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住进养老院的第一天起,那套令她无比自豪的房子就被划入了收割的进程|王梆 一席第935位讲者

王梆,记者、作家。

Alice的故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这种「以房养老」的收割方式一旦开了先河,轮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恐怕就很难改变了。

被资本收割的晚年

2022.08.21 北京

大家好,我叫王梆,是一名住在英国的自由记者,也从事文学创作。很遗憾因为疫情不能到现场和大家见面,只能在英国伊利的家中录下这期节目。

2016年前后,我开始为《单读》创作非虚构系列「英国观察」,它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记者对英国民生、政治和文化所作的观察笔记。今年四月底,它以《贫穷的质感》为书名结集出版了。

书的反响还是有些出乎意料的,上市四个月加印了四次。原因可能是它关注的都是一些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议题。

我对英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一部分是从老年人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优雅精致的老人。

网球场也好,咖啡馆也好,国家森林、图书馆或者游泳池也好,他们像长盛不衰的绣球花一样随处可见。哪怕是在露天菜市场,你也经常可以遇见那种打着领带、戴着渔夫帽、挽着爱妻的手前来买菜的老人。

不仅大街小巷,在公共领域,为公共机构服务的老人也随处可见。

以慈善为主的英国民间社团为例,民间社团是英国基层社会的毛细血管,数以千万计的英国人在义务为它工作,它每年创造的GDP甚至高于英国本土农业。

在为这些社团服务的志愿者中,就有近五分一是准退休或退休人士。

▲ 当地老年人组成的乐队在义演募捐

根据英国一家老年关爱慈善机构Age UK 的一项调查显示, 英国有将近220万60岁以上的热心人士为至少两家以上的民间社团工作[1]。

五年前,我加入了英国食物救济机构「食物银行」。

我们的地区经理就是一位退休女性,退休前她是一名地产律师。她完全可以把退休时光打发在照顾孙子、遛狗、打牌之类所谓老人该做的事情上,但她不会,她要战斗在贫困人口的救援前线,做一颗发光发热的小行星。

▲「食物银行」的老年志愿者

每当我看到这些老人,就会由衷希望自己年老时也可以活得像他们那样。只是我们这一代,是否有那么幸运呢?

很快我就发现,这些老人之所以可以生活得那么有活力,是因为他们是战后最受益于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代。

他们从小到大享受着无处不在的公共福利:小学到大学的公立学校是免学费的,课间还有牛奶、午餐和鱼肝油。

他们中很多人,是伴随着全民医疗保障制度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诞生而出生的,那是1940年代末,矿工的儿子 Aneurin Bevan当上了英国卫生部长,从此奠定了NHS的根基:它从国民税收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公共医疗基金,以非牟利、生命至上为宗旨,免费为每一个英国居民看病。

▲Aneurin Bevan,1897-1960

你看热播英剧《呼叫助产士》,当时NHS的医生和助产士们,会冒着大雪提着药箱亲自上门免费为产妇接生。

▲《呼叫助产士》剧照 | 图片来自网络

此外,他们那代人还遇上了二战后重建的高峰期,即使没有高学历,也能找到薪水居中的工作。

而彼时的房价,比如一套三居室带花园的独立洋房,也非常实惠,5000英镑就可以买到很漂亮的房子。正是这拨赶上民主社会主义黄金期的一代人,画出了英国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那纺锥形中最圆胖的部分。

有数据为证,2018年3月,全球房产咨询公司Savills发布调查报告,英国40%的国民财富,约1.6万亿英镑,掌握在6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手里。

据说这个国家除了疯子,没人会嫉妒女王,但嫉妒这拨老年人的年轻人却大有人在。

没有房贷压力,小有积蓄,亦有国家退休金,经济上老有所依,精神上才不会透露出一副诚惶诚恐的面色,才会有余力去旅行、去学外语、去做义工,做小行星对吧?我们这一代是否也有这样的机会呢?

对此,我并不乐观。因为我们自出生起,一个隐形却无处不在的怪物,就在以各种各样的血盆大口收割着我们汗流浃背的生活。

不用等自己变老的那一天,在我身边最不幸的老人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收割的残酷景象。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讲述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话说2014年末到2015年的秋天,我很幸运地成了Age UK,即英国最大的一家老年关怀中心的义工。他们当时在做一个看访计划,请志愿者亲身上门去看访独居老人。

然后我就去了,每周一下午骑上自行车,穿过黑鸟、乌鸦和野鸡共舞的麦地,到7英里外剑桥市的一个小区看望孤单的老人。

我的看访名单里,有一位叫Alice的漂亮女士。她妆容精致,即使整日在家,也要穿上一双奶油色的皮鞋。

Alice 92岁了,她30多岁时离了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靠教法语谋生。孩子成家立业后,她一个人留在自己的房子里。

▲ 年轻时的Alice

那是一栋带花园的新乔治王朝时代的洋房,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楼梯是榉木的,有法式落地窗,花园也很阔大齐整,边缘种着苹果树和桃树。

那是她在1973年花3000英镑买下的房子,为此她自豪了42年。她总是对我说:「一个女人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只是一间房也好。再坚实的乳房,再柔顺的头发,也不过只能让你暂时住上几年,而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能让你毫无顾忌地住上一辈子。」

每天早上,Alice会以「买牛奶去」为借口,骑上她的三轮电动自行车到集市上去和每个人搭讪。市集商人、超市员工、街头艺人,她从不错过任何说话的机会,因此她的冰箱里常常同时放着四五瓶从未开封过的牛奶。

自从我成了Alice每周的定期访客后,健谈的她总算有了一个固定的可以深入交谈的对象。遗憾的是,我只是一个仅会烧水泡茶陪聊的访客,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和急救技能,万一遇到突发疾病之类的紧急情况,我就束手无策了,而最近的诊所开车也要十分钟左右。

Alice果然不慎摔倒了几次,最严重的一次彻底摔伤了坐骨,自理能力从此大打折扣。她的女儿住在另一个城市,驱车看望太耗时,考虑再三便把她送进了养老院。

Alice所在的养老院就在她女儿家附近,收费据说是那一带比较适中的,尽管如此,一周也要近1000英镑。

女儿有自己的生活、房贷,以及孩子们无比昂贵的大学学费要顾及,所以Alice在养老院的开支就只能用她那套漂亮的房子来抵押了。

从她住进养老院的第一天开始,那套令她无比自豪的房子,就以一种叫「以房养老」的方式被划入了收割的进程。

那套1973年买的房子,到了2015年虽然涨到了市价约40万英镑,但也只够支付Alice在养老院8年左右的开销而已。根据英国公共养老政策,只有当Alice的房产被养老院全部收割完毕之后,当地政府才会负责她的看护费。

Alice的故事对我触动非常大,这种「以房养老」的收割方式一旦开了先河,轮到我们这一代时恐怕就很难改变了。

这个故事在向我暗示,我看到的美好的英国老年生活很可能是一张幻灯片,配乐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挽歌,这怎能不让人政治抑郁呢?

有人说,以房养老很正常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不仅如此,我们还在经历一个零工经济时代,产业向劳力廉价的国家大幅度转移,大财团在避税天堂各种合法避税,公共福利资金被大量削减。纳税人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如果还要支付每个失能老人的看护费,那工薪阶层简直不用活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从不拖累年轻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介意自己支付看护费。但话说回来,Alice的房子本是她留给后代的唯一遗产,这笔遗产若能完整地或部分地交到下一代手中,孩子们的大学学费、未来房子的首期,这笔让所有年轻人举步维艰的起步资金不就有着落吗?

为什么要把我们人生唯一的这笔财产全都给养老院,而不能让房子做一件更好的事情呢?

2018年我开始写作《年老的隐喻》,试图理清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我的新书《贫穷的质感》里。在写作那篇文章时,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我发现,英国的养老院收费并不是一直那么昂贵的,在19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人享受着免费的或非常低廉的护理服务。

二战后,英国工党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社会福利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养老。1948年,工党推出国民援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要求地方政府通过整合税收为老幼病残提供援助。

当时,由地方政府出资或慈善机构开设的老人院在养老业中占了绝大比例,1960年,只有10.3%的老人住在私营老人院。

彼时,住在养老院的失能老人有自己的独立单间,有专业看护料理进食和洗浴,有医务人员在一旁应付紧急状况,暖气、娱乐空间和图书馆一样不少。

▲ 1960年代护理院的老人活动,视频来自Kinolibrary

而这一切服务,不用花钱,或者花极少的钱就可以享用到。今天,只有资产少于约23000英镑的穷困老人才有资格获得免费的居住和护理。

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运行模式,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1980年代初期,全球化经济崛起,为了掌握产品的价格优势,英国本土制造业开始大幅度向人工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造成大量的本土工人一夜间失去了饭碗。

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提倡优胜劣汰,将失业人口、老弱病残统统视为经济大潮下必然的淘汰者,「你穷是你不够努力」那种19世纪的价值体系卷土重来,福利社会的基石开始动摇,国民养老资金开始被裁减,纳税人扶持的养老模式渐渐式微。

在撒切尔主义被保守党大力拥戴的1990年代,私营养老院所向披靡,一下子激增至82%[2]。

到了2016年,公共养老资金被保守党的紧缩政策(Austerity)砍去一半,纳税人扶持的公立养老院基本上就寥寥无几了。剩下95%,共计1万多家养老院则掌握在私营集团和少数慈善机构手里。收割Alice房产的,正是这些私营集团。

在一对叫Tomas和Mary的老年夫妻那里,我看到了和Alice同样的惨剧。Mary 八十多岁,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和自理能力,为了照料她,她的爱人Tomas 曾累得一度晕倒。假如俩人同时失去自理能力,该怎么办呢?

我偷偷计算了一下,Tomas和Mary的房子市价约50万英镑,如果他俩都要住养老院,每人只能支撑4年左右。不出4年,仅需4年,他俩仅有的资产,一栋漂亮的小洋楼,一枚中产的象征,就化为乌有了。

当一套套房子,以50万英镑左右的市场价值,以8年或4年的时速,源源不断地涌入私营集团掌控的养老机构时,你是否会产生某种国民财富众流归海最终纳入那1%的既视感?

有人说,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临终关怀更要紧。然而当人类的一切,从健康到尊严全都可以待价而沽时,现实给出的却是另一个答案。

为了打探养老机构的内幕,我采访了英国数家私营养老院。

和想象中冰冷孤清的色调不同,今天的老人院大多色彩浓艳。

在一个叫Lily House的老人院,我仿佛撞见了一个「托儿所」。为了让老年痴呆患者能找回自己的房间,每个房门都涂了不同色的油漆,姹紫嫣红,还挂上了照片和名字。此外,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装修房间。接待人员推开一扇扇房门,炫耀地说,你看,每间房都不一样!

颜色是喜庆的,气氛却未必喜庆。不少养老院与闹市一墙之隔,里面却像是一个隐秘的失声世界。一般访客要在门卫处填表,表明亲友关系才能进来。一条狭长的走道,前后左右都是铁门,需要密码才能出入。接待人员对我说,这是为了防止患老年痴呆的人逃跑或趁机溜进厨房捣乱。

有「助老爱老」慈善机构倡议,说养老院应对外开放餐厅,让人们自由地与老人们共进午餐,这样一来,养老院的饭菜就不会那么难吃了,老人们也不用眼巴巴地与外界隔栏相望。但从我的实地观察来看,这一倡议显然并未得到多数养老院的支持。

▲ 养老院里的老人|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有一次,我把录音笔藏在围巾底下,跟在接待人员的后面走进了电视厅。电视开得震耳欲聋,却没有多少老人在观看,他们或者凝视着自己的鞋子,或者用失焦的瞳孔望着我。

我趁接待人员不注意,半跪在地上握住一位老奶奶的手。「你好吗?」我问。「不好,」她开始流泪,「我的背好疼,这里也很疼。」她伸出脚给我看脚踝,她的脚踝肿得像大象的脚。

这家养老院的收费是998英镑一周。我倒吸一口凉气,问没钱怎么办?接待人员说,可以卖房,或者先住上,死后再用卖房款来偿还。

在另一间私营养老院,接待人员用钥匙打开一间单卧后,似乎才意识到秀错了房间,只好尴尬地向我解释,病人刚走,他们正打算重新装修。可惜已经晚了,空荡荡的房间和厕所飘出一股刺鼻的尿味,我捂着鼻子逃了出来。

秀完阳光充沛的图书馆,接待人员又热情地向我秀一只高科技坐垫。说这是一个结合人体工程学的坐垫,坐在上面的人只要一站起来,就会传出「离开座椅」的信号。也许是有AI坐垫的缘故,这家养老院收费更高了,要1096.54英镑一周。

每当此时我就想,如果我老了,失去部分自理功能,我会愿意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吗?哪怕有AI坐垫?我肯定不愿意。我喜欢绿植,森林,朋友和自己最熟悉的环境, 比如自己的家,这世上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但很快我就了解到,失能老人在家接受护理的价格也基本上和养老院是一样的。

两位护工每天上门护理老人三次,每次半小时,工作难度并不大:喂药、打针、清洁、换洗、翻身、用遥控器将老人从升降床吊入沙发之类,一个月也要4000英镑左右。

即使只是简单地上门查看,什么都不用做,收费也在每小时30英镑不等。24小时住家看护的费用同样在4000英镑左右,看护拿小头,看护集团拿大头。看护集团之所以理所当然地拿大头,是因为他们宣称只有他们可以保证「服务质量」。

大集团一定就能保证「质量」吗?

BBC2014年5月的《全景》(Panorama)栏目,借家属在某养老院的偷拍镜头,曝光了一位叫Yvonne的90岁高龄老人晚饭后上厕所的全过程:呼叫「护士」321次,叫「我要上厕所」45次,用茶杯敲饭桌26次。此间看护来过一趟,只抛下一句「等五分钟吧!你以后应该尿到尿片上!」就走了。20分钟过去了,直到22:45之后,Yvonne才终于被粗鲁地搀进了厕所。

该栏目说,像这样不合规范的私营养老院在英国高达1100家。2017年,《全景》栏目再次借用偷拍技术,这次拍到的是看护不停扇老人耳光六次的画面。

波兰公民Marteen 曾在英国从事过看护工作,我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他。我问他,虐待或忽视老人的事件,在私营养老院真的很常见吗?

他告诉我,在他工作过的老人院,虐待事件是普遍存在的。作为目击者,他曾向主管举报过两次,上头却威胁要炒掉他。他说,如果你们不干预,那我只有报警了。后来他终于向监督部门反映了情况。

我问他,这些虐待事件的根源是什么?他的回答并不出乎意料:一部分是看护工资太低;另一部分是员工太少。由于员工太少,看护们根本没有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大部分看护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花上将近4个小时才能完成所有老人的穿衣洗漱,并赶上8点的早餐。

▲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工资低,雇员少,全英99%的养老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虐待,听上去不是三无黑店的勾当吗?然而不少被曝光的养老院却身出名门,比如Marteen 曾举报过的那家就隶属BUPA。

BUPA是跨国医保集团,旗下拥有320万顾客,覆盖190个国家,在英拥有超过250家养老院,除了养老以外,还经营保险业务。如此阔绰,付给看护的薪水却只有7.65-8.31英镑/小时(2019年2月数据),与2018年全英最低时薪齐平;付给高管的工资却高达95000英镑/年。

人类社会攀上前所未有的长寿峰,在投机商眼中却是百年难遇的商机。这种以纯牟利为主的营生悬挂在临终关怀的门槛上,注定会酿造悲剧。

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

既不需要纳税人为所有的失能老人买单,又可以让那些身处一线的看护们获得匹配的薪水和劳动的尊严?而我们这些除了房产一无所有的普通工薪阶层,房子不在晚年被资本收割,从而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遗产和生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写了一本关于老年关怀的著作《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其中提到一种「护理保险费机制」,日本居民年满四十岁后,开始交纳「护理保险金」,大概占年收入的3%,参保者到了晚年若不幸失能,除了自己支付10%-30%的护理费之外,其余均由保险公司承担[3]。

还有另外一些可能性,比如建立起一种人本主义的临终关怀,一种不把老年和疾病当摇钱树的信念,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养老机构以纯牟利为主的宗旨。

这样的设想并不全然是一个乌托邦,在我探访过的一个专门为老人设计的日间活动中心,老人们只需要交5英镑的茶水费和食材费,就可以享有从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三点的全天服务,包括点心茶水餐饮、趣味问答、拼图游戏,行动不便的老人还能享受专车接送的待遇。

▲ 日间服务中心的活动

场地要交租,空间要打扫清理,餐饮要提前准备好,趣味问答的题目至少半年内不能重复,杂志、棋牌还得时常更新——是谁在做这一切呢?

答案是:居住在附近的一整条街的居民志愿者。他们用退休后、下班后、放学后的时间,义务做着所有这些幕后工作。寒暑假,村里的中小学生也会帮忙。

▲ 日间服务中心的小志愿者

一位叫Louise Hill的小姑娘就曾创立「每周一蛋糕」的扶助计划,时长一年,Louise Hill也在高度的热情、黄油和面粉当中度过了一年的少女时光。

说到这里,我并不是想说失能老人应该通通交给志愿者来照顾,而是说,人类并不全然是利益驱使的动物,人类内心深处寻求互助、温情和安全感的渴望,会促使人们做一些不那么计较金钱回报的事情,因为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熬过生存意义的饥荒;也唯有如此,贫富分化的巨大裂痕才有弥补的可能。

谢谢大家。

演讲中提到的参考文献:

1.数据来自Millions volunteering in retirement,Age UK官网,2013年8月13日。

2.Sheila Peace,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and Nursing Home Care in the UK, 2003; Jeanne Samson Katz and Sheila Peace, eds. End of Life in Care Homes: A Palliative Care Approa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42.

3.徐鲁青:《在家独自临终有何不可?上野千鹤子谈日本的养老制度与观念》,《界面文化》,2022年7月23日。

策划WK

剪辑竞心

设计、插画张会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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