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讲坛|福克纳与中国当代作家

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国外文学思潮及作家不同层次的启发,在他们的访谈、随笔中论及所受外国文学思潮影响时,福克纳的名字被频频提及。福克纳是如何影响中国当代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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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萌羽,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论文评审专家、山东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近期,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李萌羽就上述问题展开论述。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中国
引起爆炸性的轰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克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普遍关注,据先锋派作家马原回忆,福克纳“曾经在80年代前期的中国引起爆炸性的轰动”。
福克纳在邮票般大小的故土书写中所创造的文学天地激发了莫言创建“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梦想,而《喧哗与骚动》中“耀眼的冷的气味”的描写则丰富、拓展了莫言小说“超感觉”和印象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余华把福克纳称为“师傅”,声称是福克纳教会了他心理描写。贾平凹指出福克纳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有大的境界和力度”,表现了“博大的生命意识”……不少中国当代作家都反复提及福克纳对其产生的影响,而且他们对福克纳的精神遗产既有共鸣又有一定差异性。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是受福克纳影响较大的作家,他多次谈到福克纳对其创作的影响,在2012年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时特别强调福克纳给他带来的重要启发。1997年纪念福克纳一百周年诞辰之际,莫言撰写了纪念文章《说说福克纳老头》,他提到,在翻阅一本有关福克纳生活的画册时,看到一张福克纳穿着破旧衣服,站在牛栏前的照片,感到自己“与福克纳息息相通”。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发表了“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在谈到所受外国文学影响时,他甚至把福克纳奉为自己的导师,把阅读其他作家的书视为“对话”,甚至“恋爱”活动。在莫言和世界各地作家“对话”以及“谈恋爱”的过程中,他认为很多作家的书对他影响不大,直到遇到福克纳,他才找到了真正的文学“导师”。
余华也为纪念福克纳百年诞辰专门撰写了《永存的威廉·福克纳》,文章开头就谈到他手里有两本《喧哗与骚动》,余华还对这两个版本的《喧哗与骚动》提供了精确、具体的发表年份、印数和定价等信息,可以看出他对福克纳超乎寻常的关注。余华认为福克纳打破了故乡狭小的现实空间的局限,在文学想象的空间里自由驰骋,从而成了一位超越时空的伟大作家。在余华看来,福克纳的小说没有矫饰生活,而是弥漫着浓郁的现实气息,福克纳把原生态的生活写进了小说里。
格非、李锐、赵玫等当代作家,也对福克纳各有评析和感悟。由此可见,福克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当下,他的影响是持久的。
中国水土上的“约克纳帕塔法”
福克纳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以他称之为“像邮票般大小的故土”——“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马尔科姆·考利认为福克纳“使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成为最边远的南方的寓言和传奇,活在人们的心中”。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为诸多中国作家所熟知,不但促生了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而且对莫言、苏童、贾平凹、阿来等作家聚焦乡土的书写起了引领作用。
莫言坦言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让他领悟到了作家在其作品中不仅仅可以“虚构”人物、故事以及情节,而且可以“虚构地理”。莫言以自己的故乡高密为摹本,以独特的叙述风格,建构了高密东北乡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学地理世界,展现了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的风貌。这块土地既充斥着纷争、灾难和死亡,也充溢着生机勃勃的原始生命力、本真的欲望和无所畏惧的自由精神以及来自土地母体的坚韧、忍耐与厚爱。而源自山东高密民间的奇异、诡谲、自由、奔放的齐文化又为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苏童的创作也受到了福克纳较大影响,他多次提到福克纳的乡土叙述对其小说寻根的启发,承认他以“枫杨树乡”为背景的小说,有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的效仿。他把“枫杨树乡”视为“精神故乡”和“文学故乡”,在其身上寄托了他的“怀想和还乡的情结”。对他而言,创作就是精神的“还乡”,这与福克纳对其创作的触发有着密切的关系。苏童与福克纳一样,在审视故乡之根时也是带着双重的批判视角,既肯定其契合、张扬人性的“善”,又批判了其蕴含的反人性的“恶”。
贾平凹曾论及阅读福克纳乡土作品所产生的亲切感,受其启发,在其早期创作中,他写下了“商州三录”等系列充满浓郁商洛乡土风情的作品,歌咏了乡土社会的纯朴和现代文明的开化和启蒙。其后的《秦腔》《高老庄》《带灯》等作品在主题意蕴的表达上则更具有批判性,把关注的视角转向揭示现代商业文明对乡土社会的侵袭以及乡土文明的日渐衰落。贾平凹和福克纳的作品均省思了现代机械文明对乡土世界的侵蚀这一主题。
唤醒文体自觉意识
福克纳对新时期作家在文体革新方面的重要影响在于解放了禁锢在他们头脑中的机械的、僵化的小说观念,唤醒了他们的文体自觉意识。因此,中国当代作家叙述策略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向,由现实主义写作对外部客观、写实的叙述转向内在的、自我的以及主观的宣泄和倾诉。
马原以莫言的语言风格为例,特别谈到了莫言的一些小说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叙述语言的吻合性:“作家莫言的语言不是一种节制的语言方式,他是那种汪洋恣肆的。那么他在李文俊翻译的《喧哗与骚动》这个文本里面正好找到对应了,一泻千里,奔腾浩瀚,正是他的风格,更重要地对他个人在那种方式里面找到一点呼应,使内心的情感找到一个出口。”
此外,莫言的小说充满各种具象、生动的感官描写,小说的画面感和视觉感非常突出,而且打通了各种感觉的界线,侧重于表达超感觉的印象,这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他对福克纳小说通感的领悟和融会贯通。他曾谈及当阅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开篇的文字描写时,他悟出了这种对世界感觉方式的奇妙所在,这令他想起自己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所描述的一个小男孩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为自己这种打破常规的写法找到了文学上的依据。
余华曾一度觉得心理描写很棘手,是福克纳教会了他如何描写人物的复杂多变的心理。他曾详细分析了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沃许》心理描写的高妙之处,特别是从福克纳那里借鉴到了如何描写动态的、瞬息万变的心理。在文学创作中,静态地刻画人物、描写场景不是太难的事情,而能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复杂、多变瞬间心理状态,实属不易。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当代作家在挖掘人物心理世界的突破上与福克纳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福克纳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其多角度的意识流叙述。莫言、苏童、贾平凹等作家的作品也都穿插了大量意识流活动的描写,而且也均使用了多角度、多线索的叙事形式,很好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此外,格非的“反讽”叙事,孙甘露作品的时间错位及故事的模糊化、碎片化等都受到福克纳较大影响,与福克纳作品现代文体的“反常规”叙述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呼应。
“中国气派”汇入世界文学
尽管中国当代作家受到福克纳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中国文化的视野和经验,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对福克纳作品在借鉴和接受中更有主体性的创造,其作品存在着变异和改制的复杂状貌。
比方说,福克纳的创作只聚焦于一枚邮票,苏童则在借鉴基础上,不但书写“枫杨树乡”这枚邮票,还独创了一个与之相对照的另一枚邮票——“香椿树街”。苏童驰骋在城乡之间,他的作品主要以这两个文学地理图标为背景,描写枫杨树代表的乡村世界的温馨与阴暗并存,香椿树街代表的城市的狰狞和温情共生。他用两种不同的笔墨书写着乡土、历史、现实、人生,欲望的追逐、生命的萎缩、扭曲、躁动,人性的残酷和温情……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中国当代作家在借鉴福克纳等国外现代派作家的意识流叙事、多角度叙述,打破时空顺序等艺术手法的同时,也在向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汲取资源,如莫言的《檀香刑》采用了中国传统戏曲“风头、猪肚、豹尾”的模式,《生死疲劳》运用章回体和民间叙事的方式,并借鉴了佛教“六道轮回”转世的动物叙述视角,《蛙》则采取了融合“五封信”“故事正本”和剧本为一体的杂糅结构,表现了莫言锐意创新的文体自觉意识。
基于中国文化和语境的视野和经验,中国当代作家的主体性选择使其在对福克纳作品借鉴、接受过程中进行着变异和改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汇入了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记者 李梦馨 朱子钰 整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