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奄奄一息，告诉乾隆：“曾静有过错，但我答应不杀他，你也要遵守承诺”。乾隆假装同意，继位后便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理由是他们议论先帝。
曾静，湖南永兴人，一个落魄书生，但名气很大。入城参加考试时，读了一些吕留良的著作，其中有“夷夏之防”的论述，让他倍感兴奋。
吕留良认为，“夷夏之防范，大于君臣之义”。1276年之后，忽必烈统一中原就是颠倒乾坤，后来清兵入关，也是如此。
科举考试不如意，曾静对清朝不满，又看了吕留良的著作，产生“反清复明”的念头。为此，他派遣张熙前往杭州，访求吕留良的原著，作为宣传的资本。
1728年，曾静让自己的学生张熙去西北，联络陕甘总督岳钟琪，建议他起兵造反，推翻雍正，恢复明朝江山，这就是“曾静投书事件”。
曾静寻找岳钟琪，原因两点。首先，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岳飞是抗金英雄，却含冤而死。清朝也是女真建立，跟金国一样，岳钟琪应该为祖先报仇，不应该给敌人效力。
再则，岳钟琪手握重兵，节制陕甘军务，与准噶尔蒙古对峙。清朝驻扎西北的劲旅，大部分在岳钟琪手中，他具有起兵反清的本钱。
岳钟琪担任陕甘总督，朝中许多文武大臣不服，认为他是岳飞的后裔，不应该担任要职。雍正力排众议，认为岳钟琪靠谱，能胜任陕甘总督一职。
张熙送来书信，岳钟琪很害怕，担心遭受牵连，便立刻上奏雍正。同时，岳钟琪扣押张熙，问他是受何人指使，都有哪些参与者。
张熙有个性，无论岳钟琪如何严刑拷打，就是不说出来。后来，岳钟琪假装准备反清，释放“友善”的诚意，希望能联络江南的“义军”，增加胜利的筹码。
岳钟琪的“友善”，迷惑了张熙，他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出来。雍正顺藤摸瓜，擒拿曾静、张熙、严鸿逵、沈在宽，将他们押解回京师审问。
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是一脉相承。此时，吕留良已经病逝几十年，雍正只好审问他的学生。
“曾静投书案”前后审判两年，雍正大肆抓捕相关人员。为了震慑，雍正下令处死严鸿逵、沈在宽；吕留良后代，要么处死，要么流量，要么为奴；吕留良本人被掘墓，斩下首级。
吕留良的学生、朋友，以及帮助他印刷书籍的商人，大多被处死、流放，牵连之广前所未有。但是，曾静、张熙暂时躲过一劫，雍正并不杀他们。
议政大臣认为，曾静、张熙“狂妄悖逆，不忠不义”，应该判处斩首，以儆效尤后。雍正力排众议，不但不杀他们，还下旨“子孙后代，不能追究责任，以此为由，治他们的罪。”
雍正不杀曾静、张熙，是有原因的。雍正看来，曾静、张熙非但不是自己的“敌人”，还是“大功臣”，理应给予赏赐，在生活上好好照顾才是。
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之战相当激烈、残酷。1722年，雍正继位，许多人都不服。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不认可雍正，还说他是“篡位”。
胤禩、胤禵的能量太大，亲信众多，雍正刚即位，“篡位”的言论就出来了，且广泛传播。篡位、杀敌、毒死康熙、气死母亲、残暴不仁，成了雍正的标签。
曾静给岳钟琪投书，其内容就包括对雍正的“非议”。继位以来，雍正皇帝励精图治，实行耗羡归公、摊丁入亩、养廉银，设立会考府等，得罪了一些官员，他们抱怨不断，加快了“流言”的传播。
雍正为了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也为了打击胤禩、胤禵的余党，“曾静投书事件”无疑是一个切入点，让他找到了理由。要知道，此次事件，被撤职、流放的官员可不少。
雍正的批示，曾静、张熙的“供词”，结合成《大义觉迷录》，以此来证明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大义觉迷录》写成后，各省督抚都要印刷，并广为宣传，基层也不放过。
各省的学子、民间农夫，若是不知道《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当地官员就被革职查办，从重处理。曾静、张熙，分别追随“风俗官”前往南方、西北，向民间讲述《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做宣传。
曾静、张熙到每个地方，都念“供词”，言：“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
曾静、张熙的宣讲，让大家都知道雍正是正常继位，是雄才大略的君王。雍正很满意，让曾静、张熙在地方官府中担任职务，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雍正病逝前，一再对乾隆强调，不能追究曾静、张熙的责任。要知道，雍正承诺不杀曾静、张熙，还让子孙后代遵守，是在朝堂上说的，不能言而无信。
1735年，雍正病逝，乾隆继位。1736年，乾隆以“议论先帝”为由，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并不遵守雍正的承诺。
参考书目：《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