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夜路》，8000多字，写得非常好！我回到单位，立即找来看，看过作品，果然感到一股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晚上从村里去村外浇地，“我”和荣巧一起走在夜路上，艰苦生活在她的眼里美轮美奂……编辑部想让孙犁给写评论，孙犁把任务转给了上海的女作家茹志鹃。茹志鹃名气很大，与丁玲齐名。她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评论发表，将年轻的铁凝推向文学的风口。

1980年11月，铁凝的第一部作品，小说集《夜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孙犁的信札为序。同年第二次印刷，总印数3.7万册。1981年，《昆仑》编辑部的张俊南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要来保定找铁凝约稿，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啊！”然后，他来保定找我。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给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保定西郊的铁凝家。路上，张俊南突然停下来，叫住我说：“我们买几斤苹果吧。不然，不好完成任务。”我说：“不用！不用！”

铁凝家在一座陈旧的职工宿舍楼，我记得是二楼。我们按照门牌号敲门，她母亲打开门，是一位面善的中年妇女。她热情地招呼我们，“进来！进来！”然后让座，给我们倒水。我扫了一眼屋里，两室一厅，几件旧家具，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屋里光线不好，整体印象就是陈旧，我问：“铁凝呢？”

她母亲说：“去石家庄了，得去几天呢。”

我与张俊南对视了一下，他赶紧说明来意：“我是解放军出版社的，来找铁凝约稿。她不在，这……”

她母亲有些过意不去，说：“你们住几天啊？不然，我打长途电话把她叫回来？”

我插嘴道：“不用！不用！”然后给张俊南出主意，“你给她留个条儿，告诉她你来约稿，写上你的地址，她会给你写信。”

张俊南有点疑虑地看看我，说：“这行吗？”因为当时铁凝已经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正是上升势头，这个时期最容易骄傲。我说：“能行！”于是，张俊南拿出一摞红头的“昆仑编辑部”信纸，摊开在喝水的方桌上，写了几个字，交给了铁凝的母亲。铁凝的母亲很精心地把字条儿收好，放进抽屉里，然后很真诚地留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

半年多后，张俊南再次从北京给我打电话。末了，我问：“给铁凝约稿的事儿办成了吗？”他高兴地说：“办成了！办成了！”我们两个人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说：“铁凝是个实在人。”

2008年春天，北京当代文学馆开研讨会。我进到小会议厅，看到了台下与人说话的铁凝，她摆摆手，喊我名字，我赶紧走过去。她问我：“你不是在部队啊？”我说：“我也在石景山区兼任作协主席，小主席！”

我们都笑了，好像当年的两个文学青年。

保定文学青年成了梯队。那时，还有一个胖胖的、不爱说话的作者，他叫莫言。

保定这个地方，有着很好的文学氛围，群艺馆在莲池组织文学活动，莫言也去过。保定市文联成立后，办刊人员从莲池搬到市府后街一个小四合院里，《莲池》换成了大16开本，文学青年经常去那里送稿、参加座谈会、听讲座。有一天，我去文联，一进院门，碰到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往外走，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匆匆而去。进了编辑部的平房，毛兆晃编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他拿着一摞稿子说：“这个作者，也是部队的，自由来稿。我看过了，基础不错，就约他来改。稿子改出来，大老远地送给我看，是个有发展的作者啊！”

我说：“叫莫言吧？我刚才碰到他了。”

毛兆晃编辑说：“对，听说他们单位在易县。”

我点点头，表示敬佩。易县到保定一百来里地，当时交通不发达，请假不容易，来一趟，很难。过了一个多月，我去《莲池》编辑部改稿，一进院门就与莫言撞了个满怀，我问道：“稿子通过了没有？”他点点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通过了！”我说了一句：“那好啊！我的还没有通过呢！”说着，没有停步，去见毛兆晃编辑。那个年代，编辑都是从作者里选，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很强的鉴赏力。两个月后，我在《莲池》上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名字好像是《售棉大道》。那是一篇七八千字的小说，文字表述很有韵味，故事性较强。

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在杂志上发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立即转载。当年秋天，文学刊物《昆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小说“改稿会”，我去参加。在会上，我读到了这个中篇，像大海的波浪久久撞击着心扉。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莫言也参加编剧的同名电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90年我调京后，虽然是军区机关干部，但没有放弃文学，也发表、出版了一些文学作品，与文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辛勤的创作中，我一直在关注着莫言的动向。1997年，莫言转至《检察日报》工作，报社就在石景山区。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问过他的情况，并请他对石景山区的文学事业给予支持，他满口答应。2000年，我也进入军队专业创作队伍，和莫言见面的机会多了。每次见面，他都关心地问我：“最近写什么呢？”我会告诉他：“在写一部纪实文学。”

他点点头，问：“在哪里出版啊？”

我说：“解放军出版社约稿。”

他又点点头，表示了放心。

2009年3月，石景山区作协换届，区文联和宣传部提出，要找有分量的名家当荣誉主席，以增加作协的影响力和对会员的凝聚力。我当时担任区作协主席，区委宣传部徐部长问我，请谁合适？我提议莫言。

徐部长同意了我的提议。

事后，我给莫言打了电话，介绍了石景山区作协的情况，最后提出，作协要换届，请他当荣誉主席。他一口答应：“我愿意当荣誉主席，我还在石景山区呆过好几年呢！”事情敲定后，我立即安排人去海淀区平安大道接他。

换届大会于2009年3月1日上午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201会议室召开，近二百名会员、嘉宾兴高采烈地来参加会议。开会前，我下一楼大厅接莫言，刚到大厅，一辆小汽车开来，车门打开，莫言下车。我和他亲切握手，一边说话，一边走向二楼会议室。

走进会议室，宣传部部长、文联主席忙上来和莫言亲切握手。有的作者走上来，与他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想必他们还珍藏着吧。

莫言抽时间和我闲聊，他小声问：“最近还常回保定吧？”

我说：“每年都回去，保定文联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一点儿。”

他说：“你还记得毛兆晃老师吗？”

我说：“记得啊，他当年给我看过稿子，非常认真、非常内行！”

莫言点点头说：“真是一个好人啊！他也给我看过稿子，对我帮助很大。可惜，前几年去世了……”说到这里，他沉默了片刻，我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悲哀和思念。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在宣布聘任莫言为作协荣誉主席后，主持人请他讲话。他站起来，没有拿稿子，平静而有条理地讲了十几分钟。他说：“在我的经历中，这是第一个主席，我是很珍视的……”他的话，激起大家热烈的掌声。他在讲话中，还谈到与我一起在保定的文学之初，谈到了文学创作的艰辛。他勉励大家多读书、多思考，勤奋写作。那次大会上，他的讲话给所有参会人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此后，莫言的创作和人气蒸蒸日上。2011年8月20日，他的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11月，中国作协在北京饭店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会议上再次与他相逢，故人见面，十分亲切，我们说了很多话。选举时，我仔细看了选票，他在副主席的候选人当中，我认真地投了他一票。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以保定为代表的冀中地区文学蓬勃发展，前三十年出版过保定作家群的诸多作品，如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荷花淀》、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刘流的《烈火金刚》、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平原烈火》、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路一的《赤夜》等优秀作品，同时还有活跃在这片热土的一大批作家诗人，如田间、王林、魏巍、远千里、海默、邢野；后四十年又出现了铁凝、莫言等一大批重量级作家。冀中地区文学队伍，特别是保定作家群，成为横亘在中国文学界的一道高山，很难逾越，影响深远。

本文原载于《莲池周刊·文学读本》2022年8月03期，被《作家文摘》2022年8月26日第2563期转载。

李金明，河北省蠡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作家，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第七、八届代表，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主席。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长篇纪实文学、传记《陷寇汪洋》《红色高参》等16部。曾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及其他奖项，部分作品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