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庙遗址：展现距今7800～6600年中国史前文化前所未见的绚丽画卷

▲ 洪江高庙遗址鸟瞰

洪江高庙遗址的发掘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田野考古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是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怀化市及其所属部分县、市的文物工作者共同完成的。此遗址先后经1991年、2004年、2005年三次科学发掘，揭露面积近1700平方米，出土了以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主体的丰富遗存，所处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其中2005年的发掘和发现，被评为该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翌年，国务院审定公布高庙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洪江高庙三次发掘探方示意图

高庙遗址自第一次发掘以来就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同人的高度关注。如张忠培、严文明、石兴邦、李学勤、牟永抗等先生均曾在来湖南视察工作期间，拨冗对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和装饰精美的祭仪用陶器悉心考察，他们的共同感觉是既惊诧又疑惑。

高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之所以被学界瞩目，除了它对构建湘西沅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谱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该遗址中新发现的高庙文化遗存为我们展现了距今7800～6600年中国史前文化前所未见的绚丽画卷。该文化先民的渔猎经济尤为发达，但最迟在距今7400年左右已种植水稻。遗存中所见我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高庙文化第一期）的白陶制品，证实沅水中上游区域是我国白陶的始源地。那些戳印在陶器上的由各种图像题材所表达的意境和大型祭祀场所，足以使人们对中华远古人类精神信仰、思想观念、艺术造诣，以及对宇宙自然的认知能力和创造发明肃然起敬，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华文明起源要素与发源地的传统认知重新进行思考。

▲ 高庙下层遗存白陶罐

众所周知，在以血亲为纽带的远古时代，宗教所特有的感召力和向心力在氏族和部落组织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曾记录了商王室凡事必卜、凡神必祀的真实状况。可是，那些受祀的神灵究竟产生于何时，甲骨文尚无记述。我们以往也仅是从部分先秦文献所录神话传说中零星地了解到那些神灵如何神通广大，如何往来天地，无所不达。而在文字尚未成熟的史前社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显然要更困难得多。唯一的途径是凭考古发掘出土的、具象的实物遗存来证明。但由于年代久远，那些具象的实物遗存能保存下来的却是寥寥无几。在以往发掘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部分史前遗址中虽偶见属于神灵信仰的艺术神器（如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塑龙、虎、鹿“三蹻”动物图像等），但我们仍很难从中获得对这些问题的明晰认知。尤其是在距今约7000年以前的遗存中，甚少可与远古神话传说相系的确凿证据。高庙遗址中的高庙文化遗存，恰恰呈现了中国远古人类对神灵具象崇拜和虔诚祭祀的鲜活场景。

高庙文化遗存中的大量祭仪陈设陶器上所饰图像和大型祭坛表明，对神灵的崇拜和祭祀是高庙文化先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如太阳被他们描述为有着硕大的头、外展的双手（连体双头凤鸟）且连着身躯的人格化的神，甚或被载于飞翔的凤鸟翅膀，也就是甲骨文所说的帝（天帝）；怪诞的獠牙兽或乘于凤鸟的翅膀，或张展双翅凭借高耸的天梯和山峰飞向天界。很明显，祭器上戳印的凤鸟和獠牙兽图像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物象，而是被赋予了具有超凡能力的神灵，而与之相伍的高山和流水也同样被赋予了神性。祭坛中的祭祀坑既有大量被火烧过的动物骨渣夹炭末灰烬的堆积（个别坑中见有人牲骨架），且又普遍地用较纯净的黏土覆盖坑口，显示出燎祭与瘗埋两种并行的献祭形式。因此，从祭器上具象的神灵图案和祭祀坑堆积形态的释读，我们可以确认，高庙文化先民曾盛行对太阳（帝）、凤鸟、獠牙兽（或长双翅，疑为飞龙）、天、地（社）、山、水等神祇的顶礼膜拜。他们构建了我国年代最为古老的且被后世所传承的神灵体系，由此奠定了中国上古宗教信仰体系的根基，商代甲骨文所录及后世所奉祀的众神祇便是这个神系的延展。不独如此，陶器上的系列图像还表明，高庙文化先民创造性地构建了与人间相对应的天庭，发明了供神灵上下天庭的神山（昆仑？）和建木天梯。那些神灵与神山和建木天梯图像所表达的意境，竟然与数千年后见诸《山海经》等史籍中的神话传说如此契合，证明流传至战国、秦汉时代的民间神话传说确有其历史渊薮，高庙文化先民实乃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母本的原创者。

▲ 彩绘太阳图案

通过对高庙文化陶器上丰富的图像题材的整理，我们惊讶地发现该文化先民在距今近8000年的时候就已产生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萌生了被后世称之为易理八卦的哲学思想，并已运用（立杆）观测太阳投影变化的方法制作太阳历。最直接的证据是多幅太阳（神）或神兽图像的外围都被圆形的天体所环绕，且在象征太阳神的八角星图像的里圈刻划有四方的图形。若从更大范围的史前遗存考察，我们发现这种八角星图案的构图和寓意与见诸辰溪松溪口遗址和安乡汤家岗遗址白陶盘外底（均为高庙文化晚期），以及含山凌家滩遗址玉版、玉鹰上的八角星图像是一脉相承的。岳阳坟山堡遗址H13的一件陶器盖上透雕有旋锯（齿）状的八角形，与之共存的有一件高庙文化所独有的内折沿高领陶罐。对于凌家滩遗址玉版上八角星图像的内在含意，学术界曾从不同视角做了深入研究，大都认为这种图形反映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四维八方、四时八节、四象八卦的观念相系，是原始日晷的表征或符号，古人凭此制作太阳历。可是，刻有这种图形的凌家滩玉版所处的年代上限不早于距今5500年，并不是中国上古历法和八卦观念产生的源头。高庙下层早期遗存出现的原始八角星图像表明，中国上古太阳历和八卦观念的源头要追溯到距今近8000年时期。上古历法是史前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与农业革命的进程息息相关，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提升均具有非凡的意义。显而易见，高庙文化先民是这一伟大科技成就的创造者。

▲ 高庙下层遗存陶釜

高庙文化遗存陶器上不同题材的图案和纹饰不仅表达了高庙文化先民认知社会与自然的思想内涵，且其装饰技法之熟稔和构图方式之规范也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其他同期遗存所不能比肩的。我们从出土陶器上所有纹饰和不同题材图案的系统整理发现，戳印或刻划在不同陶器上的图像并非随意涂鸦，而是在整体结构上遵循着合乎规范的艺术法则。其构图方式可归纳为二方连续、对称等分、对半拆分、带状层叠和二元复合等多种形态。纵览中国距今7000年以来不同地域、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先后出现的彩陶、玉器和青铜器上所见的绝大部分艺术图像，大都未超出上述艺术构图法则，明显与之一脉相承。我们相信，高庙文化先民掀起了中华远古时代的第一波艺术浪潮，此后出现在彩陶、玉器和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艺术图像，均系其后浪余波。高庙文化先民是中国上古艺术构图法则的奠基人。

概言之，高庙遗址所出高庙文化遗存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所反映的高庙文化先民的诸多初创和发明，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与自然的认知能力，它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上古人类聪明才智的想象。这些初创与发明在同时期中国南北方各区域史前文化遗存中前所未见，无疑是研究中国上古人类思想史、艺术史、自然科学史起源和发展弥足珍贵的宝库。高庙遗址的发掘与高庙文化遗存的发现，对我们重新认知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以及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们对高庙文化历史价值的评估，无论怎么褒扬也不为过。

当然，在高庙遗址的主体遗存中，除了属高庙文化的下部地层遗存外，其上部地层遗存的文化内涵也同样非常丰富。不但出土了大量的、与下层遗存同样丰富的水陆生动物骨骸和各类石器、骨器、陶器，而且清理了很多房址、墓葬、灰坑，以及灶坑等遗迹。但上部地层遗存并非全属同一文化谱系，其中绝大部分属大溪文化，为当地高庙文化的演变和继承；其余少量的墓葬等遗存属源自汉水以东的屈家岭文化，它与前者在年代衔接上没有缺环但特征迥异，表明屈家岭文化对大溪文化是一种疾风骤雨式的翦灭。其骤变的时间点在距今5500年左右，与洞庭湖西、北岸区域，以及鄂西、渝东等地的情形基本同步，反映了较大区域范围内这两种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和兴衰轨迹。高庙遗址的发掘和高庙文化的确立，对沅水流域周邻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谱系及其动态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因高庙遗址出土遗存如此重要，作为该遗址发掘的主持人和本报告的主要编撰者，我与整个团队在前后近十年对该遗址出土遗存整理的每个环节中始终持谨慎的态度。在此期间，学术界的诸多前辈亦曾给我们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

严文明先生曾建议我“尽可能地收集和发表所有的陶器纹饰和图像，并以便于读者辨识的不同形式在报告中予以充分体现”。

张忠培先生在我呈寄他拙著《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的回信中叮嘱我：“考古报告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发掘所见遗存，在报告中复原到原堆积中所在的层位，和客观地描述所见遗存，并正确地表述其释放的信息。凡能做到此者，乃成功的报告。成功的报告所处学术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则如《史记》。我希望你能对高庙报告下司马迁那样的大功夫。”

▲ 张忠培先生信件

李学勤先生亦在我呈寄他拙著的回信（信件见附后影印件二）中说：“高庙文化十分重要，您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高庙发掘报告尤盼早日完成出版，将是学术界一件大事。”

▲ 李学勤先生信件

学界前辈的这些宝贵意见既是期望，也是鞭策。我们在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过程中，力求秉持将所见遗存复原到原堆积中所在的层位、正确地描述遗存所寓含的客观信息这一基本原则。同时，我们还特别注意揭示遗存背后的人类行为。在叙述各类遗物时，力求将遗物本身的分类及其形态特征予以详细描述，并尽可能地以实例（或科学检测）的形式将遗存发掘和整理现场观察所获的系列信息体现在报告中。诸如石器与骨器原料的取材、加工和成形步骤与方法；不同陶器的原料来源、元素成分、制作与烧成，以及不同纹饰的分类及其制作方法等。尤其是在分类叙述单个图像标本时，除了列出该图像的拓片和照片外，还尽可能地将其与所属器物的线图一并附上，让研究者或读者更充分地了解它们的详细情况。在列举部分探方的陶片统计中，采用了将陶质、陶色、纹饰与具体的陶器器类相互等量对应的方式。此统计方式虽然较复杂而费时，但其最大的好处是能使我们对不同题材的装饰纹样（或无装饰的素面陶）分别与其所属陶器的器类、陶质、陶色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从而使我们对它们的性质或功能有更深层了解。在对诸如绳纹、凸点纹、戳印纹等纹样的粗细大小程度的描述时，尽量采用每厘米或每平方厘米单位内的量化（以往学界多采用模糊描述，且不同学者之间并无互通的标准）方式予以定义，从而使读者对它们的了解更接近原物的真实。

▲ 高庙下层遗存白陶罐

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仍然与学界前辈的期望存在很大差距。但“丑媳妇终归要见公婆”，我们必须鼓足勇气，将这份答卷呈献给各界读者。

如上所言，高庙遗址出土资料的系统整理和本发掘报告的编写，是整个团队（包括曾经为高庙遗址的调查、发掘、文物修复、绘图、拓片、照相等工作付出辛劳的专业技术人员）通力合作共同完成的。

在本报告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感佩高庙文化和大溪文化先民的伟大，由衷感佩为发现和发掘高庙遗址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业务人员和当地村民，由衷感佩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我所在单位在该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全力支持。

贺刚 于长沙下大垅寓所

2020年9月10日

本文摘编自《洪江高庙（全四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1）一书“序言”，有删减修改，标题 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70738-3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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