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加快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步伐，推进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国际视野、搭建了新的国际舞台。这一形势对中国国际人才培养和国际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
不久前，由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发起的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CCAS）成立，这是由来自181个国家、覆盖100多种语言的学者，秉持“增进国际理解，共创美好未来”的理念，而形成的国际学者学术网络。
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理事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在成立仪式上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变化，世界各国只有通过增进相互理解，实现相互尊重，达到相互合作，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建立CCAS是应对全球挑战和分享全球机遇
杨丹认为，建立CCAS是应对全球挑战和分享全球机遇，需要全球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的合作。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发展问题和治理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视野和工具。没有深入全面的地区研究和全球研究，就不可能获得理性认知，也不能实现有效协作。
同时，全球区域国别学者的合作，需要打破藩篱，促进学者协作、推动学科交叉、助力学术创新。面对新现实和新挑战，应打破学科和地域藩篱，克服“学科孤岛”“地域孤岛”“认知孤岛”等问题，实现区域国别研究理论、方法、数据、议题的融合，形成共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
此外，全球区域国别学学者的合作，需要重视全球参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共同体以倡导“多视角、全覆盖”为己任，更平衡地体现世界各国学者的观点，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研究提供支持，促进学者的平等交流，增进平等的相互认知。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本体、人类文明的载体，它能打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交流隔阂，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民心相通，是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发展的首要基础设施。语言学的研究，为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打开新境界，提供了新能量。”杨丹称。
多位专家表示，建立CCAS恰逢其时，能够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团结与协作，为全球学者提供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促进相互了解，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平的世界打开通道。
CCAS回应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新现实、新问题与新挑战，聚合各国区域国别学学者的知识与智慧，促进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发展。杨丹强调：“当前，需要一种基于平等、开放和包容的人类共同体价值，来推动学术研究和交流。CCAS将不断促进全球学者协作，推动全球学科交叉，助力全球学术创新，着力推动领域融合、区域融合、平台融合，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现下，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挑战和机遇并存。不论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的开放发展大局，还是应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都意义重大，其研究水平直接关乎中国对解决在地性、地域性、超国界性乃至全球性的现实问题能否提出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以及提供有效的中国方案。
拟增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备受重视。进入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后，更是得到很大发展，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成立，大量优秀研究成果涌现。
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戴长征介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形成了规模化、体系化和建制化的研究集群，拥有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等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并招收相关领域的研究生，推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一些综合性大学也设有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例如，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美国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等。而国内的一些重要智库，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也都以区域和国别为对象划分研究领域。
2015年，教育部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该文件的宗旨是“为促进教育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支持高等学校深入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自此，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去年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
对此，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永彪认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是更好地服务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国际环境发生着巨大且深刻的变革，许多新难题层出不穷。在这种背景下，从供给侧提供更多智慧和良策，就需要打好生产智慧的人才队伍基础。当下，将区域国别学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正当其时。
朱永彪指出，尽管“一带一路”已取得巨大成果，但面临的许多老问题仍未解决。例如，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尤其对中小国家的了解还不够充分。这导致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时，由于准备不足而出现亏损的现象，还导致一些判断和决策出现误差。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强国，必须对外部世界有全面准确的认知，高水平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可或缺。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国别区域研究就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国共有444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建设单位，形成主要大国、重点地区、关键小国三位一体全覆盖的格局。与此同时，问题也同样突出。戴长征指出，相当一批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不高，或缺乏理论的深度，或缺乏适当的研究方法，或缺乏科学的研究设计，而且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低水平重复上。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卢光盛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学术共同体，加强顶层设计。各高校应在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根据自身地理区位、既有优势学科等特点，明确自身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定位，推进“全国一盘棋”式的错位协同、互补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世界范围内，区域国别的研究已历经相当长时期，并且形成了稳定的传统，在欧美国家尤其如此。重要的欧美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都设有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并进行相关方面的人才培养，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性质、任务和目标上与欧美国家又有着本质区别，因此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戴长征指出。
戴长征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以中国为中心，为中国发展对外联系与合作服务，为中国走向世界服务，为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服务。同时，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强化区域国别学的责任和功能。
针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问题，戴长征建议，进一步强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导向，推动形成有效的区域国别学学术评价和评估标准。同时，充分发挥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吸收借鉴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传统和经验，形成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另外，强化区域国别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赴研究对象国家、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实习是促进区域国别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河海大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研究中心教授张海榕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扇窗户，其本质属性是交叉性。区域与国别研究不仅需要从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出发，还需要阐述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体系建立的原则与方法。此外，还要强调校本特色与学科优势，以便能够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高水平、一专多能型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指出，“一带一路”涉及领域众多，靠近学科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地理等。从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的出发点来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虑区域国别学在“一带一路”研究中的定位，包括研究内容与范畴界定；二是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建立独特性理论和研究范式，以不同于西方的理论视角来支持“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立；三是在现有区域国别研究框架内融合更多学科来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整知识体系的机制；四是探索学科化的区域国别研究如何转化为“一带一路”有效政策建议，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五是打造高水平、国际化的高校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体系。
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它能够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东道国的“土壤成分表”。据卢光盛介绍，得益于地理区位条件，云南大学在东南亚地区和缅甸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先后于2002年、2011年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和缅甸研究中心这两个实体性研究机构，并于2004年向中央提出建设中缅油气管道的建议，最终促进中缅油气管道于2013年全面建成，成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