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保定作家群为代表的冀中文学队伍横空出世,逐渐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山。保定作家群影响深远,激励了后来的保定文学青年,筑起文学创作的高峰。本文记录了作者与著名作家梁斌、徐光耀、铁凝、莫言等人的交往故事。
保定作家群:难以逾越的高山
李金明
冀中地区泛指河北中部五十余县,文化、经济以保定为牵引。这里土地肥沃,河流丰富,文化发达,多慷慨悲歌之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形成了图存救亡的历史潮流,知识分子脱掉长衫,拿着火铳走进青纱帐。五六十年代,以保定作家群为代表的冀中文学队伍横空出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逐渐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山。
《红旗谱》:大平原上一抹艳丽
1970年10月,我从定县的知青点回到保定家中,准备办理去当兵的手续。一进院门,看到家门开着,知道来了人。走进门,父亲坐在陈旧的太师椅上,旁边还坐着两位五十来岁的客人。他说:“这是蠡县老乡路一。”路一我认识,他以前是中共保定市委宣传部部长。
父亲又指指另一位五十多岁、穿着风衣的人,说:“这是梁斌。”
梁斌个子不高,宽脸膛儿,一双眼睛里充满智慧。前一段时间,我闲来无事,看了长篇小说《红旗谱》,就问:“是你写的《红旗谱》吧?”
梁斌高兴地大笑起来,说道:“你看过了?”我嘟哝了一句:“我也想写作呢!”他竖起大拇指,又说:“我支持你!”
不一会儿,父亲送他们出门。过了很长时间,父亲回来了。他说:“我把他们送到北站领工区了,他们在那里住几天。”北站领工区是铁路工务段的一个独立车间,不算很远,在保定火车站铁路西。我问父亲:“你怎么认识梁斌?”父亲没有文化,却记忆力很好,他说:“1940年10月,我带着四区游击队在大杨庄端掉了一个炮楼,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报复,就连夜转移到30里外的梁家庄,住在了一位姓梁的‘堡垒户’家中。晚上,听房东说梁维周回村里来了。梁维周就是梁斌以前的本名,当时他在冀中新世纪剧团当团长。我离开藏身的院子看村口暗哨,正巧,在当街上碰到了梁斌。他就跟着我们到了‘堡垒户’家中,聊到后半夜。按照他的提问,我和队员们讲了几个亲身经历的端炮楼、烧汽车、钻青纱帐、打伏击的故事。这叫采访吧……”
我问父亲:“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住了?”父亲说:“梁斌是作家,受到冲击,就跑回保定找战友避一避风头。谁知找到路一,看到路一的日子更难过,就一起来找我了。我把他们安置在工区住,这个地方不显眼……”
过了两天,父亲让母亲做了一个大葱炒鸡蛋,派我送去。我拿着一个用毛巾裹着的饭盒,到了北站领工区。这里是两排棚子房,给工人们住的。我去时,他正在和一个蠡县老乡说话,我把炒鸡蛋交给他,他告诉我:“回去给你爹你娘说,不用惦记我。我过来,正好见见乡亲们。”
我入伍后,渐渐得知,梁斌可了不得。他随大军南下后,曾当过南方一个城市的宣传部部长,后来他给省委书记林铁打电话,要求回河北。林铁当过冀中区党委书记,对梁斌熟悉,曾考虑让他回天津市(地级市)担任副市长,他坚辞不就。后来,梁斌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一个副主席和省作协主席的职务。他的《红旗谱》,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苦难、动荡、斗争,是一部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史诗般的巨著,再版30多次,印刷500多万册。《红旗谱》被翻译成八国文字出版,在日本有相当多的读者,也被苏联读者誉为“中国的《静静的顿河》”。《红旗谱》被拍成电影,个别章节还进入语文课本。
几年后,我从部队回保定探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画上是一个维吾尔族少女,赶着几头毛驴。父亲说,这是梁斌回去后,托人送来的,水墨画是他表弟黄胄画的。我想,他一定是感激在这里“避难”时受到的款待。那幅画,在斑驳陆离的墙壁上挂了很多年,据说黄胄的画后来炒到了几百万。
后来,梁斌又来过保定多次。那时,我已经调到保定军分区工作。他经常召集我们一群文学青年见面。哪次我都会走上前,和他说几句话,他也经常问:“你爹你娘身体还好吧?代我问好。这次待不住,我就不去看他们了。”主持人邀请他谈谈创作体会,他讲的非常实际。有一次,他说到《红旗谱》中的女主人公春兰,一个挎着篮子,胸前绣着“革命”大字的村姑。编辑看过28万字的第一稿《红旗谱》,感到不满意,提了很多意见,其中说到“春兰这个人物让人眼睛一亮,能不能多写点”。悟性极高的梁斌回去修改,围绕“春兰”加了很多东西,稿子从28万字涨到40多万字。梁斌说:“春兰这个人物,像是酵母,投进面里去,稿子立刻就膨胀了。”我们一群文学青年听着,很受启发。在我身边认真记录的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叫铁凝,后来也成了著名作家。
1980年2月7日,梁斌再次来到保定。早上,在七一路的“省招”与保定的作者见面。我提前去了,他问我:“你爹身体还好吧?”
我神情有点凝重,“不好!”他看看我,默默无语。那天中午,是家父去世的时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梁斌。此后,就是看他的《红旗谱》三部曲了。
他的作品不断再版,不断有人研究,建党百年之际,国家公布了一百部红色经典书籍,《红旗谱》排在第三名。
《小兵张嘎》:不屈的少年
本文作者与作家徐光耀合影
我初识徐光耀,是在保定裕华中路的莲池,确切地说,是设在里面的保定群艺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著有中、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莲池有800余年的历史,园内有两个椭圆形的池塘,塘中荷叶遮蔽,荷花怒放,清代被辟为皇帝行宫后,建成了“莲池十二景”。保定群艺馆就坐落在东南角一个二层小楼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保定的文学中心一度汇聚在这里。
1977年春天,我拿着一摞稿子去群艺馆求教。在楼下,苑纪久老师接待了我,我说明了请老师帮助我看稿子的来意,他指指身边一个神情冷峻、高瘦的男人说:“请光耀给你看吧。”
冷峻、高瘦的男人接过稿子,他就是我初识的著名作家徐光耀。他对我说:“我手里正在看着一部长篇,估计你的稿子得晚点。”那时文学界好像有个约定俗成:老作家无偿地培养业余作者。我也没有太在意,回了一句:“我下周再来。”
过了一周,我去群艺馆参加一个座谈会。那时,不断有冀中的作家从保定过,有时间的话,他们都会在这里与文学青年们见面,每次都有二三十人参加。群艺馆还办了一个小开本的文学刊物《莲池》。我参加完活动,就去找徐光耀,他让我进到楼下一间采光很弱的平房里,围着一个桌子角坐下,把我厚厚的一摞稿子拿出,一一提出修改建议。此后,我又多次找他看稿子,他都很准时看完,与我交流。
1990年,我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徐光耀联系就少了。后来,他去河北省文联当主席,不断有作品问世,我也从报刊上留意着他的消息。徐光耀的籍贯是保定雄县,也就是现在的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北侧。他像“嘎子”一样,面对逆境,情系家乡,不放弃、不动摇,不断进取。
2006年11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主会场设在北京饭店。开会前,800多名代表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小礼堂里,我老远就看到了徐光耀,他也看到了我,立刻穿过人流向我走来,我们紧紧握手。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相当矍铄。他问:“现在哪里工作?”我说:“我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了!”他高兴地握握我的手说:“殊途同归啊!”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还见到了当年的保定文学青年铁凝、莫言,我们站在走廊里、过道中合影留念。会上,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我们都为她的成就由衷地高兴。
《夜路》是从小村庄走出来的
本文作者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合影
文学是有传承性的,冀中地区有着很好的文学氛围,作家们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本地青少年强烈的文化认同,薪火相传。铁凝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大概从1977年开始吧,文学青年去保定莲池里面的群艺馆听课,开座谈会,铁凝就经常参加。她的作品,发表在内部文学刊物《莲池》上。那些年,我们多次踩着“咯吱咯吱”响的楼梯,走上陈旧的二楼,在一间较大的房子里,搬来凳子,听老作家们讲课。当时,铁凝20岁出头,经常背着一个绿色的“军挎”。她的身份是“知青”,有时是从乡下赶来,行色匆匆。她比我小几岁,见面摆摆手,打个招呼,就赶紧听课。铁凝不爱说话,显得文静、聪明。听群艺馆的老师们讲,她在村里,与女孩子们一起出工干活,与社员们一起在生产队开会,几年的插队生活,使她了解了农村,找到了很多生动的素材。她将稿子寄给天津的老作家孙犁,孙犁一次次写信,给予鼓励和指导。
1979年,保定地区文联在裕华东路一个二层小楼上,办了个杂志叫《花山》,铁凝在编辑部是“小说编辑”。因为我们单位距离《花山》编辑部不远,我经常骑着自行车过去转转,偶尔看到她,打个招呼。有一天,编辑赵新对我说,铁凝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夜路》,8000多字,写得非常好!我回到单位,立即找来看,看过作品,果然感到一股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晚上从村里去村外浇地,“我”和荣巧一起走在夜路上,艰苦生活在她的眼里美轮美奂……编辑部想让孙犁给写评论,孙犁把任务转给了上海的女作家茹志鹃。茹志鹃名气很大,与丁玲齐名。她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评论发表,将年轻的铁凝推向文学的风口。
1980年11月,铁凝的第一部作品,小说集《夜路》在百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孙犁的信札为序。同年第二次印刷,总印数3.7万册。1981年,《昆仑》编辑部的张俊南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要来保定找铁凝约稿,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啊!”然后,他来保定找我。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给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保定西郊的铁凝家。路上,张俊南突然停下来,叫住我说:“我们买几斤苹果吧。不然,不好完成任务。”我说:“不用!不用!”
铁凝家在一座陈旧的职工宿舍楼,我记得是二楼。我们按照门牌号敲门,她母亲打开门,是一位面善的中年妇女。她热情地招呼我们,“进来!进来!”然后让座,给我们倒水。我扫了一眼屋里,两室一厅,几件旧家具,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屋里光线不好,整体印象就是陈旧,我问:“铁凝呢?”
她母亲说:“去石家庄了,得去几天呢。”
我与张俊南对视了一下,他赶紧说明来意:“我是解放军出版社的,来找铁凝约稿。她不在,这……”
她母亲有些过意不去,说:“你们住几天啊?不然,我打长途电话把她叫回来?”
我插嘴道:“不用!不用!”然后给张俊南出主意,“你给她留个条儿,告诉她你来约稿,写上你的地址,她会给你写信。”
张俊南有点疑虑地看看我,说:“这行吗?”因为当时铁凝已经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正是上升势头,这个时期最容易骄傲。我说:“能行!”于是,张俊南拿出一摞红头的“昆仑编辑部”信纸,摊开在喝水的方桌上,写了几个字,交给了铁凝的母亲。铁凝的母亲很精心地把字条儿收好,放进抽屉里,然后很真诚地留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
半年多后,张俊南再次从北京给我打电话。末了,我问:“给铁凝约稿的事儿办成了吗?”他高兴地说:“办成了!办成了!”我们两个人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说:“铁凝是个实在人。”
2008年春天,北京当代文学馆开研讨会。我进到小会议厅,看到了台下与人说话的铁凝,她摆摆手,喊我名字,我赶紧走过去。她问我:“你不是在部队啊?”我说:“我也在石景山区兼任作协主席,小主席!”
我们都笑了,好像当年的两个文学青年。
《红高粱》的波澜
保定文学青年成了梯队。那时,还有一个胖胖的、不爱说话的作者,他叫莫言。
保定这个地方,有着很好的文学氛围,群艺馆在莲池组织文学活动,莫言也去过。保定市文联成立后,办刊人员从莲池搬到市府后街一个小四合院里,《莲池》换成了大16开本,文学青年经常去那里送稿、参加座谈会、听讲座。有一天,我去文联,一进院门,碰到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往外走,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匆匆而去。进了编辑部的平房,毛兆晃编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他拿着一摞稿子说:“这个作者,也是部队的,自由来稿。我看过了,基础不错,就约他来改。稿子改出来,大老远地送给我看,是个有发展的作者啊!”
我说:“叫莫言吧?我刚才碰到他了。”
毛兆晃编辑说:“对,听说他们单位在易县。”
我点点头,表示敬佩。易县到保定一百来里地,当时交通不发达,请假不容易,来一趟,很难。过了一个多月,我去《莲池》编辑部改稿,一进院门就与莫言撞了个满怀,我问道:“稿子通过了没有?”他点点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通过了!”我说了一句:“那好啊!我的还没有通过呢!”说着,没有停步,去见毛兆晃编辑。那个年代,编辑都是从作者里选,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很强的鉴赏力。两个月后,我在《莲池》上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名字好像是《售棉大道》。那是一篇七八千字的小说,文字表述很有韵味,故事性较强。
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在杂志上发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立即转载。当年秋天,文学刊物《昆仑》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小说“改稿会”,我去参加。在会上,我读到了这个中篇,像大海的波浪久久撞击着心扉。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莫言也参加编剧的同名电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90年我调京后,虽然是军区机关干部,但没有放弃文学,也发表、出版了一些文学作品,与文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辛勤的创作中,我一直在关注着莫言的动向。1997年,莫言转至《检察日报》工作,报社就在石景山区。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问过他的情况,并请他对石景山区的文学事业给予支持,他满口答应。2000年,我也进入军队专业创作队伍,和莫言见面的机会多了。每次见面,他都关心地问我:“最近写什么呢?”我会告诉他:“在写一部纪实文学。”
他点点头,问:“在哪里出版啊?”
我说:“解放军出版社约稿。”
他又点点头,表示了放心。
2009年3月,石景山区作协换届,区文联和宣传部提出,要找有分量的名家当荣誉主席,以增加作协的影响力和对会员的凝聚力。我当时担任区作协主席,区委宣传部徐部长问我,请谁合适?我提议莫言。
徐部长同意了我的提议。
事后,我给莫言打了电话,介绍了石景山区作协的情况,最后提出,作协要换届,请他当荣誉主席。他一口答应:“我愿意当荣誉主席,我还在石景山区呆过好几年呢!”事情敲定后,我立即安排人去海淀区平安大道接他。
换届大会于2009年3月1日上午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201会议室召开,近二百名会员、嘉宾兴高采烈地来参加会议。开会前,我下一楼大厅接莫言,刚到大厅,一辆小汽车开来,车门打开,莫言下车。我和他亲切握手,一边说话,一边走向二楼会议室。
走进会议室,宣传部部长、文联主席忙上来和莫言亲切握手。有的作者走上来,与他合影留念。这些照片,想必他们还珍藏着吧。
莫言抽时间和我闲聊,他小声问:“最近还常回保定吧?”
我说:“每年都回去,保定文联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一点儿。”
他说:“你还记得毛兆晃老师吗?”
我说:“记得啊,他当年给我看过稿子,非常认真、非常内行!”
莫言点点头说:“真是一个好人啊!他也给我看过稿子,对我帮助很大。可惜,前几年去世了……”说到这里,他沉默了片刻,我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悲哀和思念。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在宣布聘任莫言为作协荣誉主席后,主持人请他讲话。他站起来,没有拿稿子,平静而有条理地讲了十几分钟。他说:“在我的经历中,这是第一个主席,我是很珍视的……”他的话,激起大家热烈的掌声。他在讲话中,还谈到与我一起在保定的文学之初,谈到了文学创作的艰辛。他勉励大家多读书、多思考,勤奋写作。那次大会上,他的讲话给所有参会人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此后,莫言的创作和人气蒸蒸日上。2011年8月20日,他的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11月,中国作协在北京饭店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在会议上再次与他相逢,故人见面,十分亲切,我们说了很多话。选举时,我仔细看了选票,他在副主席的候选人当中,我认真地投了他一票。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以保定为代表的冀中地区文学蓬勃发展,前三十年出版过保定作家群的诸多作品,如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荷花淀》、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刘流的《烈火金刚》、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平原烈火》、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路一的《赤夜》等优秀作品,同时还有活跃在这片热土的一大批作家诗人,如田间、王林、魏巍、远千里、海默、邢野;后四十年又出现了铁凝、莫言等一大批重量级作家。冀中地区文学队伍,特别是保定作家群,成为横亘在中国文学界的一道高山,很难逾越,影响深远。
本文原载于《莲池周刊·文学读本》2022年8月03期,被《作家文摘》2022年8月26日第2563期转载。
作者
李金明,河北省蠡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作家,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第七、八届代表,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主席。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长篇纪实文学、传记《陷寇汪洋》《红色高参》等16部。曾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及其他奖项,部分作品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