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行，人文荟萃。随着挖掘天津中国银行厚重的人文历史，也不断丰富着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由听友桑致权先生讲述贵州路津中里曾居住着一位研究甲骨文的专家这一句话，邵桓先生迅速挖掘整理出天津中国银行三位“饱学之士”——陈邦怀、沈次量与戴志谦和他们的人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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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邦怀
1931年天津中国银行来了一位姓陈的文书，这位先生30多岁，面容清瘦，带着一副眼镜，一看就是一个读书人。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对同事彬彬有礼，再一看这位先生写的字，潇洒飘逸，不同凡响。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位陈先生就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一位书法家的陈邦怀先生。陈邦怀来中国银行任职前，在研究甲骨文的学术界中早已声名鹊起了。
图 | 陈邦怀先生
陈邦怀（1897-1986），字保之，祖籍江苏丹徒县，生于江苏东台县。其父陈寿祺（字星南）是一位金石考据的名家，因此陈邦怀幼承家学，勤奋刻苦，青年时期就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学术基础，二十岁左右就开始研究甲骨金文，23岁就写成了《殷墟书契考释小笺》，不久后又写成《殷契拾遗》，是当时尚处于开拓阶段的甲骨学的两部重要著作，因此受到了当时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关注和肯定。陈邦怀问学王国维，两人之间多次书信往来。其后陈邦怀在多所学校执教，1931年北迁来到天津，进入到天津中国银行任文书。据桑致权先生回忆，陈邦怀当时居住在天津中国银行员工宿舍津中里北楼8号3楼。陈邦怀先生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了二十年，在抗战结束后曾出任中国银行子弟小学津中小学的校董，1952年55岁时离任。
图 | 陈邦怀早期专著《殷墟书契考释小笺》书影
1954年陈邦怀被聘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62年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任馆长）。陈邦怀对于天津博物馆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天津博物馆前身之一的一个馆为原来在解放北路77号的天津艺术博物馆，60年代初，天津艺术博物馆成立不久，馆内的许多藏品真伪混杂，需要鉴定整理，于是当时的副馆长张老槐先生就特别聘请陈邦怀来馆鉴定青铜器。陈邦怀当时已近65岁，博物馆地下室阴冷潮湿，但陈邦怀每次来馆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鉴定起来，一丝不苟。当时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天津艺术博物馆工作的李先登回忆到：“陈老不止一次的告诫我，在博物馆工作，必须懂得文物，而库房是最好的学习场所，一定要安心做好库房保管工作”。正是在陈邦怀先生的谆谆教导下，李先登在库房潜心研究青铜器，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文物鉴定委员。
陈邦怀先生的儿子陈治永（敦煌学专家、语言学家）回忆到，陈邦怀在十年动乱中，身处逆境，仍恪尽职守，奋力保护馆藏图书资料，他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邪恶，拒绝写“批儒评法”的文章。动乱结束后，陈邦怀任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问和研究员，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天津分会第一任主席以及天津和全国性的多个古文字和考古研究机构的理事、名誉理事。
图 | 陈邦怀书法作品
陈邦怀先生生前将其收藏的多件甲骨捐赠给天津博物馆，而甲骨是天津博物馆镇馆馆藏大类之一。天津与甲骨渊源深厚，最早发现和认识到甲骨价值并加以搜购的学者之一王襄便是天津人。除王襄之外，陈邦怀、王懿荣、罗振玉、胡厚宣等甲骨名家，也先后和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天津博物馆馆藏甲骨约1800件，都是上面这些大家的原藏品，其中80余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天津博物馆也因此成为了“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中的十一家甲骨收藏单位之一。2019年，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天津博物馆还特别举办了《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
视频 | 2019年天津博物馆举办了《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点击播放视频观看）
今后当我们再进入到天津博物馆参观时，不妨追寻一下陈邦怀先生的足迹，多了解和学习一点甲骨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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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重义”的篆刻家沈次量
我们将时间回到1931年，陈邦怀先生进入到天津中国银行时，大多数人不太了解这位陈先生的深厚学识，但有一位一定非常高兴，他就是时任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的沈次量先生，为什么呢？原来沈次量先生是篆刻家，书法家，同时也专注于文物考古。
沈次量（1885 -1971），浙江吴兴人，单名沈钥，字次量，号孤盦、棳戡，斋堂为经训堂。抗战爆发后，前往西安的沈次量与当时在西安中国银行供职的陈邦直一同在陕西进行秦汉砖瓦的收藏研究（注：陈邦直是陈邦怀的堂弟，陈邦怀与其两位堂弟陈邦直、陈邦福并称“丹徒三陈”，都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
图 | 沈次量先生
图 | 沈次量写给潘仰山（潘世经）的楹联
沈次量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时，与他来往甚密的就有曾供职于天津中国银行的大藏书家陶湘（陶湘除了收藏书籍外，还收集书画印记），还有在天津居住的书法大师方地山，以及杨庸齐、祁君殷、胡楚卿等文化名士。经这些朋友介绍，沈次量与一位叫陈灨一的名士相识，并成为好友。陈灨一出身科举世家，博学能文，常年居住在京津两地，曾是袁世凯与张学良的重要幕府，常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政论，其在上海创办的《青鹤》杂志影响深远（陶湘曾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涉园藏书第一编记》）。陈灨一著述颇丰，其著作里面也记述了很多民国时期发生在天津的人和事。
1951年已病入膏肓的陈灨一将自己毕生所著诗文交给沈次量，请求其审定全稿，将其保存下去。沈次量其后为了不负亡友之托，将自己收藏的百余枚秦汉铜印售出以筹措资金，于1967年出版了陈灨一的遗作《甘簃诗文集》，使得这部重要的著作流传于世。从此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银行高管的沈次量先生所展示的“信”和“义”的高尚人格品质。
图 | 前排右起束云章、卞白眉、林凤苞，中排右一潘仰山（潘世经）、右三沈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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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骞从“图书馆学家”到“银行家”
曾在天津中国银行任职过的大藏书家有任凤苞、陶湘和胡宗楙先生，藏书家的书籍最终大多会捐赠给博物馆、图书馆，而在中国银行里就有一位图书馆学家，他就是1931年进入到中国银行任总秘书兼总管理处人事室主任的戴志骞先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志骞负责接收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任天津分行经理。在接收过程中，戴志骞积极征调人员，使天津分行很快恢复了营业秩序。
图 | 戴志骞先生
戴志骞（1888-1963），上海青浦人，单名戴超，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在进入到中国银行之前，戴志骞先后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和中央大学副校长。
戴志骞为何从图书馆学家跨界到中国银行工作呢？原来戴志骞因病在东北修养时深深感受到日本和俄国对我国东北丰富资源的觊觎之心，于是他决定做一个金融与投资领域的拓荒者，来有效地开发东北资源，发展中国的经济。正是基于这种爱国之心和坚定信念，戴志骞放弃了自己熟悉的专业，从头学起，最终成为了中国银行的高管。
图 | 戴志骞参加中国银行行务会议合影， 戴志骞（后排左一）卞白眉（后排左三）
中国银行，风云百年！
潘世经、纶兄弟故事，即将推送，
资料来源：天津新闻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
图片提供：邵桓、张翔、唐文权、陈硕
片头题字 海报制作：唐文权
编辑 整理：刘长虹