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绍光有一幅“自画像”，名为《三十功名尘与土》。在美国漂泊的30年里，他曾是全世界瞩目的“天价画家”，也曾多次为联合国创作。
如今，看过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丁绍光暂居上海。
83岁的他始终没有忘记一位恩师对他说过的话：“要永远追问自己是谁，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看清自己，反省自己，找到自我的价值。”
《生命之源》全幅实景
丁绍光与上海有着特别的缘分。
1998年，他为上海大剧院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艺术女神》。2009年，他又为上海文化广场创作了由30万块玻璃组成的大型彩色玻璃壁画——《生命之源》。它们见证着千万观众迈进艺术的殿堂，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丁绍光喜欢听交响乐，最爱听的是贝多芬的《欢乐颂》。乐声中对人类和谐、和平的追求，正是他在许多画作中力求表达的主题。
他唯独不喜欢听《命运交响曲》。“命运中不高兴的事，我会自己消化。”
在旁人看来，命运是何等眷顾这位画家。他小时候住在北京的一座王府，在美国成名后，买下了比弗利山庄别墅，几年后将其租给了迈克尔·杰克逊。
当功名还归尘土，丁绍光唯一所求的是一片能安顿内心的天地，化解那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的遗憾与不甘。
与记者聊起最近的创作，丁绍光缓缓展开了一幅长达4米的大画。这幅作品名为《生生不息》，画面中只有黑白两色，热带雨林的鲜活气息却扑面而来。
这片生生不息的森林，是他艺术的发源地，也是他一生的精神故乡。
丁绍光先生近照
6个志愿填的都是西双版纳
上观新闻：作为“云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您的许多代表作中都有西双版纳元素。您出生在山西，成长于北京，是如何与这片土地结缘的？
丁绍光：1961年暑假，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读完了所有课程，开始为毕业创作做准备。我最初想画一幅名为“黄河”的大型壁画，一路沿着黄河去挖掘素材，展现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以及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可刚去了黄河沿岸的一些地方，我就画不下去了，因为眼前是一片荒凉与贫瘠。
正巧黄永玉刚从西双版纳写生回来，他口中的西双版纳美丽极了。我马上联想到了高更，想到了《月亮与六便士》。由于经费有限，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创作不能过长江。接到我的申请后，张仃院长给我特批，张光宇老师为我出资3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资。我这才踏上了去西双版纳的路。
上观新闻：初到西双版纳，是否体会到了当年高更登上塔西提岛的心情？
丁绍光：高更是从纸醉金迷的巴黎到了原始部落，重新审视人性。而我一到西双版纳就觉得内心突然安静下来，虽然眼前的景色与我想象中的并不一样，但我庆幸自己暂时逃离了压抑的环境。
西双版纳有世界上保存最好的“热带雨林植物王国”，人与自然非常和谐。可我在森林里转了大半个月，迟迟没有动笔，面对满眼的绿色，我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我给张仃院长的夫人陈布文老师写了一封信倾诉我的困惑。陈布文曾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也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布文老师告诉我，要学会“自言自语”，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时时追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看清自己，反省自己，找到自我的价值。
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我开始找到自己，有时候甚至进入了一种冥想状态，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每一棵树似乎都长着眼睛，有的树像满脸皱纹饱经风霜的老人，有的树像婀娜多姿的少女，有的树则像怀抱婴儿的母亲……我仿佛看到了万千世界，不同的生命相生相克，互相纠缠，互相剥削，甚至互相绞杀。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出现在我眼前。我后来的一些作品就是按照这些情节画的。
上观新闻：毕业后，您仍然舍不得离开这片森林？
丁绍光：张仃院长问我是否愿意留校任教，我说我只想待在西双版纳。当时工作分配可以填6个志愿，我填的都是西双版纳。
最终，我被分配到昆明，到云南艺术学院任教。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头发乱蓬蓬的，向上飘飞，学生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黑色的火焰”。我满脑子都是现代艺术，喜欢慷慨激昂地给大家讲从1905年开始的现代主义美术运动。西方现代主义画家主张“不要再看希腊，要看向东方”，塞尚说“不要再画眼睛看到的世界，应当画心灵感受到的世界”，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吗？我告诉学生们，东方艺术已经启发了西方艺术家，创造了新的辉煌。我们的前辈既然可以启发西方人，难道就不能启发自己的子孙吗？
上观新闻：在您的早期画作中，经常出现一位傣族女子的美丽形象，听说这位灵感缪斯来源于您在西双版纳的一段浪漫经历？
丁绍光：我在云南前后一共生活了18年，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18年。我认识玉娟的时候，她16岁，我20岁。我们之间其实并不像后来的一些电影剧本里写的那样戏剧化，就是一种最朴素的情愫。和玉娟分别35年后，我在美国收到她写的信，没想到她对我的情感一直没有改变。我曾经画过一幅《天堂乐园》，就是以她的形象创作的。除此之外，我笔下更多的人物形象还是综合性的，灵感来源于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丁绍光 《和谐》1986
画美国人画不出来的作品
上观新闻：1979年，您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壁画《美丽、丰富、神奇的西双版纳》。完成这幅重要作品后不久，您就去了美国，当时为什么选择出国？
丁绍光：去美国一方面是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是看望我的母亲和妹妹，当时我们已经分别了整整32年了。
我3岁那年随父母从山西运城到了北京，住进大麻线胡同8号，那里曾经是一座王府。1949年，我们全家从拥有一百多个房间的王府搬到了隔壁一个小小的门房。此前，我的父母已经带着家里最小的两个孩子去了台湾，我和几个哥哥留在外公外婆身边。
那时候我才八九岁，对家里的变故、生活条件的落差，并没有很大的反应，满脑子就是看书、画画。我喜欢去图书馆，把当时能找到的中国文学名著、世界名著几乎都读了。现在回想，这对我后来的艺术创作是非常重要的精神积累。
上观新闻：听说您去美国的时候只带了38美元？
丁绍光：是的，飞到香港后用了18美元，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其实只有20美元。我还记得当年是吴冠中先生送我上的飞机，他对我寄予厚望。
到美国后，我比许多画家都顺利。那时候的西方艺术已走向当代，但美国学术界、收藏界以及艺术爱好者大都还停留在对现代艺术、对毕加索、凡·高、马蒂斯等现代主义大师的迷恋中。正好，在中央工艺美院恩师们的教导下，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现代艺术可以说比较了解。与家人团聚后，我很快了解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也领悟了人性的共通之处。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追问比较集中。我知道只有找到自我，才有可能真正创造有价值的个人艺术风格。
上观新闻：在西双版纳的时候，您在原始森林中获得自然的养分。在“水泥森林”洛杉矶，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艺术风格的？
丁绍光：到了美国，我更清楚地看到西方艺术正在向东方靠拢，我也越发意识到自己的根在中国，我要画美国人画不出来的作品。
我先是在色彩上下功夫，寻求色彩的突破。此外，中国画善于用线条，我发挥这种优势，创造出自己的视觉体系。在题材的选择上，中国哲学讲究和谐，讲究天地人和。我在纽约卖出的第一幅画就是《和谐》。西方当时没有什么人提这个词，他们讲的更多的是竞争、怀疑、冲突，认为这才是艺术的力量之源。
除了和谐，我还在寻求那些永恒的主题，比如人性中最单纯的东西，不受空间、时间、民族、文化、宗教影响的主题，那就是母爱、父爱、爱情、人对大自然的爱以及和平等。
确定这些主题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脑中所想的与笔下表现的艺术必须统一，艺术决不能“装蒜”。艺术家如果对自己不真诚，别人就感觉不到真诚。没有真，就谈不上善和美。如何真诚？就必须诚实地与自己对话，了解真实的自己。
上观新闻：从色彩、线条再到主题，您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往往还需要一点运气吧？
丁绍光：是的，经过6年的酝酿，我积累了一批作品，就去找几家著名画廊。那时候美国的大画廊对中国画家有些成见，秘书根本没把我的画给老板看。最后，我和一个年轻的小画商签了约。他带着我的三幅作品参加了1986年的纽约世界艺术博览会。他当时只有两万美元，用一万多美元租了一个小小的摊位。这三幅画在整个博览会上显得非常另类，第一天《和谐》卖出了2万美元。第二幅画涨到4万美元。第三幅以8万美元售出。
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开始制作限量的丝网版画，很快被画廊预订一空。后来我们又与著名的苏玛艺术公司合作，继续发行纯手工制作的丝网版画，数百家画廊参与。新的版画每次一出来，就迅速销售一空。第二年，我的作品逐渐影响到加拿大与日本。后来连续四年，我为联合国创作主题作品，以版画、邮票的形式传播到全球。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的画会受欢迎。我想，这首先是得益于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们，是他们早早把我引进了艺术殿堂。通过追问自己、认识自己，我找准了艺术主题，意识到人们需要在艺术中寻求一种和谐与精神的安慰。
1994年，受联合国委任，丁绍光为“国际家庭年”创作《母性》
“那一刻我在老师面前很丢人”
上观新闻：中央工艺美院曾经汇聚了一批低调又极富个性的艺术家，你们之间的师生情谊很深吧？
丁绍光：我考中央工艺美院其实是因为张光宇先生。我上高中的时候看到他画的《水浒传》，不仅有传统意蕴，还有生活气息，而且造型活灵活现。我心想，张光宇在哪儿，我就去哪儿。1957年，我考进了张光宇执教的中央工艺美院。
上观新闻：见到心中的偶像，是什么感觉？
丁绍光：那个年代，老师们在课堂上讲课都谨小慎微，我心里有很多问题想问，于是就在放学后悄悄去老师家里拜访。好几次走到张光宇家门口，我都不敢敲门，终于有一天，我壮着胆子敲了门。张老师的话很少，如果我的问题没有水平，他就不搭理我，甚至会瞪我一眼。如果问题有点深度，他就让我自己回答，说对了，他就点一下头。
我有很多艺术上的关键问题都是张光宇老师帮我解决的。比如在色彩学问题上，他让我了解了什么叫平面色彩与空间幻觉，这是很多画家至今都未必能搞清的问题。比如，一排颜色，面积一样，造型也一样，放在一个平面上，其实颜色是会动的，你必须要把它们安置在合适的空间里。有一次，我画了一张画给张光宇看。他说，中间那个平涂的红色太往前了。我不懂，回去琢磨什么叫“太往前了”。于是我又画了一个冷红，再给他看，他说这太往后了。这下我明白了。张老师还非常强调“大美术”思想，认为中国艺术是一个整体，学艺术的人要像海绵一样吸收中华文化。他不赞成学问越做越细。
上观新闻：庞薰琹先生是留法画家、“决澜社”创始人之一，他给您带来了怎样的艺术养分？
丁绍光：我到现在还记得庞薰琹老师那一头白发，尽管当时他年纪并不是很大，也就六十多岁。他激动的时候，会叫我“孩子”，一开始我还听不懂他那一口常熟口音。有一次他双眼看着天花板说：“我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他告诉我，他19岁到巴黎学画。有一位评论家曾对他说，你画得很好，但你画得太“巴黎”了，你们国家的艺术传统，你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来。我要是你，就回国去。等你再回来，不用你请，我会为你写艺术评论。第二天，庞薰琹就把自己的画烧了，启程回国。我想，这是一种大艺术家的气概，艺术创作需要这种气概。可惜他回国后，为了教育事业几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
庞薰琹老师曾说，他想写一部没有一个人名的中国美术史。在他看来，那些造就三星堆、马王堆、敦煌、麦积山、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兵马俑的工匠被低估了。正是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艺术，才创造了这些伟大的杰作，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却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创造的民间艺术才是中华艺术的中流砥柱。他的观点对我影响非常大。
上观新闻：您回国后建立了“张光宇奖学金”，还出资在庞薰琹老师的故乡常熟为他办了一个美术馆。老师的恩情您记了一辈子。
丁绍光：我也办坏过一件事。1992年我回国，想请当年把我当自己孩子看待的恩师们好好吃一顿饭。听说此前有一位日本画家来访的时候，请中国画家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席间对个别画家不是很尊重。我很生气：你请一桌，那我就请十桌。没想到，一些老朋友听说后，也提出想来参加。我说那干脆只要是画画的都来。最后，我在宴会厅里摆了100桌。
当时，张光宇和庞薰琹已经去世了。那天主桌上坐的是张仃老师、祝大年老师、庞薰琹老师的夫人、张光宇老师的夫人。我一进去，老先生们全都站了起来，我一下就很不舒服，赶紧请他们坐下。祝大年老师看到我，哭了。我一时间百感交集，觉得今天这件事我办得不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壕”了。
张仃老师问我：“你的画现在卖多少钱？”我迟疑了一下，答8000元。他问，是人民币吗？我不敢出声。那时候我的画在美国已经买到几十万美元了，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在老师面前很丢人。
我开始追问自己，反思自己，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画卖得贵，就是成功吗？就是好艺术家吗？
丁绍光 《三十功名尘与土》2009年
一切向钱看，艺术会丢失
上观新闻：画卖得贵不贵，并不是衡量优秀艺术家的标准。那么，怎样的艺术家才称得上是真正成功的艺术家？
丁绍光：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经过历史的检验。而真正能被历史肯定的艺术家，是极少数的。这些极少数的艺术家堪当人类的肩膀，可以让后人踩着他们向上攀登。而大多数人是经不起踩的，后人顺着他们的路，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具体来说，我把艺术家分为四类：第一类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所处的时代，活着的时候就受到同时代人的尊敬。第二类艺术家有一定的超前性，他们引领了艺术的发展，但可能到去世后才被世人理解。比如凡·高，他生活在绘画从古典主义向现代艺术飞跃的时代。他走在了大众审美的前头，去世后才被认可。第三类艺术家是那些在短时期内作品可以卖出很高价格的人，但他们只追求时髦，艺术上不努力随着时代变迁，最终昙花一现。第四类艺术家是无论生前还是去世后，都得不到世人的关注，这是大多数。
上观新闻：从1986年到1992年，您的画价一度飙升1000倍，商业上的成功也曾给您带来一些争议。您现在如何看待艺术与商业的关系？
丁绍光：确实，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的画很商业，甚至还有人觉得这些装饰性强的作品是不入流的。其实，所谓职业画家都是以画画为生的，卖画本身并不丢人，艺术品有市场价值，无可厚非。但绝对不能仅仅为了赚钱去画画，画家终究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如果一切向钱看，艺术会丢失的。
我最多的时候曾经一年在全世界开几十场个人画展，有些重要的作品就这样被消磨了。比如一张画原本需要画几个月，但我当时根本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只能放弃。有些内容可以日后拾起来再画，但有些灵感过去就过去了，有些感受再也画不出来了。所以说，艺术与商业本身并不矛盾，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很矛盾。
上观新闻：近几年，您一直居住在上海，您与这座城市是如何结缘的？
丁绍光：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80年，那是我去美国之前，来看望林风眠先生和程十发先生。他们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从林风眠先生家出来，我在大街上转了几个小时，想了很多。要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不只取决于个人因素，这里头还有太多复杂的东西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1992年，我第二次来到上海，在上海美术馆办了画展。1998年，我为上海大剧院画了《艺术女神》。这幅画我构思了大半年，最终以“飞天”为背景，把神话与现实结合在一起。最近，我答应上海大剧院，把《艺术女神》的版权无偿给他们使用。明年是上海大剧院成立25周年，到时候这幅作品会从现在的5楼回到1楼大厅，再度与更多观众见面。
上观新闻：从西双版纳到美国，再回到中国，您对自己的追问是否还在继续？
丁绍光：追问一直在持续。如果要给我这一生的各个阶段打分的话，我觉得最高分是在青少年时代。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在美国的那些年是功成名就的，但我内心里对那个时候的自己打分并不高。对于目前的自己，我打的分恐怕就更低了。
上观新闻：为什么？
丁绍光：我现在把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晰了，很希望能再朝前走一步，创造新的高峰。但我不想重复过去，我想创造新的东西，从平面走向立体，从空间走向时间。很无奈，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恐怕只能是“眼高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