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林语堂这个人与《论语》

林语堂

文 / 陶亢德

我如约去看林语堂。他的寓所实际不在忆定盘路上，而在一条通忆定盘路的小径的底，这里是个野地，有几幢各自独立的小洋房。林住的一所有一园子，相当大，正屋三间，右面一间是吃饭间，中间不作什么正用，左面一间一隔为二，较大一间是会客室，两面是沙发，正中靠底壁是一个书架，有一架斜放着的钢琴；较小的一间是书房，横檐上贴着叶恭绰写的“有不为斋”四个大字，左手挂着一幅说是李香君的画像，右手一张小桌，上面一架英文打字机，其时他正在写《我国与我民》一书。

林语堂人不高大，面目不可憎。“请坐请坐”之后，他把一盒雪茄烟给我，说能吸雪茄吗，我毫不迟疑地说能，随手拿了一支。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惊讶，好像在说你也能吸雪茄。

茶、烟之后，言归正传。林语堂说《论语》原有一位陈先生帮他编辑，现在陈先生另有高就，不能帮忙了；问我肯不肯接陈的班。我说这很愿意，不过我才进上海文库不久，辞去不做，不好意思。他说这个没有困难，陈彬龢他认识的，由他去代我说。结论是我以每日的半天编《论语》。

谁知不多几天，李公朴先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上海文库就要结束（关门）了，他已经将我介绍给了林语堂，帮他编辑《论语》云。这事情我实在弄不清楚，李先生我虽然在《生活》周刊时认识了，但我之进上海文库以及和林语堂的谈助编《论语》，中间并没有他在场，何以他竟介绍我给林语堂了？但是不论怎样，他的好意我总感激于心。上海文库果然不久就收场了，我就做了《论语》半月刊的编辑。

《论语》这个刊物，实在是个同人刊物，由林语堂和他的一些朋友合办，主旨似乎在开开各种荒谬事情的玩笑。它没有老板，而由邵洵美开设的时代图书公司经理印刷发行事务。这杂志销路很好，虽然只卖一角钱一本，每个月除了编辑费稿费之外，能赚几百元，全归时代图书印刷公司所得。时代图书印刷公司由张光宇、振宇（后改名正宇）经营，张氏弟兄的漫画画得极好，但似不善于经商，每月亏本，亏得连《论语》的编辑费和稿费也拖欠不发了。你向他们催索吧，他们很客气，但还是一个不发，发不出呀。问邵洵美要呢，他更客气了，而且有退步——叫张氏弟兄即发。因为曾经几次三番向邵洵美催询索取过编辑费和稿费，他就认为《论语》的产权是他的了。这个，我是没有争取的权利的，林语堂也无所谓。

《论语》的编辑费最多时每月三百五十元，林语堂和我平分，但不是每人平分各得一百七十五，而是这个月他拿一百八十，下个月我拿一百八十。其时我还没有结婚，并无室家之累，编辑费拖欠一两个月还不怎样窘迫，但对于稿费的拖欠，却很着急，因为我认为一个刊物的成败，决定于作者，《论语》的稿费并不比一般高，如再拖欠，即使作者不以稿费为生，也是对不起他们的。

我认定在我这种不学无才的编辑，作者真是衣食父母，必须对他们必恭必敬。怎样恭敬法呢，第一当然是尽可能酬费从丰，次之是每次接到来稿，尽快作复，以及多多联系，常常索稿。对于还没有成名的作者来稿，我的取舍是先宽后严，就是如果来稿虽非佳作，但不无可取，看苗头是能写出好作品来的，那就“从宽录用”，使他发生兴趣继续写作，宁可对他的第二篇来稿要求严格些。

我接编《论语》时，它的销路已经很好，我深怕我编之后销路下跌，唯一办法是拉住经常为《论语》撰述文章的确写得很好的作者，像老舍、老向、何容、姚颖这几位。林语堂本人给《论语》按月写一篇《我的话》。老舍给《论语》的文章除长篇小说《牛天赐传》之外，还有短篇，而且还翻译过一篇美国小说，那是《论语》出西洋幽默特辑特约他翻译的。老向写得不少，而且实在幽默。何容的文章也极好，但数量不多。

为《论语》长期执笔的作者之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以《京话》为总题的姚颖。姚颖是位女士，但写作的实在是位男士，姓王名漱芳。我迄今记得有一篇的题目是《居然中委出恩科》，讲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趣事。不过《京话》写得很含蓄婉转，不是谴责式的。后来姚颖还写过《也是斋随笔》，《京话》出了单行本。

老向来过上海，送过林语堂一双北方人穿的老式布鞋和一杆旱烟管。他送林语堂这两样怪物，可能是投林所好。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讥讽穿西装，说西装的领结是狗领。林语堂崇拜他的同乡辜鸿铭，在文章中常有赞美古怪事物的意思。但是他可辜负了老向的一番好意，从来没脱下皮鞋换上老式布鞋，放下雪茄改吸旱烟过。他的发思古之幽情，实在恐怕哄哄外国人罢了。

1936年他去美国上邮船时，固然穿的长袍，但到美国上岸时有没有系上狗领就难说了。他很想特立独行脱俗傲世，其实他是循规蹈矩，不大真个做出惊世骇俗之举来的。所以他的提倡晚明小品和语录体，不过是表示我林语堂不怕人家笑骂罢了。他的讥讽杭育杭育，嘲笑普罗文学，都只是想表示我林语堂是不怕左派批评的。

对于左派，林语堂其实并不反对，他对于鲁迅实在是尊敬的，曾对我说过：“鲁迅观察的深刻非别人所能及。”不过他也说过鲁迅的生活太不讲情趣了。鲁迅逝世时他在美国，我去信请他写篇悼念文章，内容大概不大恭维备至吧，不见于后来编集的鲁迅纪念文集中。

林语堂不但尊敬鲁迅，对邹韬奋也有好感，当邹先生国外回来之后，林语堂曾经托我向邹先生说他想和他谈谈能否约个日子。后来我和邹先生说了，但他婉言拒绝了。还有当《生活》周刊被禁时，林语堂在《论语》的“半月要闻”中写了一条“《生活》死”。

林语堂主编《论语》半月刊

我说是帮助林语堂编辑《论语》，实际上《论语》的编辑任务完全在我肩上，林语堂除了写一篇《我的话》之外，一切不问不闻。这是他的好脾气，以后办《人间世》和《宇宙风》都是这样。

说林语堂这个人的不肯作牺牲品，不敢于为正义主义殉身，恐怕不能说是冤枉了他。至于怕死，却不是他的不英勇处。人，不论谁个，总是贪生的，否则医生这一行业就不会有了。特别是生活优裕的人，怎肯有福不享，白白死去呢。林语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上层人员，月薪总有几百元，他的更大收入，是《开明英文读本》的版税，听说开明按月付他八百元，年底总结一次，一个有上千元收入的人，要他视死如归是要求过高了，特别是讲究生活的艺术的人。

不过林语堂虽然月入千金，生活上似乎并不浪费，住的诚然是花园洋房，但这类洋房也普普通通，有男女佣人或者还有一个厨子，在当时也不能说是特别阔气。吃呢，早餐我有次看到，两枚鸡蛋，几片面包，一杯咖啡，这个我也吃得起，正餐也并不七盘八碗，酒，他是不喝的。出门有车，但是黄包车之类的包车，汽车也坐，但是云飞汽车行的出租汽车，并非自备汽车。

宋云彬先生在北京文史资料刊物发表的谈开明书店文中，讲到林语堂靠开明出版他的《英文读本》发财，在静安寺路买了洋房并购汽车。如果宋先生没有记错，那么我认识林语堂时，他的自备汽车和洋房一定已经卖掉了，因为那时候我的的确确记得他住在忆定盘路，也没有汽车。

林语堂对于钱财，不能说他锱铢必较，但也决不能说他毫不在乎，实际上可以说他并不想占人便宜，但也不肯让人占他的便宜，这大概是种洋人癖气。记得有一次我请他夫妇俩和三个小孩看电影，电影院出来他一定要请我们吃点心，这大概算是还杯吧。后来有一次算刊物《宇宙风》的余利，有个零数我没有和他平分，他客气了几下我仍不要，他购了两盒雪茄烟送我。平常，我和他没有赠礼物过。

他的英文大概的确很好，他写文章似乎写英文比写中文省事或更能发挥，《我的话》有不少篇是先写成英文再译成中文的。他劝我读英文，说读通了英文才写得好文章。这话当然不确，我国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听说是不精于英文的。不过林语堂虽通英文，却不愿翻译英美文学作品，我记得他只译过美国爱伦坡的一个短篇小说，他的不愿意翻译英美文学作品，曾经引起过鲁迅先生的不快，鲁迅给曹聚仁信中有这么一段：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所谓人各有志，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很适宜鲁迅先生和林语堂的对于翻译文学的见解。鲁迅先生是抱有文学救世的志士仁人之心的，林语堂似乎不然。他也搞翻译，甚至于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但他好像不很重视文学，毫不热心于翻译别国的文学作品。这由于什么呢，他没有对我谈过，也不见于他的文字。他对于翻译外国文学的意见之与鲁迅先生的大不相同，下面这一件事或者可见一斑。

《论语》有一位投稿的，叫孟斯根。他投稿不多，我和他没有过私人来往，他是在杭州的。有一天他来看我于设在良友图书公司的《人间世》编辑部，要我和他同去看林语堂。到了林家，主客没有谈多少时光，就再见再会了。后来林问我：“孟斯根这人有没有神经病的？”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反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的回答是：“他说要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呢。”

对于一个说要翻译《战争与和平》的人，至于怀疑他神经有病，我想只能有两个解释，其一是林语堂认为《战争与和平》不是任何人所能翻译的巨著，提出要翻译的人是太不自量力了；其二是虽然《战争与和平》是世界不朽之作，翻译出来可没有多大意思；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外国作品不能够翻译的，甲国的有些语文，译不出乙国的文字，不过也可总而言之一句话，林语堂不重视外国文学。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送郑振铎先生出来，郑先生去后，他说郑振铎真热心世界文学，来征求我对于应该译哪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意见。

林语堂

在林语堂处碰了一个钉子的孟斯根，在鲁迅先生那里却如鱼得水，他的名字虽然已改斯根为十还，他的本领究竟还是能译俄文，但不知怎的，却不译托尔斯泰而译果戈理了。孟十还初到上海时，住在环龙路开罗宋大菜馆的山东人楼上，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都看到他同山东老乡在打小麻将。他很爱打牌，后来和沈起予先生住在一起时，常常同也爱打牌的沈先生到一样欢喜打牌的我的家里叉个八圈十二圈。

我和孟十还不能说不熟识，但他是什么地方人，原来干什么的，家庭状况，结过婚没有，我全不知道，因为我素不问人底细。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孟十还离开上海去武汉，临行时说他到武汉后给我想办法找个适当工作。上海成孤岛后我去香港与简又文合办《大风》旬刊，与孟十还时有书信往还，他约我去武汉办刊物，我答应了而赖在香港不去。孟十还曾经坐飞机到过一次香港，拉我和他同去买一支手枪。他试放一下空枪，枪口朝下，手势好像很老练似的。

从此之后，我对孟十还这个人就疑神疑鬼起来，因为在我看来，当时能坐飞机来往香港武汉的，恐非等闲之辈，买手枪而又像个放枪熟手，又岂是普普通通之徒，起了这个疑心，后来对于他的催我去武汉办刊物就干脆拒绝了。对这一点，当然使他不快，他最后一封信中有这样意思的几句话：你不来应有托辞，最好的托辞莫如说老婆死了。此后不通音讯，直到1981年10月看到《鲁迅全集》中致孟十还信，才知道他曾留学苏联，抗战胜利后他怎样，解放后如何了都不知道。论年龄，他比我少，论体格，他比我强，以常情论，我还活着，他应该更活着了。

（1981年10月22日看《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知道孟斯根的改名，还出自黎烈文献策，鲁迅致黄源信中云：“黎先生来信谓孟斯根常投稿于《论语》，《译文》可否用一新名，也有见地的。但此事颇难与本人说。”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于此足证。但林语堂作为《论语》创办人，为黎编《自由谈》写稿时还在主编《论语》，却不曾由黎吩咐用一新名。）

再说林语堂之与翻译吧，他之无意于译英国文学，一定不是为了不想在中国存留，而可能是想在中国存留，单靠译英国文学是不够的。鲁迅先生的见解实在是书生之见。林语堂的思想才是实惠的实用主义，所以他不愿意译英美文学而一心从事于译中文书为英文，因为无论名利，中译英在当时中国是双收的，而且广大。大概自古迄今的世界的伟人名家，翻译家是不多见的，就以非常重视翻译的鲁迅先生而论，他的丰功伟绩，还不是由于创作和杂文以至日记书信吗？否则，十六卷的《鲁迅全集》，何以不收入翻译呢？

《论语》这个刊物，虽在鲁迅先生看来早已无聊得很，但在我看来，倒是未可厚非，不能一笔抹杀的，而且我之说此，并非由于我是编过《论语》之人，有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或敝帚自珍之意。我要说《论语》的渐见无聊，始于我编，虽然也要说《论语》之要无聊乃命里注定的事，即使由特级编辑来编也势所不免，因为它的内容幽默云云，实在不容易支撑得久，如果换了文学性质特别是外国文学的，一定可以越出越有聊。

世界各国多的是文学巨人，即使只译俄国一国，旧俄的就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高尔基、契诃夫，新俄的又有法捷耶夫、费定、萧洛霍夫等等等等，真是翻之不尽译之不竭，而且一代胜过一代。写幽默文章却不容易了，中国各伟大作家中，能幽默者有几人？

我说《论语》之未可厚非，特别是在它的初刊时期即林语堂编辑时期，是说这杂志有它的特色，否则当我编辑时编者既无名，作者又无伟人而能销数保持两三万份的原因，是由于它有特色。什么特色呢，是油滑吗？是低级趣味吗？我说都不是，而是由于它对反动统治腐化政权的笑骂相当得人心。当然，这是《论语》初期的内容。如果不是这样，《论语》怎能得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呢？后来之趋于无聊，最大原因，当然在于我这个编者的无能。

不过我虽无能，对《论语》内容之不为反动统治者利用一点，倒是始终不渝的。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尽量当心不刊登御用文人的作品，从《论语》经《人间世》到《宇宙风》，我可以告无罪于读者的，是始终保持中间偏左，一直没有发表过当时人人知道是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的文字。我到现在还常常和朋友说，我所看过的杂志，只有两种是成功的，就是《生活》周刊和《论语》半月刊，这也就是说，中国办杂志办得成功的有两个人，一个邹韬奋，一个林语堂。这两个人办杂志是胸有丘壑的，是要办成一个怎样怎样的杂志的。

《论语》没有发掘出来过一个作家，老舍本已有名，老向、姚颖虽然写了不少，而且写得很好，却没有成为名家巨匠。对漫画却两样了，至少有一位享有盛名的漫画家——华君武——可以说是从《论语》开始的。《论语》初期也有一二漫画，那是黄嘉音的作品，他不是画家，他的画不见得动人。

华君武也不是三考出身，他给《论语》作画时还很年轻，可能不过二十岁，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他的画风甚至签名，和当时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一个画家极为类似。以画而论，恐怕不一定好得怎样，但其取材命意，却极巧妙，使我这个图画外行人看了大喜，于是以整面地位为之刊出，这很可能对他起了一些鼓励作用，他继续给稿，而且越画越妙。

当时为《论语》作画的还有廖冰兄、江有生两位，但都委屈了他们，只占小小篇幅，这可是由于原画简单，放大没意思，并非有意缩小。另一个寄画给《论语》的名古巴，真名孙浩然，是清华大学学生。他的画不是讽刺什么的，画得却相当特别，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后来见到时问他为什么署名古巴，他说因有口吃毛病。他后来留学美国，学的却是电影艺术什么。1981年某月某日的《文汇报》上登着他的一张照片，头衔是什么学院的教授，相貌似昔。

向“时代”讨、催《论语》编稿费，是我的事情。天下难办的事情之一，在我就是讨债，尤其是对方满面笑容连声抱歉的局面之下。照我看来，他们的拖欠，并非有意而出于无奈，老板邵洵美其时大概已成空壳，他又是诗人，算盘可能不会打，或者只会打如意算盘；像经理又像编辑的张氏兄弟，虽然是漫画高手，却不像是理财能员，他们的摊子铺得太大，既出《时代漫画》或《时代画报》，又出《人言周刊》和《十日谈》，诗人和漫画家合在一起，搞得经济上周转不灵，只好以《论语》的盈余作挹注。

我是以催发稿费为重点的，一则我认定没有作者就无编者，二则来问稿费的信是我看到而又要我答复的。林语堂对于作者，我不能说他视若鸿毛，但大概不是重若泰山的。他对写文章的人好像有他的看法。上文说他对于想译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的孟斯根竟会得疑心神经病，他的不相信唐弢是邮局职员，我想也和他的作家或文人观不无关系。

《人间世》创刊初期，唐弢以风子笔名来投稿，林语堂为《人间世》设宴请客，唐弢亦在其内。宾主握手寒暄既毕，林语堂就问唐弢：“你真是在邮政局做事的吗？”意思好像是一个邮局的职员竟能写文章吗，这种意识大概由于他的平常总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故，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文人作者，应该是如非教授即为留学生。不过他虽然疑神疑鬼却于人无害。

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当林语堂到苏州和他一同寻觅《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的坟墓时，曾经问过他“陶亢德会不会是个共产党”。他这怀疑因何而起我不明白，但他之交《论语》与我，由我独断专行，但从不询问我的经历家庭等等，又似乎断定我不会谋他的财害他的命。而且当他的哥哥林和清（憾庐）全家迁沪定居时，他有意不让他干扰《宇宙风》业务，为此还订了一份合同，言明憾庐在《宇宙风》的地位。但我这样说，也很可能过于自信和信人，事实上安知他是对我怀有戒心，暗中设防划线的呢？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对人之不像是戒备森严，也可以他的对张海平、徐訏两人窥知大概。

张海平笔名海戈，四川人。这个人语言虽不怎么无味，面目却极可憎。他常投稿《论语》，显得有些才气。后来在庐山结识了林语堂，凭他的能言善说，很合林语堂的心意，约他来上海和林憾庐合编一种林语堂自信有特色的字典。林语堂这个人很聪明，例如能够拿五颜六色的洋蜡捏成不少动物形，会弹钢琴，他说他一定要把华文打字机改革得像西文打字机那样轻巧灵便，又说过四角号码的发明人其实不是王云五而是他。

这话是否可靠，我当然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商务印书馆（那时由王云五在主持）对他非常大方，给他想象中特创字典预付稿费一付就付了三千元。那本字典的特色，是不只解释一个字的单独意义，例如“打”字，有“打手心”“打麻将”等等，后来张海平加了一个“打足球”，我们常以此开他的玩笑。这本字典没有编成，编了几个字我也不知道，实际恐怕一无所成，两大编者之一的张海平，门槛极精，不会不知道它的编费是尽管可以不劳而获的，反正是商务印书馆的钱，浪费了也决不会使林语堂肉疼的。

至于林憾庐，一则是他嫡亲哥哥，二则也是更主要的一点，他是信奉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主义的，即使是他嫡亲弟弟的钱，他也会用之如泥沙。例如他以林语堂之钱出版过一本月刊，是主义性质的，出版印了六千，销去还不到半数时，他就再版了六千本，我曾劝他慢一慢再说，他说你不懂的。这个人很有趣味，他似乎曾在故乡行过医（牙医吧），据林语堂夫人和我讲过，有一次他正要给病人动手术时，忽听得在里屋的妻子一声“和清呀”，他立刻放下工具，拔脚转身往里去了，及至事毕出来，那病人大概等不及了，已经不医而去。

《论语》由于“时代”拖欠编稿费，催讨得舌敝唇焦也没有多大效果，林语堂和我都觉得不能长此以往。《论语》本非邵洵美或时代图书公司的产业，现在他们既不能按期发付编辑费和稿费，按情理讲，自然可以改交别家书店去出。而且当时有个出版界老将张静庐极有意思接手，甚至将《论语》改名为《语论》也不妨。但是不能尽义务却舍不得不享权利的“时代”方面，却认为《论语》是他们的东西，不能放弃。在这点上我没有权利争执，只好缄口，林语堂呢，则似乎不值得为此与邵洵美伤了和气。最好办法当然是辞职不干，但这又觉得心有不甘，正在这个时候，出版《良友》画报的良友公司改组内部，简又文大概改组时投了资作了它的一个不小的股东，而由他介绍，林语堂给良友办了一个半月刊，名《人间世》。

简又文这人，浓眉大胡子，相貌像个武人，事实上也真是军界中人，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神学院，在信仰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部队里当个军官，他爱讲笑话，有些也的确很好笑。他以大华烈士笔名写几十个字或百余字一条的趣闻刊于《论语》，篇名《西北风》，署名之所以为大华烈士，据说俄文的“同志”一词，音译为大华烈士云。

他是广东人，父亲很有钱，但父子不和，他是从儿子手里得到遗产的，因为他父亲将财产传给了孙子即大华烈士的儿子，后来儿子死了，这笔财产才倒传过来给了他。简又文离开冯玉祥后，大概成了孙科派，当了立法委员，后来孙科办的一个英文杂志《天下》，恐怕也是他的拉拢。更后来，他办了一个杂志名为《逸经》，先是谢兴尧做编辑，后来改由陆丹林《逸经》第一期出版时，简又文在他的住宅门前大放百子爆仗，这大概是广东风俗。他的住宅名为斑园，是所相当大的洋房，全面抗战发生之前，他似有先见之明，已把这所房子以善价卖给德国人了。

陶亢德

中华书局

2022年6月

这本书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陶亢德曾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家著名刊物的编辑（如《生活》周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他在编辑出版上的才干得到合作者与作者的广泛信任，与邹韬奋、林语堂、老舍、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徐訏等许多名家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与鲁迅晚年时也有过频密的通信联系。陶亢德经手刊布了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出版了《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名著，也是一些重要文学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

他的这部回忆录叙述了与众多名作家们的结识、交往，文学刊物的创办、经营情况，以及个人的经历，细节丰富，可读性强，是不可多得的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资料，对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的文坛状况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对于读者来说，也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我们心中的名作家风貌。

本书初次原貌四色影印了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并沈尹默、林语堂唱和手迹（原发表于1934年4月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附多通周陶往来通信，非常珍贵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